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仍然在路上

　　“美国人做的，中国的农民不用学习和观摩，也全都做到了”
　　魏荣汉在山西省河津市张吴乡政府的办公室里，内心充满了烦躁和焦虑。
　　他刚刚接到乡干部从北王村火急火燎打来的电话：“完了！全完了！票箱被砸了！选票都被撕了！”
　　几个月来，张吴乡村委会民主换届选举的事，已在全河津乃至山西传得沸沸扬扬。他知道，某些人正期待着来一次乱子证明：在农村进行民主选举，时机尚未成熟。
　　魏荣汉本来要亲自去北王村投票大会现场的。但被干部们劝住了：魏书记，你不去，出了事儿，我们还有人可以汇报；你要是去了，出了事儿，就得直接向市里汇报了，那就闹大了！
　　那天中午，整个乡政府死气沉沉，“大家连午饭都吃不下”。在随后召开的乡党委会议上，不少人劝他：书记，咱别搞了。反正已经选了几个村了，就是不搞，咱已经是先进了！
　　“不行！”魏荣汉想都没想，一拍桌子，“无论如何，北王村的民主换届选举一定要推进到底。”他马上布置：立刻去通知，投票下午继续进行；重印选票，换颜色，加盖乡政府公章；通知派出所，跟我一起到北王村投票大会现场，我看谁还敢砸票箱！
　　回想起1995年的这个选举情景，魏荣汉仍有些紧张和激动。
　　现在，他已官至山西省运城市民政局副局长，仍主要分管基层民主事务。有人笑称他“专升本”。
　　他最不能容忍砸票箱、撕选票，“他们撕的不是选票，而是他们获得的民主权利啊！”
　　他说，如果当时听到这种论调：“中国国情复杂，民众也尚不具备民主选举的素质，一放开，就会乱”，也会觉得有道理。但现在，他完全抛弃了甚至鄙夷这种说法。
　　3个月前，他现场观摩了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最后角逐。
　　回来后，他说：“比起美国总统大选，我们山西农村村委会的换届选举毫不逊色。美国人做的，中国的农民不用学习和观摩，也全都做到了。”
　　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从中国农民选村官看美国公民选总统》，一经发表，便在互联网上迅速流传。
　　2003年，他的另一篇有关中国农村民主选举的论文《我们仍然在路上》，获得了全国《村级选举与自治机制》有奖征文一等奖，美国前总统卡特先生在北京亲自为他颁了奖。
　　“我就是想让人知道：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民主选举，完全不是你们想像的那样。”
　　“我有权任命村里的领导；但我也有权把这个权力下放给村民”
　　今年47岁的魏荣汉，出生在农民家庭，“文革”后从农村走进大学，然后当了近20年的乡镇干部。2002年任山西省运城市民政局副局长前，他“大半辈子都在和农民直接打交道”。
　　他还记得，在人民公社模式统治农村的时候，生产队长常常任意呵斥甚至打骂村民。但每个人都敢怒不敢言。
　　“一个人怎么可以那样？”看到村民对队长卑躬屈膝，魏荣汉既不解又气愤。
　　作为一个有知识的农村青年，他很早就有了这种想法：“是不是能让村民来决定谁来领导自己，不再受人欺负？”
　　1982年，从山西大学农学系毕业后，魏荣汉开始担任乡镇干部，他似乎找到了答案：民主选举只有让村民自己掌握了决定领导人的权力，领导人才可能处处为农民着想。
　　从那时起，他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等待实践这个他从青年时代便日思夜想的方案。
　　“为什么要等？因为没有法律。因为我一直是副职，说了不算。”他笑。
　　这条路终于在1995年开始了。魏荣汉调任山西省河津市张吴乡党委书记，开始用一把手的“强权”，在全乡大力推行依法民主换届选举。
　　“虽然是试行的，但我们有法律，为什么不依法办事？”面对乡党委班子里的犹豫和质疑，魏荣汉回应，“怕什么？有什么好怕的？我是党委书记，一切责任我全担！”
　　魏荣汉完全理解这些犹豫和质疑。那时，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的第7个年头，但在全国，依法进行村委会换届选举的例子尚不多见。
