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和远吴次芳：农地流转、禀赋依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摘要：以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为目的的农地流转能否顺利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让人顾虑。本文以中国30个省份为数据分析对象，通过线性回归模型、SLM、SEM选择，对6个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现阶段农地流转不直接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离地失业或者滞留在农地是农民流转农地后可能的劳动力走向。在寻找农地流转中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所依赖的中间变量时发现：农地流转依赖于工业化解决农地流转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地区差异；农村工业化存在单独的以及与农地流转互补的作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农地占有禀赋的改善与降低不是实践可行的农地流转转移劳动力依赖条件；农地流转受农户户均耕地经营面积大小影响依赖于农业机械投入的增加推进（或阻滞）农村劳动力转移；弱化农地社会保障功能可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但不存在着与农地流转的依赖互补。因此在无法断言现有农地流转速度及规模与外部条件是否存在潜在均衡时，推进农地流转更需要寻找并完善辅助农地流转制度安排目标实现的工具。
　　关键词：农地流转；农村劳动力转移；禀赋依赖；空间计量；交叉乘积
　　本研究得到国家科技支撑计划（2006BAJ11B03）资助。
　　一、引言
　　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已经成为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指导方向。20世纪80年代中国全面实施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从此确立了在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基础上，以户为单位的家庭承包经营的新型农业耕作模式。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有效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JustinYifuLin，2002），促进了城乡经济改革，但是农地细碎化（许庆等，2008），市场组织化程度低（陈锡文，2008）等弊端同时困扰着进一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民收入。通过农地流转实现农地配置具有优势。姚洋（2000）认为土地的自由流转可能产生土地边际产出拉平与交易收益效应，TerryvanDijk（2003）研究发现土地流转市场可以解决土地细碎化，马晓河等（2002）提出农地流转是区域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的基础条件。因此在确保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前提下，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实现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成为完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一种可能性选择。
　　农地流转后实现流转出农地农民的劳动力转移是必须的。当前认为农地流转的现实意义在于提高农地经营规模，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从而提高农业比较效益促进农民增收，但流转出农地的农民一般不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很难直接获得农地经营规模扩大后的农业生产效益。如果在农地流转中离地农民无法顺利转移劳动力，那么农地流转能否真正惠及农地流转双方，特别是相对弱势的流转出农地的细微农地经营者，就是一个有待论证的疑问。现实似乎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流转出农地的农民可以顺利实现劳动力转移。农业部课题组（2000）发现受农业资本劳动力比率提高、乡镇企业就业弹性下降以及城市化滞后的影响，未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仍然是艰巨的任务。因此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力不足、压力巨大的现实背景下，农民没有足够理由自愿大规模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从而避免寻找劳动力转移之路。由异质性人力资本引致农民对自身农地进行价值评价，再进行农地流转选择的过程在条件约束下总是很难实现。可以说直接认定农地流转就实现劳动力从农地上转移是不够严谨的。从这一点出发，研究中将论证农地流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以及在农地流转推进中，要实现农地流转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所依赖的居间变量。
　　论文接下来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章为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提出研究中需要论证的几个问题；第三章为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根据研究假设的需要在数据可以收集的前提下，选择适当变量，并确定假设检验模型；第四章为实证结果与分析，对所有假设进行检验，并针对假设检验结果进行分析；第五章结论与启示，对全文研究进行总结，以实证结果与分析为基础阐述需要重视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相关研究文献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土地流转的原因之一。贺振华（2006）认为土地流转之所以产生的最初原因是部分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从而将土地出租给别人耕种。徐旭等（2002）在分析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动因中提出，如果农民从事农业的日均收入低于非农行业日均收入，农民就愿意进行土地流转，否则甚至进行抛荒。胡新艳（2006）提出农户异质性人力资本划分为务农优势、务工优势、务农与务工优势相当三类，基于“经济人”理性，农民一旦根据异质性人力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农民就具备了农地流转的意愿，并得到加强。因此如果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可能加快农地流转。
