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诚：中国民粹主义崛起的根源

　　当今中国在实现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贪污腐败、贫富分化、司法不公、暴力拆迁、官黑勾结等问题，形成了有利于民粹主义滋长的土壤和气候，民粹主义再度抬头。社会上出现的毛泽东热和“文革”热，以及一些人主张的“没收房地产商的房子无偿分给最需要房子的穷人”、“无产阶级群众运动万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派”，就是民粹主义崛起的例证。
　　在民粹主义的涌动中，一位著名作曲家在2010年说：“‘文化大革命’好！‘文革’中破四旧、立四新，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是打倒有权有势有钱的人，打倒了他们，穷人才能出头。不然的话，我们这些穷小子哪有翻身的机会？”
　　当代中国民粹主义的声势与互联网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1年7月19日发布的数据，2011年上半年中国网民达到4。85亿。令人瞩目的是，2011年上半年，微博用户从6311万一下子跃进到1。95亿，半年增幅达209。
　　另据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研究所7月18日公布的舆情报告，微博已经超过互联网论坛和博客，成为中国第二大信息来源，仅次于新闻媒体公开报道。
　　过去由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威媒体垄断话语权的局面，彻底改变了。
　　随着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出现，公开的新闻报道在信息来源首发方面的优势地位日渐削弱，微博日益成为信息主要来源。中国传媒大学舆情研究所统计了2011年上半年的网络热点事件消息来源，18。8源于微博。
　　微博最多140个字，言简意赅，传播极快，一按键即可发送和转发到任何有互联网的角落。
　　网络论坛、博客，特别是微博更新快，信息多，具有青年性、交互性、虚拟性、匿名性和非责任性等特点。一方面，它成为平民参与政治的渠道，在促进公民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方面功不可没，2011年发生的质疑中国红十字会捐款使用是否得当的事件和追究温州“7？23”高速火车撞车真相及责任的事件，就显示了网络的威力；另方面，网络恶搞、人肉搜索、炮轰打倒、传播不实之词等现象屡见不鲜，并且不时演化成话语暴政。网络民族主义和网络民粹主义结合在一起，引起广泛关注。
　　就最近这几年情况来看，著名的网络民粹事件之一，是2004年上半年的“富人原罪论”。这一年，互联网热炒私营企业主的“原罪”，引发激烈争议。原罪是指一些私营企业主“第一桶金”来路不明。互联网论坛给私营企业家的原罪画出了众生相：利用价格双轨制牟利的倒爷，倒卖农地的影子老板，强制拆迁的恶霸，上市圈钱坑害股民的财富枭雄，官媒勾结的黑心老板，黑白两道的刘涌式企业家，赖昌星式走私巨富这些问题无疑存在，但是否就应以此概括所有私营业主？另外，也应考虑到20世纪80年代初不利于民营经济的政策环境。然而，就有人在网上发表文章说，应该彻底清算私营资本，再来一次“文革”，把国门一封，搞工作组，从20年前开始查，谁下海了，追出来，一笔一笔彻底查，没收他们的财产。
　　这一场争论，由于河北省在2004年出台一个不支持追溯原罪的文件“30条”和胡德平等人发表不赞成原罪说的文章而逐渐淡化，但仍然在当代经济史上划出了民粹主义仇恨富人的痕迹。
　　另一个著名的民粹事件是“炮打茅于轼”。2006～2007年，经济学家茅于轼先后发表《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关于民企原罪问题的对话》等文章，提出了“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观点，引发网上洪水般批判浪潮。评论家笑蜀撰文说，以穷人的名义炮打茅于轼成为时尚。一些匿名网民以“老不死”、“王八蛋”、“汉奸”、“精神病”、“老狗”等恶毒语言咒骂茅于轼，不堪入目，以至于一些支持茅于轼的人希望他不要看网上的评论，以免精神受刺激。
　　其实，茅于轼不但对穷人深富同情，而且身体力行。他顶着“非法集资”的罪名，与汤敏等人在山西创立小额扶贫贷款试点，支持贫穷农民改变命运，并在北京创办富平家政学校，培训贫穷的农村妇女增长技能，进城从事家政服务。像茅老这样坐而言、起而行的学者，实在不多。然而，愤青仍然狂啐唾沫，缘由何在？是否茅于轼袒护了富人中的贪赃枉法者，才导致如此恶意攻击？但茅于轼说：我在文章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
　　茅于轼说，现在为穷人说话的已经很多，然而很多人不了解的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经营环境十分凶险，不但遭受苛捐杂税的盘剥，还受到国企挤压和腐败官员榨取，稍有不慎就可能一败涂地，为他们争取公平公正的待遇是应当的。茅于轼这些话说得没有错。富人和穷人有同等权利，不能因为是富人就不能为他说话。经济学家陈志武也说，我们都应该像尊重穷人权利一样尊重富人的权利。试想一下，如果今天因为张三富有，就对他另眼相看，那么明天会不会因为李四是知识分子而把他打成臭老九？学者秦晖在一次演讲中说，茅先生的意思可能是觉得现在穷人富人面临的问题不同，富人（守法的富人）的财富合法性受到质疑，需要为之辩护，以免其权利受到侵害，而穷人主要面临的是社会保障的问题，因此需要人们为他们多办一点实事。然而，尽管把这些道理都摆在桌面上，痛骂者依然痛骂。人们从中领教了民粹主义仇富的非理性的狂热。