　　他感到荒唐，“有法，但不依。依法，有人说你出风头；不依，倒没什么追究责任的程序。”
　　1995年秋天，张吴乡的村民第一次依法享有了民主权利。民主换届的标语在全乡大张旗鼓地贴了出去，乡干部都被派到村里，帮助农民学习法律，制定选举程序和办法。
　　有农民跑到魏荣汉的办公室里问：“你说搞民主选举，是真的还是糊弄人的？”
　　“当然是真的。”
　　“那党支部提的候选人，我们哪儿敢不选？”
　　“你们也可以提呀。你们今晚就回去商量，明天提个你们相中的候选人。”
　　“我们提的候选人，和党支部提的能一样？”
　　“当然一样。从地位到程序都是平等的。”
　　“当真？”
　　“当真。”魏荣汉拍胸脯：“谁敢搞不平等，你们来告诉我，我处理他。”
　　北王村的撕票事件，是他没有料想到的。他从中感受到，一套公正、透明、合理的选举办法是不可或缺的，但此前被忽视了。
　　这个宝贵的教训很快就用在了张吴村的选举中。
　　这是一个群派分明的村子，两派力量长年旗鼓相当。“只要一派的人上台，另一派肯定不断地到乡政府去告。这次是这一派上台，下一届肯定就要换另一派，否则工作就没法开展下去。”
　　怎么能让选举过程既公平又顺利？“你不能不佩服劳动人民的智慧。”魏荣汉感慨。
　　村民们想出了秘密划票的办法。没有那么多房间，在空地上拉几根绳子，用床单作隔；对于不能到投票现场的老人，流动票箱必须由两派的人一起掌管，票箱放置好后，持票箱的人一起后退3丈地。
　　魏荣汉“扑哧”乐了：投票那天的张吴村可好看了，红的绿的床单挂了一院子，一大队人浩浩荡荡端着流动票箱走在村里市领导和人大代表都到现场去观摩，说：这种场面从没见过。
　　由于其他闻风而动的乡里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事件，张吴乡的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不得不在上级命令中草草收场：十来个村里，只有七八个成功进行了民主换届。
　　魏荣汉不免有些遗憾。但是，整个运作强化了他的信心：不是农村不能进行民主选举，关键在于乡政府的决心，以及如何引导。
　　不过，魏荣汉在下这个决心之前，也有过犹豫。
　　“为什么不愿意推行民主选举？不就是怕乡里喜欢的、相中的人选不上嘛！我也怕。”他说，“选不上，乡政府布置的工作可能就难执行；遇到事情，村干部不和乡里保持一致，就会出麻烦。”
　　他说，在其他地方，也存在乡政府领导与村干部之间的“钱权”交易：乡干部收了村干部的“好处”，就不得不“保证”他上任。
　　魏荣汉作出了选择。
　　“什么是权力？”他回忆说，“我告诉乡政府的人：我有权任命村里的领导；但我也有权把这个权力下放给村民。这二者都是权力。我选择后者，并不是放弃了权力，放弃了党的领导。”
　　现在，魏荣汉承认这个说法并不全对，可这当时使在场的其他人理解了他。
　　“看到以前神气活现的村干部，现在对俺点头赔笑，俺才觉得，这个选民当得真有面子啊！”
　　3年后，魏荣汉调任河津市城关镇党委书记。与此同时，那部寄托了他理想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经历了10年的“试行”后，终于正式成为法律。
　　“如果这时再不搞民主换届，可就真的违法了。”魏荣汉想。
　　城关镇是河津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搞民主选举，必须慎而又慎。
　　魏荣汉镇党委书记的“权力”又一次帮助他说服了其他人。
　　张吴乡的民选经验使魏荣汉更有信心，“首先，要有一套严谨、详细、公开、公平的选举办法”。
　　村选举委员会如何成立？候选人如何产生、如何排列？怎么选举唱票、监票、计票人？如何保证秘密划票？如何保证选票不被夹带修改？如果候选人的票数都没达到法定票数，如何再次组织投票？
　　1999年春节过后，面对这些问题，在镇政府的讨论会上，自发地形成了两股力量，一股扮演找茬儿的角色，另一股寻找对付找茬儿的办法，吵翻了天。
　　几天后，一份有16条内容和14条注意事项的选举办法出炉了。魏荣汉很得意，打趣说：“送克林顿先生审议，看美国有无这么详尽的选举办法。”
