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宜桦：托克维尔论自由、平等与民主政治

　　关键词：托克维尔，自由，平等，民主政治，自由主义
　　摘要
　　本文以研究托克维尔的自由平等思想与民主政治理论为主旨，在问题意识上特别着意于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民主政治的潜在危机、以及托克维尔自由主义的特色等要点。研究中发现托克维尔期盼自由与平等能同时体现于民主政治中，但是他也关心平等（做为一种社会价值）可能会在现实中威胁到自由，因此民主社会必须设法预防身分平等所带来的若干社会效果，使平等与自由可以完善地结合在一起。依此，他点出了民主社会的潜在危机，包括多数专制、个人主义、中央集权等等。为了对付这些挑战，他呼吁大家要重视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政治参与、地方分权。此外，托克维尔也不像当前自由主义那样强调普遍主义、个人主义、价值中立等，而十分重视民情风尚、公共利益、以及宗教信仰与道德规范对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因此，托克维尔的自由民主理论至今仍然充满启示，值得关心民主政治前途的人思考。
　　Abstract：ThepaperexploresTsideasofliberty，equalityanddemocracy，aswellashisuniqueversionofliberalism。Tocquevillebelievesthatasounddemocracyshouldbeabletorealizethevaluesoflibertyandequality，yethealsorealizeshowtheequalityofconditionscanturnoutathreattoindividualfreedom。Topreventthewickedresultsofsocialequality（suchasthetyrannyofthemajority，extremeindividualismandcentralization），Tocquevilleproposesthefreedomofpublication，freedomofassociation，politicalparticipation，anddecentralization。IalsofindthatTsliberalismischaracterizedbyanemphasisonsocialmores，publicgood，religiousbelief，andmoraldoctrines。Withthissharpcontrasttocontemporaryliberalism，whichunderscoresuniversalism，individualismandneutrality，Tsliberalismremainsanintellectualtreasureforthosewhoareconcernedwiththefutureofliberaldemocracy。
　　壹、前言
　　一九八九年东欧共产集团的崩解，通常被视为自由民主国家的一大胜利。如果苏联、东德、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所奉行的政治经济原则是社会主义集权体制，则其骤然溃散自可说明中央统制型政经制度经不起时间的考验。随着崩解后的前共产国家举步维艰地摸索自由社会构成之道，西欧民主国家的政治经验理所当然地成为学习效法的对象。天赋人权的概念、立宪政府的理想、政党竞争的规则、市民社会的运转等等，莫不成为东欧国家模仿引进的标的。从一个意义上讲，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百多年来西方两大意识形态斗争的结局。获得胜利的自由主义如今可以睥睨其社会主义对手，沾沾自喜于其根本原理之高出一筹。其影响所及，使得近两三百年来为自由主义打造理论基础的哲学家也备受推崇。洛克、潘恩、亚当斯密、康士坦、托克维尔、密尔都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先知先觉，而马克思、恩格斯的行情则跌落谷底，乏人问津。尤其那些预见市民社会重要性的思想家如托克维尔更是大受青睐，摇身一变而为当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典范，荣膺击败马克思主义的令名（Siedentop，1994：v）。
　　然而将托克维尔当成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终结者，既错估了托克维尔在自由主义传统中的地位，也误解了托克维尔毕生奋斗的意义。诚然，托克维尔自始至终以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自奉，也彻彻底底反对当时方兴未艾的社会主义。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托克维尔在一八三年代所看到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以后鼓吹的社会主义。我们更不能忘记托克维尔在其著作中所念兹在兹的问题并不是自由主义如何战胜共产主义，而是自由民主社会究竟能不能克服其内在矛盾，使人类在迈向身分平等的必然归宿时，犹能确保自由人格的一线机会。他的终极关怀是自由民主社会之内、而不是自由民主社会之外的问题。
　　在他的成名作《美国的民主》序言中，托克维尔写道：（本书）写作时始终专注的一个思想，是认为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但是由于这种新兴的政治社会体制与旧日的贵族王朝相比，仍显得利弊相参，因此托克维尔对新体制的来临事实上是戒慎恐惧。他知道随着我们将要建立的是民主的自由还是民主的专制，世界的命运将会有所不同。因此，他认为他们那一代人肩负着一个重大任务，就是对民主加以引导，而不是盲目地随着时代的潮流前进（DA12，8）。这种心情，托克维尔在一封致友人的书信中表露得更为明白。他说：我是在一个漫长的革命之后才来到这个世界，这个革命摧毁了旧有的国家，却未创建任何可大可久的制度。当我出生之时，贵族制已经死亡，民主制仍未诞生。因此我的本能既不会引领我盲目地趋向前者，也不趋向后者。我是如此彻底地置身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均衡状态中，因此我的自然本能让我不会轻易为这两种制度所吸引（SL11516）。就像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汉娜。鄂兰（HannahArendt）一样，置身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人总是不容他人轻易以政治卷标指认。这种人经历的时代有着超越寻常格局的特色，因此他们的思考与著述也散发一股出奇非凡、难以既有语汇描写的气质。他们都是坚信崭新的时代需要崭新的政治学的人（DA8；Arendt，1968：7，77）。
　　本文限于篇幅，将无法完整交待托克维尔新政治学的面貌。笔者关切的是：作为一个十九世纪西方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言人，托克维尔如何理解自由、平等的根本意义与价值？而奠基在自由平等价值上的民主体制又呈现了什么特色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