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辂：从民族主义走向中华主义

　　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世界主导文化在民族问题上的表现。它的主要特点是将民族当成先验的绝对存在，以民族的“理性”代替人的理性，将民族利益视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强调整体精神，但却不能推己及人，民族成为与其他民族争斗、竞争的工具。民族主义必须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理解才有意义，它不是永恒的、绝对的，以民族划分类别甚至民族成为实体都与特定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抽象地谈论民族主义而不和具体民族结合起来，极容易混淆是非。同样是民族主义，但有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也有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两者的性质并不相同。中国近代以来饱受列强的欺凌，在反抗压迫的过程中形成了被动的民族主义，相对于西方列强来说是正义的，但并不意味着可以超越时、事而绝对化。民族主义可以用来对抗民族压迫，但却不可能真正摆脱压迫与被压迫的恶性循环。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不但要反抗民族压迫，还要解决被时代压迫的问题。
　　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大事。关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否理性，很多人都在反思。我们认为，反思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应该以化装成普世主义的民族主义为武器，这种反思带着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痕迹，并没有跳出时代的牢笼。对于九十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一方面要看到其兴起的背景和时代烙印，同时也要看到其局限性和情绪化的东西。在西北大学事件中，几个日本流氓就能够伤害这么多中国人，有人说这是正常的民族情感，但是否也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太容易受到伤害？日本流氓的行为让人蔑视，受到伤害的应该是他们自己，但这种自贱行为在很多人眼中却是污蔑中国和中国人。西北大学事件发生以后，一些人开始分析这几个日本人是不是有意污蔑中国人，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们是不是有意，而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被污蔑？狗向人嚎叫，正常的人即使去打狗，也不会觉得人格受到伤害。别人污蔑我们，而我们却太容易被污蔑，这是更值得反思的问题。
　　西北大学事件说明我们民族精神并不十分强大，甚至可以说比较脆弱。中国取得奥运会的主办权之后，从上到下都陷入狂喜之中，以为能够举办这种“运动游戏”说明我们重新获得了尊严，但这种尊严却不是来自于内，而是向别人“申请”来的。这次事件又从反面证明我们缺乏自信，太需要别人的尊重，因而也太容易受到伤害。这说明没有深厚文化根基的民族主义并不能维护民族的正当利益，极有可能被外人牵制，在一些无聊、琐碎的事物上争强好胜。理性民族主义的形成有赖于提供理、义的文化，没有这种基础，单纯的民族主义就会失去方向，很容易情绪化。越是一切围绕着“民族”，就越需要外在的确认，最终可能连民族利益都难以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真正的强大，必须要有强大的精神。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是本于生命的中华文化，有了中华精神，民族主义就有了理性的保障。
　　中山先生讲民族主义，主张扩充家族慈孝友恭亲睦之义，成民族仁爱侠义诚信之德，推此而为民族与民族平等和合之大同世界（太虚法师）。这是中华主义在现代社会的表现，是真正理性的、通达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不是纵我制人、你争我夺，它强调民族但不失正理，自利而利它，这正是中华精神的体现。有人说中华文化由于强调家庭因而不能形成所谓的民族国家，也没有民族主义。其实，没有民族主义是由于没有民族主义产生的“现代”环境，但并不是没有民族之“理”。民族遭受欺凌则奋起反抗，世界出现文明危机则从本民族做起进而影响世界，这都是民族之理。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从表面上看是强调血缘的家族主义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势力或利益集团？为什么它不但不和社会对立，反而起到整合的作用？为什么据说是建立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之上的近代典型的民族国家却不能超越种族、血缘反而成为野蛮扩张的民族战团？这足以说明，权利之聚集终归是“私”，虽然可以聚而为民族、为国家，但其狭隘性却难以改变，不可能是普世的。只有合和于理、合和于道，才能真正普及于世。在中华文化中，自修身以至于平天下，通达而无障碍，强调家庭但并不滞于家庭，家庭之理与社会之理并不对立，并不存在闭塞不通的边界。这种有形而无碍的特征不是家族主义或者所谓的“差序格局”能够解释的。如果家族偏滞于家族私利而失去了家族之理，必然成为一种与社会对立的势力，这一点在今天已经有所表现。不能一于理，不要说国家、社会，就是现代的所谓核心家庭内部都会纷争不断。偏执于现代与传统的两分法，实际上是将无限、无形之道形式化，分而治之。虽然世事在变化，但古今无二理。中国古代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但民族岂能独立于“道”、独立于“理”？如果民族本身成为“理”的化身，世界的和平、和谐就永远实现不了。
　　中国的民族主义面临着两种选择：是像一些人所设想的那样，将民族的旧瓶中装进民族国家的所谓“实质内容”，还是恢复中华精神而将其合理化？其实，所谓的民族国家的“实质内容”无论被装饰的多么现代，无论怎样以“普世”的面目出现，都不能改变其以民族为“理”的狭隘与虚妄的本质，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不可能真正化除野蛮。同时，依靠这些内容也无法解决中国这样的大国的国家认同问题。中华民族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其基础不是种族而是中华文化，其本质是以中华统摄民族，而不是以民族统摄中华。由于中华文化的巨大的融合力，形成了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民族。中华文化的融合力体现在它不强求形相的一致，而求证于心，求证于理，这与建立在分别基础之上的欧洲民族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当代，要形成合理的民族主义，要解决中国这样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问题，要真正实现和平发展的目标，同样需要以中华文化为基础的中华主义。
　　中华主义是合理、正当的民族主义，是由近及远、切实可行的世界主义。它不否认国家、民族的存在，但并不滞留在此而不能贯通，而是顺理而行、推己及人。它涵盖了民族主义中反抗民族压迫、促进民族统一等合理内容，但同时又扬弃了其中所内含的狭隘性、侵略性和野蛮争夺的特性。先贤云：“中正和平谓之中，华贵文秀谓之华。”“中者道备吾心，华者化成天下。”中华之本质在此寥寥数语中被表述的非常清晰，不具此德，根本谈不上中华复兴。豺狼横行，但人并非只有变成豺狼才能驱赶豺狼；霸权当道，但并非只有蜕变为野蛮人才能对抗野蛮。复中华之性德，则足以应时世之变，岂可随波逐流，变而无根、变而无理？从民族主义走向中华主义不但是中华复兴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是与解决世界文明危机联系在一起的。
　　选自《文明的和解》（证大研究所编、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上篇第三部分：《中华复兴与中国和平发展之路》。作者殷辂，字恺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