钱永祥：略谈

　　面对一个封闭压迫性的社会，知识份子的反抗义务不会比一般公民少，可是也不会多于一般公民。在这个意义上，我怀疑所谓有机知识份子的特殊地位。在汉语世界，公共型知识份子的出现和成长，就还是一个亟待努力促成的理想。这个理想，由于关系到社会生活的公共化、民主化，重要性并不亚于任何体制的改革、或者是民主的巩固。
　　在一篇纪念殷海光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文章里，张灏先生谈到了知识份子的类型问题。他认为，在大家较熟知的、葛兰西（AntonioGramsci）所提出的传统型与有机型知识份子之外，还应该分出一种公共型的知识份子。确实，公共型知识份子的概念，近年来时见使用（特别是在美国）。虽然这个概念的来源与精确意义不容易考订，不过它似乎确实带出了知识份子的某些特质，值得我们思索。
　　近代政治思想所谓的公共，指的乃是一种社会生活的形态，特色在于其间既充满差异、而又必须藉非权威的方式求取共识。让我们对这个说法做一点概念分析。差异指的是利益、认知、身份与信念、价值观各方面的差异；一群人如果相互没有差异可言，那是一种同质统一的状态，称之为有机的共同体可以，无足以构成公共生活。共识指的是能够接受经营共同生活所需要的规范与权利、义务关系；人们如果不求取共识，无异是说他们没有共存合作的需要，这样的一群人称为偶然的萍聚可以，无足以构成公共生活。所谓非权威的方式，指的是这种接受缺乏一个先在的目的或者价值标准，足以提供无庸争议的理由；如果共识可以由权威的方式达成，那表示权威之所以为权威，在先已经有了共识；这种团体具有其他的特定属性或者特定目的，却无足以构成公共生活。关于公共这个概念，我们都有一些直觉的理解。稍事反思，我们会发现，这些理解都预设了差异与非权威的共识这两个侧面。
　　公共生活的这两个侧面，乃是现代知识份子得以取得形貌与角色的社会基础。在今天，知识份子的特色，当然不会在于他的知识、专业技能或者职业分类。在学者、专业人士、官僚、作家等等身份之外，需要另立一个知识份子的范畴，说明了直觉上知识份子是另有其特质的。或许我们可以证明，这种特质，正是公共这个概念所企图捕捉、表达的。
　　知识份子的特质，大抵有两方面。其一，知识份子理应以宽容开放的说理与沟通来探讨议题；这意思是说，知识份子探讨议题的时候，不能诉诸人格、身份、学术、专业、传统、信念等等权威。这种以说理途径处理议题、却不能诉诸特定领域之权威的情况，乃是公共领域的特色；抹杀这种特色，我们就离开了公共领域，回到了教室、工厂、军营、董事会或者教堂。当然，这不是说公共的说理毫无依据可言；经验与逻辑都有遵循参考的必要，可是它们不是足以判定正当与否的权威。这个说理概念，罗尔斯（JohnRawls）曾经以公共理性名之。
　　其二，所谓没有可以直接诉求援引的权威，意思不啻是说，进行公共说理的时候，不能不对所面对的权威有所质疑和反思。为了贯彻公共的说理与沟通，知识份子不得不以怀疑与反思的态度，面对现存的事实、规范与价值观。换个方式说，现存的共识，本身对于公共性便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因为这种共识可能绝对化，成为拒绝接受说理考验的权威，也就是成为阻碍公共生活的因素。
　　以上所言，显示知识份子的特质，在于以开放而平等的方式针对议题进行说理。这种开放与平等，当然不是单纯的道德理想所能产生，而是反映了现代社会里藉非权威的方式在差异之间形成共识的结构性的基本需要。这种需要，促使公共型的知识份子扮演他们的角色。如果他们充分发挥了这个角色，社会议题就能获得比较开放而合理的陈述，也为社会提供了较多的说理与讨论的资源。对社会的民主生活，这可能是知识份子所能做的较大贡献。
　　这里有两个明显的问题。第一，如果社会还不允许差异存在、不容许非权威的方式形成共识，知识份子该怎么办？我想，除了协助差异性的论述出现、协助非权威性的说理方式出现之外，并没有甚么事是一定需要知识份子做的。换言之，面对一个封闭压迫性的社会，知识份子的反抗义务不会比一般公民少，可是也不会多于一般公民。在这个意义上，我怀疑所谓有机知识份子的特殊地位。问题在于，由于知识份子的职业本能是进行开放的说理和对权威的质疑，往往他们会与压制势力直接冲突。权威与反权威的冲突，最后演变成道统与政统的冲突。身为道统的承载者，知识份子会取得道德的地位，一则形成保护伞，再则也维系、号召一般人的反抗意识。就后一点而言，知识份子成为传统型知识份子，往往被视为社会良知，是有道理的。
　　这就联系到了第二个问题：知识份子自己是否愿意接受差异、接受非权威的共识之路，作为社会公共生活的准绳？以我个人的有限经验来观察，汉语世界的知识份子，在这个问题上的警觉与自惕还不够。不够的基本原因在于，汉语世界一般而言，社会分化程度与宽容异己的程度都较为有限。不够的徵候很多，其中之一是喜好用道德语言进行公共论述，另一就是喜好用学术权威干预公共讨论。
　　用黑白善恶的语汇描述社会现象、区分不同的立场虽然是人情之常，却也是知识份子应该避免的廉价武器。这不是说我们可能放弃道德观点，而是说在从事公共性的论述说理之时，以普遍与平等为念的道德要求，应该节制发自实质价值信仰的道德裁判、发自道德优越感的谴责和傲慢。前者维持了公平与平等，后者则注定会伤害公共领域的差异与共识原则。道德优越感如果进一步蔓延，僭称自己为清流、为社会良知所在，认为自己所支持的立场站在正义的一方，他人则甘于沉沦、甘为鹰犬，自然就更有藉道德口实裹胁公共论述的危险。
　　另一方面，学术知识应该只是公共说理时运用的资源，而不应该（韦伯〔MaxWeber〕会说不可能）成为社会做决定时依循的权威。知识份子追求学术独立不遗余力，却往往会忘记学术还有维持中立的必要。学术独立是为了保障学术领域的自主，学术中立则是为了保护其他领域尤其是公民平等参与的公共领域的自主，不要让学术权威干扰了其他领域的运作逻辑，尤其是公共领域中平等说理的规范。这个道理，当年韦伯曾经致意再三。不过，这种激进的多元论的意义，在一个结构性的分化还不算很深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可能是不容易体会的。
　　知识份子一本公民本分，进入公共领域发挥他们的说理本业与文化素养，为公共论述提供亟需的理知资源与说理典范，构成了公共型知识份子。如果以上的观察不算无的放矢，那么在汉语世界，公共型知识份子的出现和成长，就还是一个亟待努力促成的理想。这个理想，由于关系到社会生活的公共化、民主化，重要性并不亚于任何体制的改革、或者是民主的巩固。在今天，《二十一世纪》几乎是唯一一份有心照顾整个汉语世界的知识份子刊物，用以上的一点反省纪念这份刊物十年的努力，或许也有前瞻的意义吧。
　　原载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0年10月号，页74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