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治霾的经济与体制逻辑

　　
　　像欢迎解放军一样，北京人热烈欢迎北风的到来。笼罩多日的雾霾终于被吹散。但可以预见的是，这不会是北京最严重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雾霾。
　　最近有媒体发起一次现场调查，问题非常简单：持续重霾天，您还在开车上班吗？结果并不乐观，在接受调查的153名司机中，仅有三成人对开车说不。
　　这种调查结果并不意外。首先，虽然有数据表明尾气是雾霾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知识的普及速度往往比不上直接的观感。比如，在春节期间，车流减小，但仍有雾霾；再如西方发达国家汽车密度更大，但空气却好很多。所以，很多人认为尾气与雾霾关系并不大。
　　其次，雾霾天气里，挤公交、挤地铁，暴露在空气中，吸毒更多，而开启车内空气内循环，的确可以降低车内PM2。5。不过，这一安全并不持久，1小时之后，车内空气就会变差。但是，个体选择往往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越是雾霾天气，开车的人越多，而雾霾天气中，大气流动速度更为缓慢，尾气的影响权重就更大。
　　最重要的是，除了少数人认为每个人都是雾霾的制造者，每个人也就有义务打扫雾霾，并积极行动，绝大多数人，在面临减少雾霾与伤害自身利益的选择时，往往会归咎于其他因素，抱怨野蛮施工、污染企业、集中供暖、餐馆、烧烤、秸秆，觉得政府规定的限行、尾气年检只是在装积极，并抵制妨碍自身利益的减污措施。这并不奇怪，作为一种典型的公共品，空气陷入了公地悲剧中。
　　公地悲剧的原因在于，对某一项资源，个体的、私人的成本与社会的成本不同。在当下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为GDP带来的政绩，企业为更高的利润，个体为了舒适取暖、开车，其实都在破坏环境。在破坏环境这一项上，私人成本都小于社会成本。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加害者，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都陷在公地悲剧的陷阱中不能自拔。
　　解决公地悲剧的办法是政府介入调节，对资源进行私有化、或根据污染所造成的危害程度对排污者征税，增加弥补排污者的私人成本，使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一致。但是，高昂的社会成本并不能直接驱使政府行动，只有当社会成本转化为政治压力，并压倒政府GDP利益的时候，才能驱使政府行动。而在社会付出的巨大成本还未转化为政治压力时，政府的环保动机不强，环保部门的权力也不够大。
　　在具体的污染过程中，所有排污者的好处都是实实在在的、明显的、集中的，另一方面，个体制造的污染，却是分散的。对于个体来说，自己制造的那一部分污染仅占自己所受到的污染的很小一部分。比如，一个人开车，享受了开车的好处，并排放出污染。当很多人都同样行动的时候，如果其中一个人停止开车，他会立即丧失开车的好处，却几乎不会改变自己遭到的污染，所以没人会减少开车。但是，当所有人都选择开车的时候，每个人遭遇的污染甚至会大过开车的好处。简而言之，这个时候，社会成本已经由每一个人共同分摊，但他们却陷在公地悲剧的陷阱里，无法自我解决，只能呼吁。
　　人们呼吁减少污染的时候，明白自己会从更干净的空气、更干净的水中受益，但与此同时，他们往往会低估自己的义务、高估他人的义务，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别人的义务会多过自己的义务。比如，消费者会认为，治理雾霾，主要受损的应该是那些工厂的利益，而不是自己开车与用电的权利。
　　当我们明白了这种义务幻觉之后，就不难明白，开着大排量的轿车，同时却严厉地问责雾霾，这种行为是真诚的，并不虚伪，只是个体面对公地悲剧出现无力感的同时也低估了自身代价。从这个角度上看，指望中国人，人人从我做起，主动采取低碳生活方式，工厂主动实行严格的环保措施，既是幼稚的，也是不符合社会规律的。
　　要减少污染，解决公地悲剧，不能靠自我约束，而只能靠义务幻觉下的相互约束。所以，人们的呼吁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社会成本变为呼吁之后，如何集聚起来，变为政治压力，逼迫政府强力的治理污染。显然，这个过程，正是一个体制的、政治的过程。
　　遗憾的是，在当下中国，缺乏一种明确的途径来收集这种个体意见。相反，政府官员的利益，工厂的利益都是明确而集中的，也就更有动机通过不作为、行贿进而阻止、弱化社会成本的聚集。社会成本虽然广泛存在但却无法集聚，各地的PX项目就是典型例子。可见，雾霾与体制之间，存在明确的逻辑链条。
　　那么，社会成本如何转变为政治压力呢？
　　除了形成政治压力，推动政府行动，好的制度过程，还能帮助政府获得公众更大的配合。
　　在现代技术下，排污行为，是可度量的。从这个角度看，空气就变为了一种公共池塘资源。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o奥斯特罗姆，提出了关于公共池塘资源的管理与分配的八条制度设计原则。其中的三、四两条的内容，对当下中国的雾霾问题，很有启发意义。第三条的内容是：集体选择的安排。绝大多数受操作规则影响的个人，应该能够参与对操作规则的修改。第四条的内容是：监督。积极检查公共池塘资源状况和占用者行为的监督者，要么是对占用者负有责任的人，要么是占用者本身。
　　简而言之，受规则影响的人，应该能够参与操作规则的修改，而规则的监督者、资源（新鲜空气）的保护者（政府），也应该与资源的消耗者（老百姓）存在明确的代理关系。当受污染的公众，能够通过可靠的、可见的逻辑链条参与规则设计，不仅能使规则本身更能反映各方利益，也能得到更好的配合。一旦代理关系不存在，或者较弱，那么，无论资源的管理者如何做，都必然遭到公众的批评。
　　所以，不管是聚集社会成本形成政治压力，还是在具体的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上，体制都与雾霾有着明确的逻辑关系。
　　一个政治体制如何能有效均衡个人与社会成本，是人们对其作出评价的重要标准。任何体制都能均衡个体与社会成本的功能，比如，当下河北不停地关闭水泥厂、限制钢铁产量，就是一种明显的体制对雾霾的反应。但必须指出的是，不同体制在实现此类功能上的效率、速度、预见性、科学性却存在量的差别。这种不同的政治结构之间的差别就构成了评价的依据。从这个角度看，程度就是实质，量的差异就是质的差异。
　　更何况，北京雾霾治理，很难说没沾同在一片天空下、共同呼吸同样的空气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