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发何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成为关心中国经济的海内外各界人士聚焦的热点问题。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需求侧升级了，供给侧没有跟上，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升级不对等，导致市场出现了产能过剩、库存积压的现象，解决的办法就是推动供给侧的结构升级。
　　作为我国经济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是农业的结构调整，而是农业的制度性改革。中央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任务，对于农业而言，重在补短板。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一是水土治理，二是三产融合，三是科技植入，四是经营放活，五是生态保育，六是城乡一体，七是迎接新下乡运动。
　　一、水土治理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土治理是农业的首要问题。中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淡水资源十分匮乏，人均淡水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7。中国长江以南36的耕地拥有全国81的淡水资源，这意味着北方的农业发展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缺水问题。我国的有效灌溉面积刚过50，更不要说旱涝保收了。眼下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大力增加有效灌溉面积和旱涝保收面积。就总体而言，应主要抓好四件大事。一是严格控制地下水的开采；二是建设水库，用好地表水，保障生活用水；三是注重发展节水农业；四是净化水资源，严防污染。
　　除此之外，首先要保护好土地。耕地的红线绝不能突破。粮食产量“十二连增”，特别是好多地方的粮库已经装满了，没地方放了，导致一些人产生了“农业已经过关了，耕地红线不需要再守了”的错误认识。我国与美国相比，人口数量多出10亿，但耕地数量却要少将近10亿亩，我国一公顷土地要养活10多个人，而美国一公顷土地只需要养活零点几个人，说明我国土地资源还是十分稀缺的。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每年上千万亩耕地都陆续被城市、工业区、开发区蚕食，因此，保住耕地红线任重道远。
　　其次，要保护并提升粮食生产能力。美国农业追求的是劳动力产出最大化，而我们由于土地资源非常有限，农业追求的目标是土地产出最大化，目标不同，方法、路径、手段等当然也不同。一些人一直在鼓吹学习美国建设现代化大农场，而目前，我国在人少地多地区的农场现代化程度比任何国家都高，如黑龙江农场一万六千亩水田用激光水平仪做成一个平面。但是在中西部地区，需要适度的规模经营，即家庭农场的规模要适度。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文件说得很清楚，那就是当地承包农户的10到15倍，即如果一个农户承包10亩，那就是100亩，如果是15亩，那就是150亩，这就是目前我们家庭农场最合适的规模经营，并不是越大越好，大规模农场不适合人多地少的中国国情。国家已经陆续出台了“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应把“三个十条”的精神认真落实到位。
　　二、三产融合
　　上世纪90年代，日本一位学者就已经提出要把农业建成第六次产业，即一二三产能融合发展的产业。美国的农民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多，而美国为农业服务的服务业就业人数却占美国总人口的1720，就是一个农民种田后面跟着十多个人为他服务，所以我们的二产、三产，可做文章的地方很多。
　　当前，农民增收最快捷、最方便、也最能马上见效的就是乡村旅游，因此，可以把它定位为“中国农民的第三次创业”。中国农民第一次创业是发展乡镇企业，第二次创业是进城打工，发展乡村旅游则是中国农民的第三次创业。第一次创业是离土不离乡，在自己家门口干事，带来了过度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问题。第二次创业是进城打工，离土又离乡，挣了些许打工钱，荒废了自己的家乡，种了别人的地，却荒了自己的田。第三次创业，开发乡村旅游才是自己干，自己做主，建设自己的家乡，并且为子孙万代谋福。如果自己的家乡成为一个很好的旅游景点，子孙后代都能享受这个福祉。
　　过去我们城市没有“害病”的时候，大家都朝城里挤。而现在“城市病”越来越重，交通拥堵、噪音充耳、空气污浊，大家回过头来看，最宜居的地方还是农村，这是个世界性的潮流。欧盟现在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已经占58，回到农村的人口主要集中在25岁到40岁之间，他们在农村居住，到城里工作。英国的乡村旅游是非常发达的，英国民意调查显示，有25的人每年经常去乡村旅游，50的人偶尔去乡村旅游，81的人一年至少到乡村旅游一次以上，这个市场潜力十分巨大。调查显示，总人口为六千多万的法国在乡村住过一夜以上的旅游人次是三千多万，就是法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在乡村住过一夜以上。