　　谭丹等（2007）通过农户问卷调查，得出农地流转率与家庭非农就业率正相关，提高家庭非农就业率可以促进农地流转。
　　但仅仅将劳动力转移作为农地流转的原因是不够的，特别是在农地非农化、农地非粮化趋势下，农民不一定可以在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下决策是否进行农地流转。这里有2个方面需要阐述：第一，农民是否在任何条件下，或者说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所进行的农地流转是依法自愿有偿的，特别是否是自愿的。上述有关研究文献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土地流转的原因研究，若从理论出发，农地流转则基于经济理性；若从实证出发，研究对象都是业已完成农地流转的农民。这里隐含着农地流转是农民进行的自愿理性选择。但是王景新等（2007）通过调查发现农民土地权利事实上是短期而不稳定的，为了满足农业开发和招商引资，基层组织利用土地流转制度，迫使农民进行大量的非自愿土地流转，工商资本大量占用农地。因此农业部在《关于做好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工作通知》强调要求防止违背农民意愿强行流转，流转的农用地不得改变农业用途。第二，在劳动力没有转移的条件下，农地流转是否可以顺利实现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从日本经验看，农地流转没有充分可行或者强制性的劳动力转移导致农户选择兼业（杨国新，2008），农户不愿意退出农地经营使得农地流转中农地适度经营规模无法形成。台湾地区在扩大农地经营规模遇到了同样困境。钱忠好（2008）研究发现基于家庭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农户决策的结果是农户经营兼业化。在存在农民非自愿流转农地的背景下，面对原始的兼业化需求，农地流转很可能导致农村劳动力无法转移。因此，本文提出第1个假设。
　　假设1：农地流转不直接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
　　显然，农地流转中解决劳动力转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从文献中发现，城镇化、工业化、农村工业化被认为过去、现在或者未来在破解农村劳动力转移难题上发挥或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城镇化，对于农村劳动力，城镇化意味着劳动力彻底转移。但是中国一直存在着人口长期彻底转移的困境。王伟等（2007）从制度成因分析，得出受户口就业福利一体化制度安排，乡城人口自由迁移被严格限制。刘勇（2006）认为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中国需要选择一条适合的城镇化道路，但是城镇化转移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带来的城市就业压力是加快城镇化可能面临的难题。工业化进程中，工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将不断上升，工业部门创造的岗位将源源不断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Lewis（1954）经典的二元结构模型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会伴随着农业国向工业国转换过程中，农业部门等传统部门劳动力会向制造业等现代部门流动。张永丽（2007）提出包括农村人口问题在内的“三农”问题是在既定约束条件下工业化模式偏差产生的，要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工业化。辜胜阻（2007）提出要解决农民工问题需要改进低价工业化模式。农村工业化在过去吸收农村劳动力的作用是被认可的，乡镇企业则是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的组织载体。李成贵（2002）认为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兴起和快速发展，成就了“中国的奇迹”，尽管乡镇企业发展没有带来城市化效应，但是大量农民已经转移到非农产业。申茂向等（2005）也认为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成就和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乡镇企业转移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但是现在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似乎发生了变化。韩保江（1995）和于立（2003）都论证了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边际递减规律的存在。整理文献，可以得出中国存在着多种可能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困境的途径，但是任何一种途径都存在现实困境。农地流转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既提供了条件，又提出了需求。因此本文试图论证在农地流转推动下，是否存在解决农地流转后劳动力转移的条件，为此提出如下2个假设，关于农地流转、城镇化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假设将在后面设置。
　　假设2：农地流转依赖于工业化，两者互补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
　　假设3：农地流转依赖于农村工业化，两者互补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
　　目前关于农地流转后如何实现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并不多，寻找到农地流转中顺利完成劳动力转移的依赖中间量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在有限的文献中，有学者从农地资源禀赋、农业机械及技术投入、农地社会保障功能等角度阐述了农地自然经济社会特征在农民选择、劳动力转移、农地流转中起的重要作用。James（1976）在研究东南亚农民问题时指出，在人均土地资源禀赋极少的小农经济中，农民在“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下追求的是较低的分配风险和较高的生存保障，收入最大化不是农民追求的根本目标。钱文荣（2007）认为由于农村人口的增加以及经济高速发展下耕地大量占用，家庭当前经营土地面积的缩小影响农民土地意愿经营规模。
