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曙光：民众为什么不参与？从民众的视角看民主政治

　　内容提要：民众不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一个世界性难题，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更需要正视和解决好这一问题。简单指责是没有意义的。民众不参与是不得已；也许，不参与本身就是一种参与。
　　关键词：民众不参与民众的政治用脚投票
　　一、问题的提出
　　民主政治的本质就是民众的主体性参与。现代国家的一切政治制度、政治权力以及各种重大的政治决定，必须通过民众的参与获得合法性。而在我国的现实政治生活当中，却经常发生民众不参与的现象，令不少民主政治活动的组织者尴尬、困惑。
　　例如，在许多地方基层民主选举当中，当选的往往是不太能胜任的人，真正能够胜任的人或者不愿意参与，或者由于缺乏有效的动员而不能当选。在城市社区举行的业主委员会的选举中，组织者也面临大量业主不参与的困境。还有一些精心策划的政治动员，到头来发现参与者要么就是那么几张熟面孔，要么就是那些游手好闲之辈。在政治决策中，事先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往往听不到什么有价值的意见。但决定之后，在执行过程中，又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同意见，弄得决策机关左右为难。
　　为什么会出现民众不参与的现象？是理论家们所说的民智未开，还是政治家们所说的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我的看法是：两者都不是。用民智未开描写一些原始部落的居民政治意识也许说得过去，可用它他来形容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民众，不是有意侮辱，就是傲慢无礼的偏见。说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以为中国民众打骨子里留恋集权和专制，也是一种极端无知。难道深受几千年封建压迫、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连爱什么、恨什么都不明白吗？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建设的民主政治究竟是谁的政治？又是谁的民主？我们要建设的是普通民众所理解、所需要的民主政治，而不是一些政治家们所标榜的民主政治，也不是一些理论家们所描绘的民主政治。
　　我并不是无事生非地将民众的政治和政治家的政治或者理论家的政治对立起来。实际的情况是，从不同的视角看民主政治，的确有根本不同的意义，甚至是截然对立的。说的直白一些：在许多政治活动家们心目中，民主政治不过是一种手段，借以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理论家们的民主政治也许就像是纸上画饼，或者是绣花枕头，好看不实用。民众的政治才是真实的政治，而政治的真实既不像政治家们所说的那么神圣，也不像理论家们描绘的那么龌龊。
　　二、吃饱饭是民众最大的政治
　　政治是什么？历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不同的认识，理论家和政治家也有不同的理解。统治者的政治理想是要江山万物一统天下，理论家们的政治理想是要某种思想观念一统天下。
　　普通民众的政治理想就是基本生存条件的真实改善。衣食住行就是民众最大的政治。在吃不饱饭的时候，吃饱饭就是最大的政治。吃饱饭了之后，衣、住、行的改善就是最大的政治，然后就是就业、子女教育、医疗保健等生活问题。
　　在改革开放之前，吃饱饭是几年前来中国民众的最大政治理想。除此之外，其他一切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也许大家还记得中学课本里的《曹刿论战》，当齐国军队进犯，要打仗的时候，曹刿要去王宫为统治者出主意，他的乡人说，那些都是吃饱饭人想的事，你操的哪份子心？（“肉食者谋之，又何问焉？”）曹刿犟的很，一定要去，说是那帮人太笨，不支支招不行（“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试想，外国军队入侵都不是大事，什么才是民众的大事，什么才是民众的政治不是很清楚的吗？
　　孟子见梁惠王，提出他的仁政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这就是两千年以前孟子政治理想。孟子虽然不是中国古代最早提出君轻民贵思想的人，是他将这一思想初步系统化。他的某些主张可以说是站在民众的视角提出来的。
