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的“贵族”现状及其未来

　　任何社会都有“贵族”群体。有时，这个群体也被称为精英群体。但贵族和精英群体又有区分，精英更多指的是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而贵族更多指的是有钱有势者。从历史发展经验来看，一个社会贵族的结构和特质，不仅决定这个群体本身的未来，同时也会深刻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前途。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很快从毛泽东时代普遍贫困的无产阶级社会演变成为“贵族”社会，即社会分化成为少部分富人和大多数穷人。在其它社会，贵族不仅仅指的是经济因素，而且也是教育和文化因素，也就是说，用来衡量“贵族”的是综合因素。但在中国，社会等级是用拥有财富的多少来衡量的，简单地说，“贵族”指的就是有钱有势者。从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贵族的前途，并不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今天的中国，权贵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已经充满矛盾和敌意。
　　在很多社会，尤其是非民主社会，有钱有势者往往是贵族，也是统治阶层。在大众民主产生之前，大多数社会实行的都是贵族统治。大众民主的来临摧毁了贵族统治的传统合法性。不过，大众民主并没有排斥贵族统治，只不过是贵族已经不能天然地享受和垄断统治权了，而是必须和其他社会群体分享统治权，并且贵族对统治权的分享，也必须经过政治过程（例如选举或者社会认可的任命）。
　　贵族统治如何长久？这是前民主时代人们所探讨的问题。欧洲贵族就是一个典型，他们在这方面还是设计了很多办法的。例如贵族一般都非常注重培养和训练后代成为好的统治者。贵族学校就是一个例子。在贵族学校，贵族子弟往往被要求过艰苦的贫民生活，走出城堡，了解社会。实际上，在早期，贵族往往是政治社会改革的先驱者，人们所看到的大多非常先进的思想，是贵族阶层生产出来的。不过，能够和社会接触的贵族毕竟是少数，贵族统治的先天合法性还是导致了这个阶层统治能力的弱化，最终让位于民主。民主使得贵族政治得到转型，贵族除了继续享受其经济和社会网络方面的一些优势之外，并没有其他什么优势，他们也必须与贫民一样走过同样一个政治过程。
　　在亚洲，日本是典型的贵族社会，也走过了和欧洲贵族差不多的一个过程。日本贵族对其后代的要求和训练远较欧洲的严格。在日本贵族居住的城堡内，不难发现特别设计的“思过室”，贵族子弟一旦被认为犯错误，就会被送进“思过室”，少则几天，多则几周，主要是要培养贵族精神。日本发展出闻名的“武士道精神”，承担责任被视为是最高的美德。这种情况到今天都可以看得到，日本政治人物具有高强度的羞耻感，一旦感到自己没有尽职，就会自动辞职。当然，即使有这样那样的制度保证贵族的质量，日本贵族也同样没有避免衰落的命运。不过，日本政治生活中，政治家族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难在政治家族制度上找到日本的一些贵族精神。
　　传统贵族不能世袭
　　中国本身的经验又如何呢？传统上，中国的一些王朝可以生存数百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一个朝廷要生存数百年实在很不容易。王朝又是如何生存和发展的呢？史学家钱穆先生指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制度条件。第一，中国的贵族不能世袭，就是说，尽管每一个朝代都有贵族，但贵族是不能世袭的：“从秦汉以后，封建制度早已推翻。单只皇室一家是世袭的，除却皇帝可以把皇位传给他儿子之外，政府里便没有第二个职位，第二个家庭，可以照样承袭。郡太守不能把郡太守的职位传给他儿子，县令不能把县令的职位传给他儿子”。
　　但是，王室这个家族的继承制度也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王权时代，中国也发展出了很多培养接班人的制度。例如，皇帝让众多儿子之间进行竞争，让他们接受各种训练，大都是吃苦的事情。因此，中国有古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又如皇室的老师权力很大，他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包括体罚学生来培养未来的皇帝。
　　其实这些制度非常重要，主要是要考虑到皇帝的能力、权力和责任之间的关系。总体上说，权力必须和能力相应，权力必须和责任相应，而责任和能力之间也必须是对应的。如果任何两者之间出现不对称，就会出现大问题。一般上，皇帝的权力是很大的，但并不是每一位皇帝都很有权力，这主要是取决于其能力；同样，皇帝的责任也是很大的，但并不是每一位皇帝能够承担其这个责任，同样取决于其能力。能力弱的皇帝，例如刘阿斗，运气好，有一个忠诚的诸葛亮，就没有问题。但如果没有，皇帝照样会成为傀儡甚至是阶下囚。