　　这份文件规定：村选举委员会必须由村民推选产生；候选人必须由海选或其他直接提名方式产生；候选人不得加入选举委员会；公布候选人后，必须经过20天方可投票；必须秘密划票；必须公开投票；必须在有村民代表监督的场所公开唱票；必须在投票当日唱票计票完毕；一律不得使用流动票箱；每位选民不能接受超过三人以上的委托投票，而且只限户内；所有与换届选举有关的决定，必须用广播、海报几种方式，通知全体选民
　　魏荣汉说，所有的规定都有其不可缺少的意义：
　　为什么取消流动票箱？因为流动票箱最容易作假，最容易失去监督；
　　为什么不能接受三个以上的委托投票？为了保证每个选民的权利最大限度得以实现，同时防止村霸威胁选民；
　　为什么必须有20天的竞选期？就是要让候选人和村民充分加深了解；
　　为什么必须用几种方式同时进行公告？就是为了防止有人从中捣鬼，蒙蔽选民。
　　而在规定的选举办法程序之外，镇政府也好，村党支部书记也好，都不得在选举过程中发号施令，“将一切权力交还给村民”。
　　这份选举办法被复制了上万份，发送到城关镇13个村子的每一户选民家中征求意见。那一年的秋天，换届选举正式开始后，深思熟虑设计的选举办法，见到了成效。
　　在只有900多名选民的西关村，几乎每天都有内容各异的竞选材料上墙。今天出现一张“誓为村民立壮志，敢叫西关换新颜”的保证书，第二天就有人回敬一张《评“誓为村民立壮志，敢叫西关换新颜”》的质问信；选民们上午刚接到一份竞选材料，下午就有针锋相对的驳斥材料接踵而至。
　　高家湾村人口众多，开大会很困难，村选委会独出心裁，搞起了直播的“电视辩论”。从未登过如此大堂的农民竞选者，有的慷慨陈词，发表自己的施政纲领；有的说不出个所以然，急得满头大汗。
　　米家关村则召开了热闹的演讲会。一位候选人情绪饱满地上台演讲，承诺自己竞选成功后，将进行民主管理，带领大家致富。选民立刻质疑：你说每年给俺们分红，俺想问问，钱从哪儿来呀？
　　魏荣汉说，那些天里，各个村子里像过节一样，各自为了自己拥护的候选人吵个不亦乐乎，有的人家竟因“政见”不同，闹起了纠纷。每天早晨，村里的地上铺了一层参选者分发的竞选材料；入夜，还不断有人敲门拉选票，搞得村民都烦了，嚷道：“睡了，从门缝塞进来，俺明早看吧。”
　　“美国的总统选举，哪儿有我们这儿热闹啊！”老魏点了一根烟，得意地说，“农村是熟人社会，都知根知底的，谁也糊弄不了谁；选票就那么多，一张都不能放弃。”
　　投票前夜最为惊心动魄。
　　候选人和各自的竞选班子分头到每一位选民家里作最后的争取。小一点儿的村子，被脚步声、敲门声和招呼声充斥；大一点儿的村子，竞选队伍骑着摩托，包了出租车，连夜奔忙。
　　“那些日子，村子里的狗可累坏了。”老魏嘿嘿乐着，“都是整宿整宿地叫哇！”
　　由于取消了流动票箱，投票当日，有摇着轮椅来的老大爷，有举着输液瓶来的老太太，还有特地从外地赶回来的打工仔。在规定投票时间结束前的一个小时，一个村的竞选者甚至拿出了未到会选民的花名册，派出租车逐一将他们请到选举现场。
　　镇干部纳闷：“那么多人，你咋知道谁没来？”
　　竞选者一脸惊讶：“全村的选民俺能倒背几个来回，谁没来，咋能不知道？没这点能耐，还竞选啥村官？”
　　有人说：乱了，城关全乱了。
　　魏荣汉却不这么看：“这不是乱，这是觉醒。”
　　至今，他还记得一位外号“土秀才”的选民兴奋地对他说：“看到以前神气活现的村干部，现在对俺点头赔笑，又递烟，又套近乎，俺才觉得，这个选民当得真有面子啊！”
　　城关镇13个村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在2000年春天田地开耕前全部结束。
　　魏荣汉列出了一系列让他骄傲的数字：全镇98的选民投票率；在选票上出现的名字达1800多个；当选者得票率多在50～60之间；有6个村第一轮投票没有选出，又进行了第二轮投票“如果有人问我，是不是真的民主选举，这些数字就是证明。”他说，“如果不是民主选举，不可能有那么多人被提名吧？不可能有选不出来的吧？不可能得票率刚刚过半吧？百分之百通过的人，百分之百不是民主选举出来的！”
　　“坚持党的领导的目的是什么？是保证农民依法当家作主，而不是替农民当家作主”