　　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转变，休闲时间的增多，交通通讯的发达，乡村旅游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潮流，中国当然也不例外。2014年底，我国到全国乡村旅游的人次为12亿，到2015年底达到22亿，一年之间增长了10亿人次，所以开发潜力非常大。有关方面预测，到2020年可能将达到65亿70亿人次。从消费层次上看，现在三类群体都去乡村寻找自己的游点。首先就是最富的人，“三名”（名山大川、名人故里、名胜古迹）游完了，他们去国外游，但是文化背景不一样，我们都知道有句话叫到国外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国内叫好脏、好乱、好快活，因此这些有钱人就到乡村去找景点。其次是中产阶层，他们“三名”看了一部分，一边继续看“三名”，一边也在乡村找点，到生态好的地方去游玩。再者是最穷的、社会最底层的人群，也在乡村找地方，因为以现在人们的收入水平出去玩一玩还是没问题的，特别是听说附近哪儿有好吃的或者好的土特产品，就约几个人去品尝或购物，这三个层面的人群都去乡村，乡村旅游的前景是越来越好。
　　开发乡村旅游首先激活了闲置的资源。所谓闲置资源就是原来的、没有效能、不产生价值的东西。一是闲散劳动力，包括留守老人、留守妇女，他们在家里没什么事，但是旅游景点开发后，他们都有事干了，并且从低质、低价的劳动力变成高质、高价的劳动力。最典型的事例就是陕西兵马俑，一开发出来，周围村子里的老头、老太太晚上都到村头上，请各种外语老师来教他们学外语，只要学会了一个“money”，就可以跟外国游客讲价。二是闲散时间。原来村民“一个月种田、三个月过年、八个月空闲”，打牌、闲扯、晒太阳，时间都流失掉了。旅游业一发达，一天到晚忙着挣钱，恨不得一天变成两天用。三是闲散住房。目前，全国有2亿多农民工，农村至少有几千万套闲置房可以开发利用。农民工与房子的关系被概括成“两只老鼠”，把家里的房子给老鼠住，到城里租住只有老鼠才住的房子。把那些留给老鼠住的房子改造成给老板住的别墅，价值立刻就体现出来。这里有一个问题要特别注意，改造农舍不能用农民的眼光，要用城里人的眼光，外面越古越土越好，里面越现代越好，一句话，要改造成“外面五千年，里面五星级”的标准。四是闲置风景。一座断桥，一条溪流，一处古宅，一棵老树，都可能成为吸引游客的一处风景，都可能留住游客。五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土人情，这些本地人不以为然，但在游客眼里就很新鲜，正所谓风景都是外地人的风景。乡村旅游是推进三产融合的重要抓手。因为旅游人群不仅仅是去吃，还要在乡村住，同时还要购物，购物就带动了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农产品本来很便宜，通过包装和加工，价值就增加了，可以卖到贵几倍的价钱。二是推进城乡互动。二元制度使城乡之间长期隔离，旅游使城市文明、城市的项目、资金、人才等流向农村。三是促进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城里人需要到乡村旅游，乡村则应时而动，提供这种需求，城乡之间顺应市场规律，一拍即合，这是乡村再造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
　　乡村旅游景点的打造，不论哪种类型，一般都应做到“十有”：第一，就是有景可看。第二，叫有线可连。众多景点像一串珍珠闪耀，连成一串才能留住人。第三，叫有路可通。路要修好，不能还有“三跳路”，即车在路上跳，人在车上跳，心在肚里跳。第四，是有味可品。农家土菜对城里人来说就很新鲜。第五，就是要有室可居。房子要改造好。第六，要有物可购。第七，就是有网可赏。这个包括两个含义，一个就是网上发布行前信息，把景点拍成照片和文字上传到网上。因为现在的流程，游客一般都是来景点前先点击看看网上介绍，所以要把最美的景点展示出来。另一个是通宽带网络，游客所住的地方要有网线，让其可以与世界连通信息。第八，就是有验可体。能够提供体验种植业、养殖业，体验插秧、收割的场所。第九，有文可化。要有一些民风民俗的表演，让人自然融入那种文化氛围中，了解一些当地的民风民俗，包括一些土话等。第十，叫有情可寄。人们常说寄情山水，就是让游客永远忘不了那个地方，经常怀念那个地方，有亲近感，时时思念，是情感寄托之处。
　　三、科技植入
　　所谓科技植入就是现代科技要长入农业、农村。当前，我国机器人技术获得突飞猛进发展。2017年机器人就要参加高考，目标为考入重点大学，到2020年其目标就是考上清华北大。所以智慧农业要走入我们的视野，互联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今天我们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关键就在于农村缺乏掌握现代科技的人才，厌农弃农的社会风气使精英远离“三农”。“三农”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现代元素，而注入现代元素，固然需要现代设施等硬件建设，但首先要有一个掌握现代知识的接受主体。不然，再先进的设备，再发达的技术，再优秀的管理，都毫无意义。我们的农民一定要跟上这个时代，特别是新型农民。要解决这个问题，先要把农村教育搞好，把孩子培养好。农村5亿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时间不足8年，我们给未来留下一群什么样的孩子，这群孩子就会给我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因此，抓好孩子的教育是农民的希望、农村的希望、农业的希望。现代元素能够顺畅注入“三农”的根本就在于有一大批能够掌握现代科技的接收主体。
　　四、经营放活