　　第二个制度条件便是皇室和政府的分开。钱穆告诉我们：“拿历史大趋势来看，可以说中国人一向意见，皇室和政府是应该区分的，而且也确实在依照此原则而演进。皇室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皇权和相权之划分，这常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题目。”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一个朝代能够维持数百年，相权及其支撑相权的官僚结构非常关键。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公务员队伍或者官僚体系非常重要。在传统中国，王权是垄断的，但相权也就是官僚权是开放性，开放给所有老百姓，所有的社会精英。汉朝曾经实行过举荐制度，但后来废除了，主要原因是举荐者往往有私心，举荐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后来发展出非常公平的考试制度。中国的官僚职位没有继承性，但没有继承性并不表明没有了机会；官员的子女也要像其他社会成员一样，经过考试。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官僚体系的开放性，有效地实现了社会流动，社会成员都有机会凭借自己的能力来进入体系。所有这些制度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任人唯贤的精英制度（meritocracy）。
　　今日贵族阶层前途充满危险
　　回到今天中国的贵族，无论从国际经验还是中国历史传统来看，这个阶层似乎处于一个非正常时期，他们的前途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充满危险。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如前面所说，中国的“贵族”只是经济和权力意义上，重在“贵”字，而“贵”则仅仅是经济货币意义上的。聚财是贵族的特征。至少到现在为止，人们还没有发现中国的贵族包含有任何可以称之为“贵族精神”的东西，例如有社会关怀心和同情心、能够吃苦、有进步思想等等。相反，无论在权力的获得还是财富的获得上，贵族毫无道德，权力和财富本身成为贵族的最终目标。在大多数民众眼中，贵族没有任何统治合法性，尽管这个阶层是实际上的统治阶层。
　　第二，中国的贵族没有能力，在其所拥有的权力、能力和责任之间高度不对称。中国的“贵族学校”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所谓的贵族学校到处都是。条件优越是贵族学校的一个主要特征，家长把子女送到贵族学校，主要是不要让他们吃苦。也可以说，贵族学校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和社会上一般的学校区别开来。因此，和现实社会隔离开来，也是贵族学校的又一个主要特征。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很简单，贵族学校的学生根本不了解真实的社会是怎样的？实际上，这也是今天从贵族学校出来的学生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无论进入本地大学还是到国外留学，他们都面临如何融入现实社会的困境。
　　第三，中国出现了相当普遍的“任人唯亲”现象。“官二代”就是其代名词。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用人制度越来越受到权力网络的影响。那些身处权力网络内部的人的子女，远较那些身处权力网络之外的人的子女拥有更大的机会。实际上，一般的贫民，不管其多么优秀，越来越没有机会进入权力系统。也就是说，中国特权阶层（或者贵族阶层）开始封闭化、城堡化，自己进入了权力的城堡，就把城门关起来，不让其他人进入了。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也面临着一个大众民主化的时代。任何形式的贵族政治，在中国老百姓的眼中不具有合法性。即使传统上，中国人也最具有政治平等观念，就是陈胜、吴广那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精神。到了今天，这种精神不仅在延续，而且因为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更得到了强化。今天中国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仇官”现象并不难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贵族能够修城墙，但城墙修得多厚也会无济于事。如果老百姓被关在城门之外，围城只是迟早的事情。
　　中国的贵族向何处去？如同所有其他社会，改革特权政治是唯一的出路。改革特权政治就是政治的民主化、平民化。民主化之后仍然会有贵族，但那时的贵族是平民化基础之上的新型贵族，也就是一个开放社会，任何社会成员都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贵族的社会。这种变革对贵族本身还是对社会都有好处。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变革，贵族和老百姓两者之间会处于长期的对立状态，最终双方都会是受害者。也就是说，尽管今天的贵族可以随意鱼肉人们，但到了明天，这个群体可能不再风光，甚至变成人民的阶下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