　　“炮打茅于轼”的民粹运动一直延烧到2011年夏。财新网在5月27日发表了茅于轼批评毛泽东的文章《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刺到老左派敏感神经。乌有之乡网站遂动员全国各地的左派力量组织“公诉团”，派代表上书各地人大和全国人大，要求追究茅于轼“诬蔑国家领袖”的刑事责任。老左派的粉丝和追随者还在各地召开一连串会议，“声讨茅于轼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猖狂罪行”，誓言“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从乌有之乡网站发表的这些会议的照片来看，很容易使人想到“文革”中批斗会场面。这一场“28个省各界人士公诉茅于轼”的闹剧，把针对茅于轼的民粹主义运动推到了令人震惊的高峰。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老左派使用的手段，就是民粹主义。
　　还有一个著名事件发生在2007年。在重庆“最牛钉子户”拆迁事件中，法学家江平主张按法院裁决办事，遭到网上痛骂。
　　江平在2010年出版《沉浮与枯荣》一书，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应当执行法院的判决，至少在目前体制下没有其他办法。江平说，任何社会都要有一个基本秩序，需要有一个理性解决办法，这就是由法院最终裁决。关于拆迁补偿标准和拆迁是否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在争执不下的情况下，应由法院最后裁定。被拆迁的吴苹一家人说政府提出的“拆迁涉及公共利益”的说法不成立，难道吴苹说不成立就不能成立吗？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不是个人决定的，应由法院决定。法院已经做出裁决就应当执行，这是最后的权威。如果法院的裁决不算数，社会就会陷入混乱。
　　2008年的杨佳上海袭警案，也使江平受到民粹攻击。这一年7月1日，北京青年杨佳持刀闯进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杀死6名没有防备的警察，重伤5人。2日，网上大量转载一个帖子，说杨佳之所以袭警，是因为此前他曾受上海警察殴打，致使其丧失生育能力，所以才报复。网络舆论一边倒倾向杨佳，称他为“义士”、“大侠”。对于如此严重的故意杀人案，很多人“坚决反对判处杨佳死刑”。江平认为，尽管上海司法系统在杨佳案审判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比如相关证据不公开，审判过程不公开等，但杨佳杀了这么多人，判处死刑不存在问题。江平在一次演讲中说，同意上海高院判决杨佳死刑。一位出席演讲会的男士站起来对江平说，我非常尊重您在中国法学界的泰斗地位，您前面的讲话我都赞同，但是您在杨佳案件上的观点我不同意。假如我手里有一个鸡蛋，一定会向您扔过去。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在这一年7月17日的电视评论中说，大家在生活中可能都有各自的郁闷，于是把这个事件当成了一个出气口。在我们社会里，同情弱者的情绪一直很强烈。而且长时间以来，大家觉得警察的一些做法应该改正，比如局部地区警察粗暴使用警力等，大家都很有意见。但是，难道这样就可以下手杀这么多警察吗？那6个警察的生命呢？为什么在6个生命面前，居然有了对杨佳这样的赞美呢？这很值得我们反思。应该在每一个民众心中都树立起生命的尊严、生命的意识和对生命的怜悯。这需要一个过程。
　　人们还记得，2006年11月27日夜，贵州省兴仁县县长文建刚一家六口在家中被杀，惨遭灭门。网上欢呼：“只要是杀官家，我就举双手赞成！”
　　2009年5月10日，湖北恩施州巴东县野三关镇雄风宾馆女服务员邓玉姣基于自卫，用刀刺死了无理纠缠她调戏她的镇政府官员邓贵大，刺伤镇政府工作人员黄德智。事件发生后，网上舆论一边倒支持邓玉姣，《邓玉姣刺官》、《烈女邓玉姣》、《侠女邓玉姣》、《生女当生邓玉姣》等大量文章传播全国，说邓玉姣“宰恶吏于当场，抒民愤于巴东”，“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恩施州公安局认为邓玉姣“防卫过当”，移送检察院，立遭全国网络猛烈攻击质问，支持邓玉姣的律师和大批网民前往巴东县声援邓玉姣。在网络压力下，该县法院宣判邓玉姣免予刑事处罚。随后，邓玉姣被安排到恩施电视台工作。黄德智被开除了党籍。
　　在这一案件中，著名刑法学家、武汉大学资深教授马克昌根据掌握的证据，认为邓玉姣没有受到强奸，属防卫过当，结果遭到互联网猛烈指责，网上评论说他“晚节不保”。大律师张思之听到马克昌遭到网上谩骂，非常气愤。当年“四人帮”辩护律师之一、刑法学家苏惠渔说，马老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马克昌意识到民粹情绪对法律的干扰将会导致恶劣后果，他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法律人如果迁就民意，法治肯定搞不成。他说，当你欢呼舆论审判胜利的时候，别忘了舆论审判的灾难有一天会落到你头上。
　　从以上例证不难看出，草根性、非理性和抗争性，是民粹主义三大特征。仇官、仇警、仇富，是民粹主义的三个火山口。
　　当下中国，大众利益常遭官方侵犯，而民间组织活动受到严格限制，法制化表达渠道遭遇阻隔，结果促使民粹趋向于极端化和暴力化。这对中国并不是一个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