　　竞选并非一帆风顺。在绝大部分村里，都出现了一些无法预料的“突发事件”。但是，2002年，
　　魏荣汉调任运城市民政局副局长后，通过观察全运城的村委会换届，他从另一角度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些事件并不是真正的“突发”，而是在修这条民主制度的康庄大路时，必须攻克的“堡垒”。
　　2003年4月，三位自称是芮城县风陵渡镇东柏台村的人，怒气冲冲地跑到他的办公室，进门劈头就问：你是管农村选举的，你说选委会的权力是什么？群众说我们是骡子毬，不顶用，还不如当叫驴好！
　　魏荣汉急忙安抚，才渐渐听明白，原来，这个村的党支部为了获得组织选举的权力，进行了一次偷梁换柱的“魔术”：
　　选举工作启动后，在村民的强烈要求下，党支部同意选委会由村民推选组成，但定下了一个规矩：选委会主任必须由支部成员担任，每张推选票上必须有一名支部成员，否则是废票。村民们同意了。经过推选，党支部副书记被选进了选委会，并由其他委员推选为选委会主任。按照法律规定，剩下的工作应由选委会组织领导。
　　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党支部突然成立了一个“村委会换届选举领导组”。没被选进选委会的党支部书记，按法律不能参与选举组织工作的下一届村委主任候选人，摇身一变，都进了选举领导组，分任组长、副组长。他们要求每次选委会会议都要参加，并美其名曰“联席会议”。但是，会议必须由领导组的组长、副组长主持，而选委会的成员都成了摆设。
　　村民们提出，这种做法是不合法的。党支部书记却说：“中央要求加强党对选举工作的领导，谁反对就是反对中央。怎么，不要党的领导不是？”
　　就这样，选委会和党支部彻底闹崩了。选举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来人说：“以前我们吃亏上当多了，每次选举都是他们以党的领导为招牌，打着民主的旗号来愚弄我们，选委会成员全由支部指定，整个选举由几个人操纵。这次我们要求严格按法律来，结果却是这样！”他们问魏荣汉：“你说，我们选委会的权力到底是什么？如果党支部是这样领导选举，那法律规定我们选委会干啥？”
　　魏荣汉答不出来。
　　事实上，这样的问题，他已经知道了不少。某村因选委会主任中途退场而无法确认选举结果，群众将镇政府工作人员围攻了一个晚上；某村因选委会的问题而使选举反复了几次，最终还是镇政府派人主持了选举。结果呢？还是有人上访告状，对镇政府抛开选委会直接组织选举提出质疑；而在另一些村，不论当地党组织怎样强调和引导，村党支部成员在选委会中还是剃了个光头，无一支部成员被村民选入选委会。
　　“坚持党的领导，无疑是正确的。”魏荣汉说，“但坚持党的领导的目的是什么？是保证农民依法当家作主，而不是替农民当家作主。”
　　但在他看来，这个问题“目前还无法很好地解决”。因为，尽管村委会的换届选举已经立法，但村党支部的成员绝大多数没有经过选举，在“党外民主没有带动党内民主”的情况下，即使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村委会，也不能保证普通村民的权力真正得以实现。
　　“有反对者就不一样了，它可以避免当权者的腐败和决策失误，而且社会成本极低，社会效益极佳”
　　行进在这条路上的另一些沟沟坎坎，虽不像东柏台村那样棘手，却也让人费尽心思。
　　万荣县里望村是个有2000多口人的大村。老村委主任老刘五十开外，一生务农，作风正派，乐于助人，在村民中享有较高威望。在2003年的换届选举中，他连任的希望很大。
　　但是，意外发生了。“海选”候选人时，不吭不哈的老刘只得了个“第三”，被淘汰出局。而活动积极、旗帜鲜明的两位后生小张、小李以高票当选为合法的村委会主任候选人。
　　小李担任过多年的村党支部书记，时任村党支部副书记。有经历，有实力，有相当一部分铁杆选民，被称为“实权派”。小张虽无官无职，但思维活跃，此次竞选公开向选民承诺：如当选，自己出资15万元，作为村里引资上项目的启动资金，为村民谋福利，被称为“少壮派”。
