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的重大战略任务，它涉及我们党用什么样的精神旗帜团结带领全体人民开拓前进，中华民族以什么样的精神风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定的，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反过来，它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无论从它的产生还是从它的作用来说，都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的特点，同其他价值体系有着原则的区别。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
　　建设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该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有利于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要通过建设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坚定干部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确定了党员干部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和教育的各项措施，其中特别强调这样两条：第一，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全党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教育引导党员着力增强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第二，要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要划清“四个界限”），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而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在原则问题上划清界限、分清是非，关键是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决定性措施。
　　中央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意义和途径说得非常清楚。我们应该加深对中央提出的这些观点的认识，而不能背离这些观点另搞一套。
　　从中央有关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件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时，始终要牢牢把握两点：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它不是一般的价值体系，而是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其中心环节是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离开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来谈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会偏离方向。二是建设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的。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离开这一目的来谈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毫无意义，甚至会引导到错误的方向去。
　　提出以上这两点，是有感而发的。近来在一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章中，有一种倾向：借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简单、清晰、明了”，要用几句语录式的话来表达，于是离开中央确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从孔夫子的语录中或者西方鼓吹的“普世价值”中搬来一些概念，把它们当作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广为宣传。这些说法也不大一样，有人甚至公开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表述要“同世界接轨”，让西方也能接受，也能同我们对话。这种概括，势必把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引入误区。
　　在此只就其中几个最为流行的概念，如“民主、公正、和谐、共享”作一点分析。这几个概念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它们在不同社会制度都存在，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民主、公正、和谐、共享”等等都属于上层建筑，它们的内涵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在不同社会制度下这些概念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关系不一样，因而其性质也是不一样的。把这些概念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标志”，当作社会主义特有的核心价值，是没有道理的。在现实生活里，能够存在的只是具体的“民主、公正、和谐、共享”，超越社会制度的、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民主、公正、和谐、共享”是找不到的。
　　“民主”，这是近来被一些人搞得最混乱不堪的概念了。有的人总想把“民主”说成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仿佛有一种值得全世界人民都去追求的民主。他们把美国的国家制度说成是民主的样板，然后要求别的国家按照美国的样子改造自己的社会制度。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民主只是国家的一种形式，只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一种形式。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毛泽东说过：“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的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8、209页）正因为这样，邓小平针对我国存在的民主发扬不够的问题，在提出“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的同时，强调“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区别开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6页）他明确指出，有的人讲的“民主化”的含义不十分清楚，“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0页）这就是说，不能抽象地谈论民主，要区分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不能笼统地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而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民主。既然不同社会制度有不同性质的民主，怎么能把抽象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民主”当作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呢？
　　“公正”（有时也叫“公平”），也会因不同社会、不同阶级而有不同的内涵、不同的标准。普鲁东喜欢讲“永恒的公平”，把它作为批评资本主义的根据和构建新社会的要素，然而他讲的“公平”只是反映了被资本主义搞破产了的小资产阶级的愿望，而不是什么普遍的、永恒的东西。恩格斯在批评普鲁东的“永恒的公平”时，曾对“公平”下过一个经典性的定义：公平“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2页）公平或公正，作为人们的一种观念，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不存在某种永恒不变的、超越社会经济关系的公正或公平，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公正或公平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奴隶社会有奴隶社会的公平标准，封建社会有封建社会的公平标准，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平标准。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来确定公平的标准和谈论公平与否，而不能把某种抽象的公平当作社会主义追求的价值目标。
　　“和谐”，这是从古至今许多思想家追求的社会理想。但在不同社会里，人们追求的“和谐”是不一样的。例如，古代孔子、墨子、孟子等提出了“和为贵”、“兼相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等思想，他们反映的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一种理想，带有明显的阶级烙印。要知道奴隶主同奴隶之间、封建地主同农奴之间是谈不上“和谐”的，不可能实现“和为贵”，他们之间存在的是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学者宣传，劳动获得工资、资本获得利润、土地获得地租，三者各得其所，这是最合理的了。然而，利润、地租都是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在工人阶级看来，这是剥削，反映了阶级对抗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虽然人与人之间仍存在矛盾，但矛盾的性质已是非对抗性的了，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和谐，才有了现实的可能性。我们讲的“和谐”，指的是社会主义的和谐，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而不是一般的、抽象的“和谐”。因此，绝不能把抽象的“和谐”当作社会主义的价值。
　　“共享”，这是一个涉及劳动成果分配的概念，更是各人有各人的理解。不同社会、不同阶级对“共享”的理解很不一样。例如，太平天国洪秀全提出“务使天下共享”，这种“共享”反映了农民的一种向往，具有平均主义色彩，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无法实现。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强调的成果“共享”显然同洪秀全的理想不一样。不要说不同社会对“共享”有不同的解释，就是在同一个社会里不同所有制也有不同的“共享”标准。比如，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公有制范围内，按劳分配就是成果“共享”，平均主义、差距过大都不符合“共享”的要求；在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如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中，劳动获得工资、资本获得利润，也应该算是成果“共享”。尽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人同资本家之间既有利益一致的一面，办好企业对双方都有利；也有利益矛盾的一面，在企业总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工资同利润是互为消长的。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资本主义性质经济成分中，这样的分配方式，应该说是“共享”了。显然，“共享”的标准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性质，在同一种社会制度下，还要看所有制的性质，因而绝不能把抽象的“共享”当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应强调社会主义的特点，即讲的不是一般的“价值”，而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而且中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有明确的界定，对建设和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规定了各项具体措施。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离开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等等，还能讲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宣传、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时，必须突出社会主义的特点，突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突出回答“六个为什么”和划清“四个界限”，而不能热衷于寻找什么抽象的、似是而非的“价值”，玩弄一些随便怎么解释都可以的概念。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