　　姚洋（2000）在解释土地对劳动力转移的替代效应的时候，认为较多的土地降低农民离农进城的积极性，从而迟滞劳动力的转移。农业机械与技术对农村劳动力存在替代作用。刘凤芹（2006）对东北农村农业土地规模经营问题研究支持了这个观点，她认为替代的界限依赖于农业机械与农业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变化或相对成本变化。她在研究中也发现生化技术存在着对土地和劳动力的节约或替代。李洁（2008）在解释长三角地区农田化肥投入快速增长的现象时，得出相对劳动密集型作物上化肥投入快速增长是由于劳动机会成本高速增长引发的化肥对劳动的替代的结论。根据《中国经济周刊》（2008）
　　对六省市农地流转现状调查，被调查农户认为农业机械化生产是农地流转后的良性结果。农地对于农民兼具生产资料及社会保障双重功能在中国农村仍然没有改变。朱冬亮（2002）认为定期或不定期的土地调整同样具有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何国俊（2007）通过回归得出社会保障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显著，在农户生存有了保障后，其经济理性才会得到体现。但是姚洋（2000）认为土地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对效率的正面作用常常被人忽略，现有农地制度具备促进农民转移的可能性。上述文献研究提供了存在于农地流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中间变量以解决农地流转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可能性，但建立起农地流转、中间变量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三者完成联系的研究还是缺失，一些中间变量在农地流转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中所起的作用仍然没有一个明确公认的结论。在此为寻找农地流转可以依赖的农地自然经济社会禀赋以促使农村劳动力转移，提出3个假设。
　　假设4：农地流转依赖于改善农民农地占有禀赋以促使农村劳动力转移。
　　假设5：农地流转依赖于增加农业机械投入以促使农村劳动力转移。
　　假设6：农地流转依赖于弱化农地社会保障功能以促使农村劳动力转移。
　　考虑到农民农地占有禀赋受农地数量与农民数量双重影响，同时农民数量与城镇化有直接联系，因此有关农地流转、城镇化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假设在假设4中体现。
　　五、结论与思考
　　本文在寻找到农村劳动力转移变量、农地流转变量、工业化变量、农村工业化变量、农民农地占有禀赋变量、农业机械投入变量、农地社会保障功能变量标识量基础上，通过30个省份的实证分析，对6个假设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
　　（1）农地流转不直接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为目的的农地流转会产生流转出农地农民失业或滞留在农地两种可能。因此需要寻找到农地流转中可以依赖的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中间变量。
　　（2）农地流转能否依赖工业化水平提高实现劳动力转移受农户户均耕地经营面积影响。在农户户均经营耕地面积大于10。0亩户的地区，假设2成立；在农户户均经营耕地面积小于10。
　　0亩户的地区，提高工业化水平无法有效解决假设1困境。
　　（3）农地流转可以依赖于农村工业化以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但这取决于农户户均经营耕地规模的大小，在小于14。1亩户时这种依赖与互补作用是存在的。农村工业化同时可以不通过与农地流转之间的作用，直接正向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并且这种作用存在空间上的溢出与扩散作用。
　　（4）农地流转依赖于农地占有禀赋降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但在农地流转避免“农地非农化”约束下，农地流转不存在依赖于农地占有禀赋改变而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可能。同时降低农地占有禀赋可以不通过农地流转而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这种作用同样存在空间溢出与扩散效应。
　　（5）农地流转在农户户均经营耕地规模大于9。7亩户地区可以依赖增加农业机械投入促使农村劳动力转移，但在小于9。7亩户地区则会阻滞农村劳动力转移。
　　（6）农地流转无法依赖弱化农地社会保障功能促使农村劳动力转移，但弱化农地社会保障功能可以直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因此弱化农地社会保障功能可以辅助农地流转中农村劳动力转移，但这个作用与是否进行农地流转无关。
　　通过以上总结，以下3点认识有助于未来更好推进农地流转制度设计。
　　（1）农地流转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转包、出租、置换、转让四种形式逐步发展成为成熟的农地流转方式，到2008年全国进行农地流转的耕地规模已经超过亿亩。在缺少制度推进的过去，农地流转更多是农户之间自发自愿的农地资源再配置过程，这个过程中劳动力转移较好地得到解决。因此在现在或许已经存在农地流转速度和规模与外部条件的潜在均衡，而这种均衡如果没有外部条件的改变，一旦被打破则可能产生出乎于农地流转设计目的一系列后果。在本文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农地流转扩大农户户均经营耕地面积后可以直接形成劳动力转移的结论就是个佐证。
　　（2）本文研究得出农地流转中实现流转出土地的农民的转移，可以通过部分禀赋因素的改变以形成依赖互补作用而解决农地流转中劳动力转移困境，也可以通过部分禀赋自身的改进以辅助农地流转中劳动力转移。因此当前农地制度改革的一个重点应该是相关配套与保障制度的建设，而寻找并完善这些辅助工具并不比推进农地流转容易。
　　（3）农地流转制度设计与保障制度安排需要注意地区差异。本文中的假设2、假设3、假设4、假设5检验都发现原始的农户户均耕地经营面积对检验结论的重要影响。一个地区的农户户均耕地经营面积形成受该地区的农地资源、经济水平、社会习惯等诸多因素影响，本研究中尽管没有深入阐述农户户均耕地经营面积背后的经济社会条件地区差异，但仍然揭示了在安排农地流转，解决农地流转中劳动力转移问题时，如果忽略地区差异就可能导致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的结果。省域尺度上的经验，对于相对微观尺度的问题分析与解决也有一定借鉴作用。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