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岳首：以怎样的人性观设置政治制度

　　一个半世纪前，在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秘密”并把它看作人类高尚本性异化的根源。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人产生出来的客体反过来主宰了作为主体的人。在这种不人道、不合理的私有制下，资本沾满人的鲜血，人变得浑身“铜臭味”。人的劳动非但不能给自己带来自由，反而给自己戴上锁链。由此，马克思认定，只要消灭私有制，消除人的异化，人美好的“类本性”就可以回归，一个每个人“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放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的充分自由的人类共同体就可以实现。
　　半个多世纪前，在延安窑洞，毛泽东奋笔书写《为人民服务》时，人类善恶合一的自然属性就已经在他心中被“诗化”为他后来的诗句所描述的“六亿神州尽舜尧”。尽管诗人毛泽东有时也意识到“一个人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在他强夺政权后还是决意开展了一场场改造思想人性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对中国人轮番进行强制性的“整风”、“洗脑”、“斗私批修”、“文化和灵魂深处的大革命”。毛泽东深信，只要定期来一次这样的运动，“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式“风流人物”就可数遍“今朝”。
　　2003年6月，在贵州阳明山下“阳明精舍”最高规格接待来访者的“俟圣堂”内，康晓光与蒋庆先生促膝长谈后，遥望古老的星空，发“思古之幽情”，心中升腾起对圣人行“仁政”统治“凡人”美妙社会的无限憧憬。〔注〕两位“大儒”尽管也明了人既能行善又能为恶，却走火入魔深信儒学所说的经由“修心”、“教化”，“人皆可以为圣贤”。于是，两位携手分工准备大干建立仁政“儒士共同体专政”。一位着力于强制“凡人”特别是儿童读经的基础工作，鼓吹“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来要求凡人接受。”“对儿童来说，经典的学习必须进行某种强制，家长老师的严厉要求与督促就是强制。用中国的话来说，经典的学习不能让学生‘放羊’，自由主义的教育理论就是让学生‘放羊’。”（蒋庆《读经与中华文化的复兴》）另一位致力于游说当局推行“仁政”的高层运作，宣扬“看一看中国历史就知道了，当政统符合道统的时候，政治就稳定，当政统背离道统的时候，政治就不稳定。也就是说，只要统治者行仁政，就会天下太平，只要他们行暴政，就会天下大乱。而儒士也有两种身份，当政统符合道统时，他们是政权的支持者，当政统背离道统时，他们是政权的批评者，甚至是反叛者。所以，儒士不仅仅是维护稳定的力量，也是改朝换代的革命力量，当然也是复兴道统，重建政统的核心力量。我认为，这些思想和原则并没有过时，它们依然可以指导我们今天和未来的政治实践。”（康晓光《我为什么主张“儒化》”一时间，“读经”和“儒化论”在中国掀起轩然大波。
　　无论马克思幻觉中的“共产主义天堂”，毛泽东诗意中的“六亿神州尽舜尧”和康晓光、蒋庆先生憧憬中的“人皆可以为圣贤”如何千差万别，三者中明显的共同之处是：对于人性善的过高期待和对于“教化”功用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前两位“伟人”的幻想已分别被一个和半个世纪的失败的实践试验击碎，后两位“准圣人”的憧憬在笔者看来也难逃“落叶萧萧下”的结局。
　　纵观上一个世纪的历史风云，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特别是前苏联的实践给人类留下了可怕的集体记忆。最早识破列宁“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高出一百倍”的霸权话语、看清斯大林“大清洗”异见人士的残暴面目的中国人，恰恰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先生。一九四零年陈独秀“根据苏俄经验二十年，深思熟虑了七八年”在病中给友人的信写道：“你们错误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自列宁，托洛斯基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当着这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之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这都是大众所需要，也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余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所谓‘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实施的范围广狭不同，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陈独秀《给连根的信》、《给西流的信》转自胡适《序言》）
