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锋：警惕公共服务失衡撑大“公平鸿沟”

　　改革三十多年，国强民富相得益彰。但毋庸讳言，在国民福祉日增同时，贫富差距、城乡差距鸿沟也水涨船高。医疗保障呈现群体差异，城乡文化消费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同处一城，一些家庭治不起病、看不起电视、上不起学
　　不能造福于最广泛民生的经济活动是“不经济”的，是人类行为的异化。民生产品必须体现公共性、普惠性。换言之，公共服务消费权的公平，是确保民生福祉公平的“起点”。公共消费不公的害处显而易见。人的发展能力（身体素质、劳动技能等）取决于消费，消费就是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留学生与文盲对教育产品的消费就有天渊之别，竞争力也显然悬殊。因此所谓起点不公，实际上部分是由消费不公造成。而作为“兜底性”的公共消费的不公，更与起点不公相叠加，加剧起点不公，从而导致人的发展能力呈现贫者愈低、富者愈高的“马太效应”。
　　例证举目皆是。外来工小学屡遭取消，问题校车吞噬幼小生命，农民工在公共福利上与城市格格不入且不谈农村小学的“质”，其“量”也日渐萎缩研究表明，在政绩思维或“便于管理”考虑下，近十年来我国农村小学急剧萎缩，每天约有59所农村小学在消失。1990年，我国的村校比为1。07：1，基本上“村村有小学”；到2009年，村校比已扩大到2。56：1。其结果是农村学生上学距离变远、寄宿低龄化。教育资源向城镇集中，义务教育表面上的“质量提升”背后，却是农村学生极大的不便、上学的高成本，被迫辍学可能性增大。公共服务的差异化、歧视化，带来更大的机会不公。
　　公共财政的应有之义，就在于千方百计确保公共服务的公平有效供给。公共产品消费权的公平化，体现政府以“有形之手”对起点不公的校正，介入、嵌入到个体、家庭及群体发展的循环中，从而改变下一轮经济循环的轨迹，以更公平的公共消费为起点，阻止起点不公的代际传递与遗传，通过公平的义务教育权给寒门子弟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通过公平的健康保障权给矿工一个更有希望的明天
　　那么，公共财政如何更有效率地提供公共服务？
　　一方面，向弱势群体适度倾斜公共服务。目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法很流行，这对“富人享用更多公共品资源”的“不均等化”是一种回归，但进一步想，“均等”就是“公平”吗？恐怕未必，基于弱势群体对公共品资源的“争取权”相对更弱，按照“矫枉必须过正”常识，欲达公平，必须倾斜。而且，对弱势群体而言，公共服务哪怕些许改善，其“边际效用”也会很高，对提升社会整体幸福感效果亦更佳。广东提出并着力改善“底线民生”，客观上与这一逻辑是契合的。
　　另一方面，谁才是效率最高的公共服务提供者？由政府提供最让人放心，但往往也是低效的；由社会组织提供是大势所趋，但“半官方”和“垄断”的身份也往往导致公信力流失；由企业提供效率最高，但往往出现市场失灵的盲点。如何找到一个“黄金分割点”，仍需求索。但毋庸置疑，不管谁来提供，必须主要由公共财政埋单，这也是公共财政责无旁贷的义务。最近，广东为社会组织松绑，让其承接部分曾由政府包办的公共服务；广州鼓励民间机构参与社区公共服务，萝岗区“联和一家”社区服务中心，在国内首次引进专业社工服务机构，政府出资购买专业服务，效果初显，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