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世界粮食危机与粮食国际战略

　　粮食是国家战略物资和国家公共物品，保障持续稳定的粮食供给，是每一个主权国家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近年来，受种种因素的影响，国际粮价波动和粮食危机持续发生，国内外粮食市场和粮价波动的关联度也在不断提高。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应对粮价波动和粮食危机，必须着手制定和完善粮食国际战略。
　　一、不稳定的粮食产量导致国际粮价持续波动
　　1绿色革命的双重效应。以高产谷物品种、化肥、农药使用为主要标志的绿色革命发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单产不断提高。农业专家们曾一度乐观地认为，作为一种可再生资源，粮食产量将随着生物技术进步和集约化经营而不断增加，可以满足不断增加的消费需求。全球分工与自由贸易的推进，更可以使粮食在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调剂，粮食生产的资源禀赋能得到充分利用。这些专家似乎认为粮食短缺问题已经得到永久性解决。
　　然而，绿色革命的负面效应也随之显现。过量使用化肥、除草剂等化学物质，造成对化肥、农药和灌溉的过度依赖，污染了土壤、水系，带来了病虫害的抗性增强、土壤盐碱化、农作物品种单一化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不仅如此，让绿色革命引以自豪的粮食产量也出现瓶颈，世界人均谷物产量从19801985年间的每年335公斤下降到20002005年的310公斤。中国、印度、印尼等11个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谷物产量占世界的40；而至19912004年，11国的谷物产量每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1，远远低于每年将近2的人口增长率。
　　2粮价波动导致世界粮食危机持续爆发。问题累积到一定程度，世界粮价波动危机如“沉默的海啸”常常不期而至。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价格指数显示，全球粮食价格在2006年上涨12，2007年上涨24，2008年前8个月涨幅超过50。一些主要粮食品种价格更是涨幅惊人，2007年小麦上涨了112、玉米上涨了47、大豆上涨了75，而从2008年1月到4月中旬，大米价格就飙升了141。粮食危机因为这次“食品通胀”而引起了全球关注，世界谷物储备也降到最低点，一个高粮价时代正在到来。然而，2008年8月后，形势急转直下，全球主要粮食价格在连续猛涨后大幅下挫。2009年111月，国际粮食市场价格与2008年同期相比低29，粮食均价与2008年4月粮价最高时期相比下降了近40。人们似乎又开始忘记粮价高涨和粮食危机。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10年15月全球粮价继续下滑的情况下也作出预测，2010年全球粮价可能继续下滑。可事与愿违，伴随6月开始的俄罗斯干旱、大火和粮食出口禁令，以及哈萨克斯坦、乌克兰预计产量下降等因素，小麦价格自6月起又大幅上扬，68月上涨幅度超过了50。这种价格快速增长趋势，引发了人们对2006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再现的担忧。
　　很明显，高粮价危及了国家安全。联合国报告指出，到2008年年底，“最不发达国家的年粮食进口成本比2000年增加了3倍多，这并不是因为粮食进口量的增加，而是粮食价格上涨的结果”。这些迅猛攀升的发展态势使饥饿人数增加了7500万，使发展中国家大约1。25亿人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到2009年，世界饥饿人口增长超过10亿人。20072008年，有37个国家发生了民众暴动以抗议粮食价格的上涨，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反对那些由于本国生产不足而不得不进口的生存必需品价格的无节制上涨。
　　二、粮价波动背后的国际战略
　　粮食价格波动的背后，有两股主导性的力量粮食商品化和粮食政治化。
　　1粮食商品化及跨国粮商扩张。粮食商品化是将粮食多种属性单一化为商品属性，使得粮食不再作为生存必需品和国家公共物品供给，而必须通过国内和国际市场购买。在粮价高企的情况下，那些缺乏购买能力的国家和民众会因此丧失获得食物的权利。在推动粮食商品化过程中，跨国垄断粮商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ABCD四大国际粮商是最主要的代表。ABCD四个字母代表着四家拥有百年以上历史的跨国粮商：ADM（ArcherDanielsMid？鄄land）、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路易达孚（LouisDreyfus）。在2。5亿吨的世界粮食贸易中，80由这四大粮商垄断。
　　在粮食商品化和自由贸易条件下，跨国粮商的运作模式，主要是做到“三个全”：全球化经营、全环节利润和全市场覆盖。全球化经营，是指它们已经实现了产业链和公司发展战略的全球布局。这使得其采购成本、研发成本、销售成本等，可以达到全球最低；在销售市场和产品价格上，又可以做到产业利润全球最高。全环节利润，是指跨国粮商的业务，贯穿了整个产业链，并采用参股、控股、联盟、上下游整合等诸多方式，控制从研发、投资、生产，到下游所有的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控制了整个产业链，就可以随心所欲推行它们的战略，轻而易举打击产业链上的任何环节。全市场覆盖，是指跨国粮商的多样化经营。它们不仅做粮食、做种子，还参与到农产品和食品加工领域；不仅做现货，还做期货；不仅做农产品，还做工业品、金融投资、地产投资，等等。多样化经营可以降低风险，又可以相互呼应。如果它们想打击现货市场，利用期货市场就能达到目的；如果它们想影响期货市场，只用放出现货市场中一面倒的风声。