　　毛泽东浪漫主义人性观指导的中国群众运动也让中国人看到了满目的疮痍。本来，如果毛泽东真信人性本善，那根本就犯不着由他来发起“与人斗”的革命，但诗人浪漫的气质和革命家铁的意志使他自信具有造就“遍地英雄”的超人能力。周期性及强制性的“思想改造”运动过后，“张思德”、“雷锋”、“舜尧”不但没有大批量产生，呈现于神州大地的反而是遍野的“饥民”、“子民”和“暴民”，这就是清醒时的康晓光先生也认识到的毛泽东“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结出的苦果。厌恶这种浪漫主义人性观并对之进行最有力反拨的，便是在毛泽东手上“三起三落”的政治强人邓小平先生。正因为有邓小平先生对人的自然属性、天性较为清醒的认知，中国才终于步履蹣跚的走上务实的市场经济道路（邓小平先生的“过”另当别论。）
　　至于儒学，其人性观在中国已有二千年的影响。无论蒋庆、康晓光先生如何神化儒学（认为凡人无法理解、进入），也无论“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性本善”的论说在儒教中如何汗牛充栋比比皆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作为儒学内核的“礼”与“仁”并没有培育出多少“仁君”和“贤帝”。夺权后的帝王可以仁慈一时，在维护不可挑战的“王权”、“天理”和挽救摇摇欲坠的王朝时，他们无一不变身为“灭人欲”、“杀勿赦”的屠伯暴君。
　　心性儒学的“为仁由己”、“成贤成圣”等某些教条于人的道德修养、人格提升不无裨益。政治儒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等歪理却一直有效的维护了一朝朝王权专制的寿命，成功的阻挡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与上述诸种人性观不同，自由主义的人性观极为低调。自由主义者承认人趋利避害，“天使”“魔鬼”并存的自然属性，尊重人以正当手段为己谋利和保守自己财产的权利。认为人可能为善，也可能行恶，人的善可以升华，但人的德性、理性、知性均有限度且多是反复无常不可能稳定持久。
　　基于这样的人性观，自由主义者极力主张建构一个能够防范人的行恶，特别是防范操控公共权力的人行恶的社会政治制度。这种制度有别于其他社会政治制度的明显特征体现于对人行恶的高度警惕和对公权力会落入恶人之手的极不放心。
　　自由主义者宁愿以“先小人，后君子”的目光小心翼翼的盯着“掌勺者”，同时严防公共领域的政府权力越界侵犯私有空间。你是贤人仁君最好不过，你不是贤人仁君而是“伪君子”、“真小人”，制度也能制约和“揪出”你。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书中生动描述了人从“欲有所为”到“欲所欲为”的转换过程，描述了尼克松总统怎样面对严密防范权力的法律仍然敢冒“大不韪”允许特工提出“我们自己干”的旨在对抗传媒的“管子工”违法计划。后来人们还知道了另一总统克林顿如何在白宫的繁忙中偷空偷情而被“揪出”。
　　既然由万千选民精挑细选出来的掌权人尚且靠不住，难道我们还要轻信康晓光蒋庆先生推给我们的“圣人仁君”，轻信靠“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正名》）的“教化”，轻信靠“节欲”靠“克己”、靠“仁政”就可达“太平盛世”而轻易放弃建构最具实效防范权力的民主政体的努力吗？
　　制度强于人，仅仅寄望于掌握政府权力的人“举善心，加诸彼”的所谓“推恩行为”是幼稚可笑的；用“诛无道之君如诛一夫”的警告和道德谴责来劝君“自律”是苍白无力的；企图通过“仁政”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使天下“尽仁”、“至善”的构想最终也只能是危险的“乌托邦”玫瑰梦。
　　对政制问题的思考奠基于对人自身及其处境的认识，合理的政治制度构筑在多种因素合成的基础之上，人性观是这一基础的重要因素之一。认为雅利安人种是优秀种族，而犹太人则是贱民，这一观念的政治化就曾导出一个纳粹极权主义社会。那么，认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来要求凡人接受”的观念将要把中国引向何处？
　　由一班人站在自封的道德高地上，凭借国家权力来“教化”他人，这只不过是极权统治者对人民大众进行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奴役的一贯把戏。分析道德教化，人性改造与极权专制主义统治之间的关系，笔者将在下一篇文章展开论述。
　　2005110
　　〔注〕：笔者的友人曾应蒋庆之邀赴依山傍水的“阳明精舍”，故得知“精舍”内有各种“堂”“阁”“园”分别接待不同等级的来访者，2003年6月，蒋庆在最高规格的“俟圣堂”内接待康晓光。“俟圣园”有对联曰：
　　山中明月，照我读麟经，五千年往事胸中翻滚，赖王心断截，天元正始道在是；
　　林下清风，伴人观鸟迹，九万劫洪荒性里收尽，依圣学安立，知体培根命归焉。
　　（真话文论周刊，11220052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