　　面对“海选”结果，老主任憨憨一笑，说，猫老了，不逼鼠。还是让年轻人干干，对我对村民都有好处。
　　但是，事态的发展出现了戏剧性变化。
　　支持张、李的村民天然地形成了两个派别，摆开了决斗的阵势。这引起了村里一些老党员、老干部的“警觉”。他们认为，若他们二人中一人当选，必然会引起另一方无休止的反对与告状，村将永无宁日。老党员、老干部仍然希望新的村委班子是个没有反对派的新班子。他们开始做工作，实质是“责令”李、张二人退出竞选，力保老主任再次当选。
　　慑于村情及迫于压力，李、张二人答应了这个要求，分别以书面方式向选委会递交了不参加竞选的保证书。本不想再“逼鼠”的老村委会主任，竟然成了惟一的候选人。
　　里望村看似风平浪静了。投票按期进行。
　　然而再次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老主任的得票率未过半，而选票上“另选他人”栏中，又活生生地蹦出了仅次于老刘的小张、小李。
　　依照选举的有关规定，需再次进行投票，候选人应为得票最多的老刘和小张。
　　小张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立即写出书面申请：恢复他村委主任候选人的资格。
　　这下，小李不干了，他拍起了桌子：“按原来向选委会递交的保证，除老村长外，谁也不参加竞选，谁也不能作为候选人。如果小张想当候选人，那谁也别想选成。”
　　在老党员和老干部的责令下，小张再次宣布退出候选人名单。
　　半个月后，里望村进行了只有一名候选人的等额选举，选票上仍保留“另选他人”一栏。
　　投票结果公布，小张在“另选他人”一栏中又以第一名的得票率蹦出来，且超过三分之一。小李和老刘追随其后。“少壮派”竞选成功。当选委会征求小张的意见时，他毫不推辞，表示愿意干。选委会据此确认小张当选有效。
　　听到这件事时，魏荣汉有些抑制不住的兴奋。“选举选举，没有竞争，就谈不上竞选。”
　　“当然，选举是有风险的。”他笑，“选上个歪人咋办？那还有罢免程序嘛！三年之后，还有下一次换届嘛。大家觉得上次选错了，长了智慧，下次就会格外小心。民主制度本身就是纠错制度。”
　　在里望村换届选举结束3个月后，魏荣汉到万荣县去调查。提到里望村时，乡党委、人大主席、民政助理员都说，“少壮派”的承诺已开始兑现，新的村委会工作也很得力，没有出现老同志们担心的“大乱”。
　　“他哪敢出岔岔啊？‘实权派’的人一直在盯着呢，几百张反对票搁在那儿，他敢胡来吗？”乡里的人对老魏说，“别说下届选举结果怎样，届内的罢免还等着呢！”
　　这件事让任了十多年乡镇干部的老魏感到羞愧。
　　“我们的县、乡一级领导干部选举，哪一个不是举手如林、全票通过？但是结果呢？”他顿了顿，“一旦选上了，就没选民的事儿了。”
　　“但有个反对派就不一样了，它可以避免当权者的腐败和决策失误，而且社会成本极低，社会效益极佳。它的作用是纪律检查机关无论怎样也代替不了的。”
　　在《我们仍然在路上》中，魏荣汉将里望村的选举事例写了进去，他说：“反对票是一笔财富，它的价值在于当选者能认识到自己的差距。萨达姆当政时，举臂如林，一致同意，无一反对，这才是全世界谁都不相信的荒唐闹剧！这种貌似稳定的统治，会将国家引向灾难宁可有可以反对的反对，不能有必须拥护的拥护，这才是理性的一个具有民主文化，富有竞争，与时俱进的社会，必将激励人们的勇气和信心，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走到民主这条路上。这是历史的潮流，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潮流”
　　20多年的农村工作经历，他越来越感到这份工作的沉重：“民主是一个系统。民主选举只是第一步。如果仅有民主选举，没有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民主决策，真正的民主还是无法实现。”
　　在几届换届选举的尝试中，魏荣汉发现，凡是竞争激烈的，都是那些集体经济发达的村落。但另一方面，这些村子里矛盾最大、上访最集中的问题，也是集体经济中的问题。这些与村民生计密切相关的村务，既是村民积极参与竞选的动力，也是阻碍他们享受真正民主权利的心理羁绊。
