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越来越多社会群体事件表明什么？

　　最近在重庆、四川、河南等地发生的群体事件再次把外界的注意力导向了中国是否会发生一场社会革命的问题。重庆事件很典型。一个自称政府官员的人在街上殴打了一名搬运工人。该事件马上就引发了数万名群众在当地政府大楼集结抗议。一些示威者冲击了政府办公楼，烧毁了公务车，并同防爆警察发生了冲突。
　　诸如此类的事件传达出了什么样的重要信息？中国会不会出现大规模的社会不稳定？
　　实际上，最近几年，这样的群体事件已经屡见不鲜。尽管类似的冲突在世界各国都有发生，但在中国最近发生的这些事件则反映出社会的分化程度和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的深刻矛盾。重庆事件本来和官员没有任何关系，但一旦当老百姓听说有官员涉及，就蜂拥而至，酿成了一场自发的集体运动。
　　还须要消除危机根源
　　中国政府在如何控制社会群体事件或者社会运动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有能力对一些突发事件进行危机管理。在避免全国性的群体事件方面，最明显的就是确立了一种集权和分权相结合的制度。一旦有危机发生，最高领导层就会马上介入其中。而在平常时刻，各级地方政府必须负责地方的社会稳定，就地控制和解决社会危机，这样就可以避免危机的扩大，成为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事件。
　　但是，危机管理能力的提高并不表明政府能够消除产生大规模社会危机的根源。管理危机和消除危机根源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政府管理危机的能力的确提高了，但这些年来，规模不等的社会群体事件从来就没有间断过。简单地说，可以把当今中国社会的群体性事件归纳为两个类别。
　　事件要求参与者到场现身。如果管理或者处理不好，能够马上酿成暴力事件，对社会稳定产生立刻的负面效应。这类事件并不少，城市下岗工人罢工和农民集体上访抗议等等都属于这类群体性事件。
　　另一类群体事件发生在互联网上，并不要求参与者现身，更多的是表现为“言语”参与。这类事件最近几年也越来越多。每当一个事情发生，人们就迅速聚集起来，把互联网当作平台，从而形成一个重大社会事件。这类事件包括孙志刚事件、“非典”事件和宝马事件等等。这类事件也不可小看，因为它同样可以起到社会动员的作用。而且，因为互联网上往往是事实和谣言并传，且速度也要比前一类快得多，因此对社会的冲击会更大。
　　尽管这样那样的事件迄今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对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的负面影响不可小看。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教授贝辛格（MarkR。Beissinger）两年前出版了一本分析前苏联如何解体的书，书名叫《民族主义动员和苏联的解体》（NationalistMobilizationandtheCollapseoftheSovietState）。很多人把苏联的解体归咎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耶尔辛等人的高层权力斗争，但贝辛格则发现导致苏联解体的最初原因就是接连不断的群体性事件。他收集了前苏联从年到年的历史所发生的所有规模不等的群体性事件，分析这些事件如何导致苏联的最终解体。
　　在年，前苏联各地发生的事件也表现为个别性，并且各地政府都能使用各种方法加以控制。当时苏联的解体还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情。但在以后的几年中，这种事件层出不穷，传播到苏联的各个共和国，形成为巨大的民族主义运动冲击波。一旦苏联高层出现权力斗争，这个冲击波很快就令苏联解体。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个解释并不复杂，无非是想说明中国人经常所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虽然贝辛格讨论的是苏联的民族矛盾，但对我们认识中国所面临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忽视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不管它们的规模如何，也不管它们得到了如何有效的控制。如果一味让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对现政权的负面效果不堪设想。
　　一系列的群体事件可以动摇人民对政权的信心，很快消耗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并且，一旦群体事件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形成巨大的“政治市场”，那个时候自发的社会运动就开始具有组织性，具有政治抱负的“领袖”自然而生。如果演变到这个阶段，社会革命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了。
　　由此看来，中国领导层不仅仅要提高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要从源头上来控制社会群体事件的发生和发展。领导层并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近来，新领导层强调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其中心就是如何管理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这个方向应当说是顺应社会经济变迁的需要，也很明确。
　　但问题是，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事件表明，今天中国社会已经到了一个需要政治大变革的时候了。任何局部性的变革不足以消除积累已久的深刻社会矛盾。任何改革如果着眼点仍然是危机管理，那么只会在推迟矛盾总爆发的时间的同时产生和积累新的矛盾。要消除日益扩展的社会矛盾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所能胜任的。
　　来源：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