　　农业的经营必须放活。第一就是土地要放活。我国目前的土地太零碎，一户十亩承包地分成七八块，甚至十几块，因此要进行土地流转，发展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首先要规模化，这个规模化当然只能是适度。土地要流转，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尊重市场规律。第二就是产权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一定要抓好，因为只有产权明晰了，它的保值增值才能实现。产权制度改革要分清谁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谁是社区成员。这个问题在发达地区特别突出。一个在当地待了几十年的人，由于不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导致没有权利享受集体经济的财产。而有的集体经营组织成员二三十年前就不在村里了，但他照样享受集体福利，这种“人在权不在，权在人不在”或者“权在人半在、人在权半在”的情况很普遍，矛盾非常复杂。解决的办法就是充分尊重当地群众的意愿。第三就是组织化问题。从改革开放以来都是放活政策。首先，放活土地，由生产队到家庭承包。其次，放活经营，虽然承包到户，但不是谁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取消统购统销以后，农民才有了自主经营权。再次，放活领域，农民只能种地，只能搞种养业，后来才允许发展乡镇企业，使农民拓宽了收入渠道。最后，放活空间。过去农民只能在本乡本土，后来才允许进城，今天还能自由出国。
　　今天，我们要特别关注农民的组织化问题，
　　必须放活组织，让农民的专业合作社大力发展。目前，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有140多万个，但是完全跟不上需求。外国的农民一个人要参加许多社会组织，不然以后没法继续发展。在组织农民问题上，今天要把组织农民变成农民组织。虽然是一个词序的颠倒，但是含义完全不一样。组织农民，农民是被动的，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农民组织则是农民自己起来组织自己，为自己服务，是主动的。现实生活中，许多农民组织要么是龙头企业当领导，要么是退休干部当领导，农民只是被动参与，这种局面必须改变。
　　五、生态保育
　　生态保护是为子孙后代着想的大问题。我们都知道杜甫有一句诗叫“国破山河在”，我们今天绝不能让“国在山河破”，特别是有些风景区上亿年才形成，破坏了什么都没了，修复不了。因此，中央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实行古今中外可以说是最严厉的一个政策，即生态终身责任追究制。但是这个政策执行难度较大。因为它时长、人众、面广、量大，要分清责任很难，需要在实战中深入探讨，逐步建立一套完备的制度。此外，面源污染问题一定要治理好。我们现在农药、化肥的使用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面源污染特别严重。这些化肥农药残留在土壤和地表水中，造成水土污染，种出来的农作物就无法保证质量，带来恶性循环。当前还有两个污染一定要注意，一是除草剂，一是农地膜。这两个污染现在越来越严重，其带来的危害也不可低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名言就是一个形象的比喻，也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要做好这篇大文章，必须上下勠力，左右协作，前后照应，万众一心，才能实现既定目标。
　　六、城乡一体
　　城乡一体化的核心问题就是“两公”问题。所谓“两公”就是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一定要延伸到乡村，特别是两个最基本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教育和卫生。义务教育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不要钱，另一个是就近。目前，不要钱已基本实现，但是不能就近。十多年的撤点并校使农村学校有59万所减少到目前的27万所，有关调查显示，农村小学生家离学校的距离平均10。86里，初中生35里。从实践上来看，不能就近带来的额外负担比要钱还贵，到镇上借读一年至少要多花八千到一万，到县城借读一般要花一万五到两万。这是额外的花费，还不算照看孩子误工的费用。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农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医疗资源好，所以现在农村看病都想往大城市挤，出现了“四个三”的现象，即奔波三千里，挂号三星期，排队三小时，看病三分钟。看病难、看病贵，由此带来的负担非常重。因此，这两个公共服务一定要加大改善力度，让农村的孩子智力和体力都能够强起来。
　　七、迎接新下乡运动
　　五十年前，一场轰轰烈烈的下乡运动席卷整个中国，2000多万知青被送到农村。今天一场新下乡运动又悄然发生。所不同的是，前者是被动的，是靠政治动员和行政干预的结果，而眼下发生的这场新下乡运动，则是主动的、自愿自觉自主的。它涵盖十个群体：一是回乡创业的农民工，二是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三是1977、1978、1979这三届毕业的大中专毕业生，改革开放高考结束之后这三届毕业生有两百多万，这两百多万人里面大概有80以上都是从农村走出的，他们乡情最浓、乡思最重，这些人很大一部分退休后都想回到家乡去生活。四是第一代农民工，上世纪80年代就外出务工，今天城市已经不再需要他们，他们必须回到乡村去。五是我们的村官，现在全国有20多万，到2020年大概要有40万。六是“三支”人员，即支教、支医、支农“三支”队伍。“三支”队伍是一支力量强大的为农服务队伍。七是扶贫干部。现在全国到2020年要全面实现小康，扶贫是头等大事，是共产党的“两个百年”目标之一。目前，全国共派了54万扶贫干部到村帮扶。八是前面说的旅游，到乡村去的游客带来的信息、项目、资金，包括人才方方面面的资源是非常多的，一定要开发利用好。九是华人华侨，我们有6000万华人华侨，许多人都是在国家不景气时出走的，今天国家强大了，他们也年纪大了，总想叶落归根。十是城市离退休人员，这个群体有一亿多，他们受苦于“城市病”，想到乡村生活。目前这十大群体正向乡村运动，或创业或服务或生活。我们在制度设计方面应提前做好准备，迎接这十大群体的到来。这是前所未有的农村人才大输送，对于解决“三农”问题，是史无先例的历史大机遇。开发利用好这笔宝贵财富，应是“三农”工作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