　　2003年，河津市下化乡老窑头村发生了全国皆知的“天价村官”事件。几位候选人为了能够竞选成功，竟公开向选民送了共计230余万元人民币。
　　魏荣汉清楚，如果背后没有巨大的利益，没有人会花如此大的成本竞选村官。但是，老百姓为什么不珍惜手里的民主权利，向钱投票？为了调查清楚，魏荣汉先后去了十几次，力争和每一位村民进行深入的交谈。
　　经过近一年的调查研究，他的结论是：这不是一个突发的个案，而是多年农村政治经济管理体制矛盾的集中反映。
　　老窑头村地处有名的“煤乡”，主要经济来源全靠3口煤矿。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村里人用煤、用电、孩子上学，都不用交钱，还盖起了漂亮的村委办公楼和大舞台。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煤矿的经营管理、承包、转让，渐渐都变得“朦胧”了。十多年来，煤矿包给谁，上缴利润多少，都由村委和党支部说了算，村民从没有说话的资格。一口年产值几百万元的煤矿，村里每年收的承包费只有8万元，村民分文捞不着。
　　但是，村里先富起来人都是历届村委、党支部干部。他们在城里购置了价格不菲的豪宅，开着豪华小汽车，拥有巨额财产。当了几年村官后，全家便一举完成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
　　村民们反映：“谁当了村干部，煤矿就是谁的”。而对于承包合同内容、村民如何监管的问题，他们的回答多是：不知道。
　　当了村委、党委干部，还意味着将成为“理所当然”的人大代表。村民们大多不知道人大代表是何时选的，能代表他们什么。他们只知道，党委、村委干部总是能当选。而村民们十余年来上访要求解决的问题，却一样也没有着落。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村民对村干部、对民主、对法律，都已不抱希望。“谁当都一个样！”“啥承诺，都不算数。”他们更愿意在自己手里的选票还有点用处时，拿来换钱。
　　“有人说，农民素质低，不配享有这种民主权利。”从老窑头村回来后，魏荣汉十分苦闷，“其实谁也不憨，老百姓心里比谁都明白。他们也在权衡：拿到钱，总比选完了啥也捞不着强。”老窑头村的问题，是民主制度不健全的问题。
　　出乎意料的是，即使发生了老窑头“天价村官”事件，魏荣汉依然坚定地站在推进民主选举一方。
　　“有，就比没有强！竞选人能花这么多钱去买选民手里的票，正说明他们也看到了决定谁当村官的权力转移了。他想给上面送钱来指定，也不管用了啊！”他顿了顿，“民主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习惯。指望一天两天就能养成这种习惯，可不成。”
　　从1995年到2003年，魏荣汉从三届村委会民主换届选举中，越来越明晰地感觉到了希望。
　　他刚在城关镇走马上任时，从每天一大早直至深夜，不断地有村民来上访。但民主换届选举后，上访量明显减少了，也没有出现一些老同志担心的“大乱”。
　　“村子里的人都盯着呢，看你竞选时做的承诺能不能兑现；你的‘反对派’也盯着呢，看你上台是不是就能比我干得好；竞选成功的人心里也不踏实啊，几百张反对票是真实存在的，他心里也得寻思寻思：干不好被撵下台，多丢人啊！”
　　在魏荣汉回访过的村子里，大多数村民愿意接受民主投票的结果，一些没有竞选成功的人，不仅担负着强大的“监督”职能，还摩拳擦掌，准备三年过后，再次参加竞选。
　　“历史是个不动声色的看客，它总是步履匆匆，从不为某个人驻足留恋。人类政治文明的步伐，一刻也没有休停，谁也不等，也在不断地往前走”
　　这是魏荣汉最喜欢的一句话。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走到民主这条路上。这是历史的潮流，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潮流。”（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