　　饿死人的事情刚刚过去不久，我小时候就见过。改革开放受到民众拥护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解决了吃饭问题。下一步的改革也好，开放也好，民主也好，都必须在此基础上优先解决基本居住条件、医疗保健、基本就业、义务教育等民生问题。我所居住的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我居住的社区也算是良好的社区。可离我住处不远的大桥下，偶尔能看见借此栖身的流浪人员。最让我不忍观看的是，里面有三四岁大的孩子。
　　任何一种政治理论，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如果不直接回答民生问题，不能有效解决民生问题，怎么能够要求民众的积极参与呢？居住在大桥下面的人们，哪里还有心情去参加选举，去行使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权利呢？对他们来说，西式的民主政治也好，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也好，可能是好东西，但目前还不是最需要的。什么样的政治能够尽快解决基本民生问题，就是良好的政治。
　　例如，为什么反腐败这样重大的问题，也很难进行有效的民众动员呢？原因就在于，我们不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揭露、抵制官员腐败对普通民众有什么直接的好处？有人甚至说贪官比庸官好。贪官拿了钱，还可能干点实事。庸官则光拿钱不干活。对普通民众来说，如果没有现实的利益，对不起，这不是我的事。不是有纪检、监察，还有检察院吗？他们靠这个吃饭，是他们的事。这也是为什么反腐败关键还是在制度建设，不能搞群众运动的原因。这是题外话。
　　三、老百姓最怕的就是政治承诺不能兑现
　　其实中国民众并非没有远大理想，也不缺乏为改善整体福利而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为了民族的利益，为了整体的利益，为了家庭的利益，许多人心甘情愿付出一切乃至生命的代价。但历来民众的政治与政治家的政治是不一致的，甚至是互相冲突的。即使政治家们许诺政治的目的是解决基本民生问题，但如果民众不能及时分享胜利的成果，也会使民众对政治失去兴趣，因而采取不参与的方式。
　　以往人类历史上各种风起云涌的革命虽然离不开民众的参与，但当时的政治动员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暴力驱使，或者是行使暴力的诱惑。例如封建王朝的更替，甚至于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对普通民众的政治动员也是暴力（或者是暴力背景）加政治承诺。无数的历史经验告诉人们：政治家们的政治承诺是靠不住的。要分享胜利成果，还是要取决于民众自己的力量。而民众是一个松散的集合体，单个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单个个人在革命中分享胜利成果的概率是很低的。如果没有暴力的驱使，对普通民众进行政治动员将是极其困难的。当然，单纯的暴力驱使也不足以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如果横竖都是一死，没有活的希望，不仅不能成功地进行政治动员，还可能激起民变。
　　民众在暴力的胁迫下参与政治，主要是参与军事争斗，是不得已，积极性和创造性都很有限。如果可以选择不参与，绝大多数民众是不会参与统治者和理论家们的政治的。因此，古代政治争斗说到底是拼财力物力。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大多是取得政权的人要说明自己夺权的合法性而编出的政治神话，当不得真的。
　　现代民主政治不同于以往任何形式的政治，关键就在于它必须以和平的方式对广大民众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政治动员，仅靠漂亮的承诺是不够的。一方面，政治承诺必须紧贴基本民生问题，如果将胡适的话改造一下，可以说成“少谈点主义，多解决点问题”；另一方面，必须让民众及时分享胜利的成果。这恰恰是历代政治家最不擅长，最不愿意做，也做得最不成功的事。政治的兴衰成败，关键在于肯不肯让普通民众一起分享胜利的成果。对普通民众来说，及时分享胜利成果是最实际的政治。而且，分享的成果不能少于总量的一定比例，即与民众的贡献相当的比例。笔者早年在农村进行田野调查时得知一件事：农民们集资兴办的信用社年底分红时，信用社的职员奖金很丰厚，而作为股东的回报是每户半斤煤油、两盒火柴。这有点像打发要饭的，而不是让民众分享胜利成果。