　　这些大公司具有强大的捕获能力。他们有能力游说政府，主导产业政策制定，让公共政策变成公司政策；可以资助研究，并让大学科研院所这些公众机构成为其传声筒；可以影响甚至控制媒体，主导社会舆论，诱导消费倾向；也可以通过控制农民与产业链上的部分环节，实施其公司战略。如同纪录片《食物的未来》中所言，“生物技术公司控制了学术研究，基因工程控制了对外宣传，跨国公司则在世界范围内通过整合兼并控制了我们的食品供应”。究其本质，跨国粮商运作的手法无非是收益内部化、成本外部化的资本游戏，损伤的却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吃亏的是国家主权、社会公众和子孙后代。
　　跨国粮商在粮价上涨和粮食危机中收获颇丰。2007年嘉吉的利润上升36，ADM的利润上升67，邦吉的利润上升49。2008年第一季度，嘉吉的净利润上升86，ADM的毛利润上升55，邦吉的毛利润上升189。各类种子和农用化学公司2007年的利润增长也非同寻常：孟山都公司增加44，杜邦增加19，先正达增加28。化肥、种子和农药等生产资料投入的上升标明，粮食价格上升但农民却不能获利，反而正在丧失其社会、文化和经济地位。跨国粮商通过当地代理人出售昂贵的种子和化学药品，把农民定义为昂贵的种子、化肥、农药的“消费者”。国际上有人指出：这些公司通过密切参与制定那些支配当今粮食体系的贸易规则，通过牢牢控制市场以及使得全球贸易得以运作的复杂的金融体系，就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上，能够将粮食匮乏变成巨大的利润。人们必须吃饭，不管粮食有多贵。
　　2粮食政治化及粮食国际战略手段。所谓粮食政治化，就是利用粮食的战略物资属性，将粮食当作推行一国国际战略的重要手段，达到影响甚至控制他国的目的。至少有五种方法使得粮食成为国际战略手段：粮食援助、粮食贸易自由化、粮食补贴、生物能源和转基因技术。其中粮食援助、粮食贸易自由化、粮食补贴属于传统手段，粮食战略实施国可以用来削弱甚至替代他国的粮食生产和消费体系，加强其粮食体系的控制力，并消化其过剩产能。21世纪以来，将生物能源作为类似粮价遥控器的武器，就能在控制粮食价格上更加游刃有余。想让粮食价格上涨，就简单地宣布加快实施生物能源计划；想让粮食价格下跌，就宣布暂缓实施生物能源计划。转基因技术，在近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开始变成第五种战略手段，使得极少数有能力实施进攻性粮食战略的国家，又掌握了更为致命的技术手段，甚至堪称生物武器。通过技术垄断和捆绑销售，不仅实现了巨额的经济利益，而且掌握了游戏规则的制定权。这是转基因技术的后发国家无法具备的。实际上，世界上拥有大量粮食生产能力剩余并制定了国际战略的国家寥寥无几。美国玉米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40，出口量占65，均居第一位；小麦产量占11，居第三位，但出口量占33，居第一位；水稻产量占2，居第十位，但出口量占16，居第三位；大豆产量占35，出口量占67，均居第一位。跨国粮商配合美国国家战略实施是有以上前提的。
　　三、粮食安全事关国家安全与稳定
　　1中国粮食安全无法靠国际粮食贸易保障。近年来，自然资源虚拟贸易论甚为流行。有人认为，中国应该更多进口粮食，这就相当于进口耕地和水，避免了可能的污染。在一定意义上，这一理论确有道理。但是，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粮食需求量这一基本国情，根本不可能靠国际粮食贸易保障粮食安全，只能适当进口，不能依靠进口，“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端在别人手里”。
　　就目前情况看，中国国内粮食安全状况较为理想，包括粮食在内的食物总量表现为总体过剩。中国已连续十多年人均食物占有量超过推荐量。2009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0616亿斤，比2003年增产2002亿斤。但是，粮食生产受资源、技术、资金制约和种粮比较效益影响，国内产量增长难度很大。特别是从长远看，供需之间将存在一定缺口，个别年份、个别品种、个别地区还可能出现短暂的供求关系紧张问题。不断增加的人口和持续进行的营养升级，将始终对国家粮食安全产生巨大需求压力。
　　2中国必须努力保持粮食基本自给。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必须努力实现粮食基本自给。当前，重点需要解决中国粮食领域的四大问题：种粮比较收益过低、粮食供需区域性和结构性矛盾突出、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以及建立完善综合性国家粮食战略。
　　中国需要制定国际和国内的粮食综合战略，并与其他国家战略相配合。在战略实施上，需要编制种子研发、粮食生产、流通、储备、加工、消费等方面的综合计划，并在《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以及《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等规定条例基础上，进一步作出立法规范。需要将粮食战略与国家能源战略、金融战略、贸易战略，甚至军事战略相配合，以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