　　政治承诺空洞无物，政治承诺不能兑现，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的事人们见得太多了，也许是民众不参与的根本原因。
　　四、用脚投票也是不得已
　　用脚投票是指退出。当民众已经参与或者不得不参与某个政治游戏和经济游戏时，发现游戏规则对自己不利，又没有力量修改游戏规则，只好选择退出。之所以说用脚投票是不得已，是因为中途退出是要付出代价的。情愿付出一定的代价，也要选择退出，其中的无奈可想而知。
　　任何政治制度都是有缺陷的，民主政治也是一样。民主政治的本义是民众的主体地位的至高无上，民众的问题由民众自己决定。但人人参与政治决策的技术上不可能导致了代议制成为民主政治的替代物。而代议制并不是民主政治的最好形式，它的许多缺陷使它不断走向民主政治的反面。也许，代议制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那些民主政治尚不十分发达的地方而言，代议制也许是走向民主必要的一步。但是，代议制一定走向民主吗？对许多国家的民众来说，反正是烂苹果，选不选都差不多。与其费老大的力气去选，还不如不选。新近报道说，英国有三分之一的青年选择不参加投票，也就是选择退出：用脚投票。
　　在民主制度相对发达的英国尚且如此，在民主政治不很成熟的国家和地区，民主制度的缺陷更加突出。这种缺陷的要害在于：民主政治不是民众的民主，也不是民众的政治。在政治家、理论家安排的框架下参与民主政治，不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就是毫无意义的折腾。尽管也有不少真心为人民利益奋斗的政治家、理论家，但他们也改变不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基本的政治属性。
　　例如听证会本来是一项很好的制度，但该制度有一个先天性缺陷，就是参加听证会的民众发表的意见只能作为决策参考，不能作为依据。说白了就是：你说你的，我定我的。如果不是以自己主人的身份参与，不是以完全平等的身份参与，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志，其意志得不到充分的重视，而是在人家的导演下参与，除了觉得恶心，还剩下什么感觉呢？但听证会的确不能以参加会议的人的发言为依据。原因很简单：参加听证会的人不一定能代表不参加人的意见。例如，某市举行限制养宠物的听证会，结果到会的基本上是强烈要求饲养宠物的，反对养宠物的几个人还是主持者事先约请的。意见自然是一边倒。
　　有人说，问题还是出在民众自己不积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积极表达自己的意志。但是对普通民众而言，参与类似的政治活动是要成本的，要付出时间、交通费用、各种准备工作等等。科斯的最大贡献就是发现了经济交易的社会成本。政治参与同样需要与政治活动价值相适应的社会成本：越是有重要价值的政治参与，其社会成本也越高。政治活动的效益与其参与者、组织者支付的社会成本是成正比的。如果参与者付不起参与成本，组织者也没有足够的资源，或者有意偷工减料，政治活动的成效必然递减。
　　因此，在不能支付参与成本的情况下，或者明知参与的价值很小的情况下，不参与就是最佳选择，尽管是最无奈的选择。
　　政治制度如此，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也如此。普通民众、普通消费者、普通顾客面对强大的执法机关、保险公司、银行、学校、医院、管理层、公共服务行业服务商等，如果个人维权的成本太高，作为单个的个人，除了选择不参与，包括明知被侵权也不控告，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五、不参与也是一种参与
　　民众不参与，说明民众很生气，后果会很严重。
　　民众不参与，政治的合法性失去根基。尽管政治家们、理论家们可以以代议制的名义，以法律的名义，甚至以人民的名义宣传某种政治理想，推行某种政治主张，但如果民众不参与，便是无声地否认其政治上、法律上和道德上的合法性。
　　民众不参与，民众的诉求、意愿可能被歪曲，依据被歪曲的民意作出的错误决策不能被及时调整，也许只有到整个制度完全崩溃的最后一刻才会被纠正。社会运作的成本太高。
　　民众不参与，可能说明一些政治理想不切实际，也可能说明某些政治活动组织者说不出口的意图已经被识破，也可能说明某种政治动员本身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也可能说明某种政治设计存在根本性的缺陷。
　　民众不参与，并不说明民众的认可，恰恰是说明不认可。民众不认可，为政者还能随心所欲吗？
　　民众不参与，表现为一种沉默，一种可怕的沉默。
　　民众不参与，实际上也是一种参与，一种意味深长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