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冬娅：阶级斗争视野下的农民形象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通过对土地革命的分析指出阶级斗争视野下的农民形象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的现场不得不面对将超出阶级形象和阶级关系的农民行为、意识和现象、关系融于其阶级斗争理论下的革命史叙事逻辑中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农民以自己的方式发挥了历史的能动性，参与了历史的谱写。
　　农民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历史叙事中，农民被奉为工人阶级的天然联盟，正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广大具有革命性的农民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这样的视野下，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或者说革命的农民贫雇中农），由于它对于革命胜利的重大意义，而从一种前所未有的光辉姿态出现在历史的叙事中。
　　一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农民虽然不能说是沉默的群体，但可以说他们的声音更多的是由知识阶层社会精英代为发出的，正如GailHershatler在分析20世纪初上海妓女形象的重塑时指出的在现代社会中，女人的声音往往以各种形式被压抑，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有人们想要在一个大的社会全景下把它作为符号来欣赏、申斥、管理、治疗，挽救、消灭等等时，妓女才会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1。
　　正是这些构成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精英在谈论他们自身面临的矛盾、问题，寻求困境的出路时，在构建他们对于历史，对于社会发展的宏大叙事框架时不断变换叙事对象在宏大叙事中的角色，对于妓女如此，对于农民同样如此，他们的形象在不同的全景下在不断建构重塑。
　　从晚清清议政治中的农民、土地、封建问题到以康梁为代表的近代思想使农民消逝于国民的一般讨论中，五四时期农民也未作为一个阶级而成为政治、文化运动讨论的焦点。比如在这一时期的《新青年》、《东方杂志》等众目所向的舆论阵地，对此问题一直未曾集中讨论过，廖廖数篇涉及到的如关于农村的《社会调查》2和胡适的《我对于丧礼的改革》3等诸文章也只是充满了改造旧农民、旧农村，倡导新人格、新国民、新文化、新风尚的意味。
　　而随着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对社会和谐的追求使强国富国的价值目标逐渐转移到了社会本身的扶贫济弱上来，杨念群在分析社会史时就指出：早期共产党人强调如果不从社会层面上改造和重新设计中国现代化道路，就无法关照和覆盖到农民和其他普通民众的利益与现实要求，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对变革步骤的早期设计，无不是从社会切入进行的。4而这种对社会有机体和谐运转的追求又转而突出强调了社会本身蕴藏的种种矛盾和不平等，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问题突显出来，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最为简单、最固守而又最易被歪曲的主义和信仰。
　　对于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来说，在阶级斗争视野下，工人和农民都是革命的一部分，因为两者都是属于社会中被压迫的群体。而瞿秋白、陈独秀等领导人渐渐意识到两者在阶级的觉悟和阶级利益上是有区别的，在农民中是包含了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成分和意识的，就如陈独秀1923年在分析中国各阶级时就指出：农民私有观念极其艰固。在中国，约占农民半数之自耕农，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不用说共产的社会革命是和他们利益根本冲突。即无地之佃农，也只是半无产阶级，他们反对地主，不能超过转移地主之私有权为他们自己的私有权的心理以上。雇工虽属无产阶级，然人数少而不集中，所以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正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5
　　但随着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转变，对阶级斗争的认识不断被激化。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阶级问题成为国人举目关注的话题，就连一向只谈大政要闻，更多关注国际关系的《东方杂志》也逐渐开始注意起国内的社会问题来，在1927年8月25日出版专刊刊登了覆及全国各主要区域的农村社会调查，其中贫雇农，中富农，地主等农民阶层相互的关系占了调查的核心6。而这时期，中共开始一直强调并争执着革命阶级、革命性质、革命动力、革命对象、社会性质等问题，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革命话语。而如果说在1927年前这一时期农村政策十分丰富（比如包括对于农地，从政治经济上加以整理；对于农业从科学上加以经营；对于农民从社会文化上去加以训练和教育。7还包括了禁赌禁烟、和乡党睦宗族等8等），许多政策是温和而实际的，那么到1927年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中共需要提供自己的一套与国民党不同，而又为打倒国民党作合法性依据的革命叙事，阶级斗争理论就更加泛化地使用于中共的一切文件中。在19271937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完全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后，可以看见农民和农村的形象几乎都是以社会性质主要矛盾阶级分析革命动力、对象、目标为全景，以此来审视其中农民扮演的角色，为其在农村土地革命的政策提供依据的。在这样的形势下农民本身性质的认定和内部贫雇中富地等成分的划定这些无一不是阶级斗争理论下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的形象被不断建构、支解、重塑。农民的形象由它整个革命叙事中角色界定。每个活生生的个人由他的阶级成分而赋予地阶级形象。
　　这一点不仅从萧邦奇对最早的农民运动发起点浙江衙门丝丝入扣的分析中，从他对农民斗争逐渐出现名重于实而致国共合作于失败的感叹中得知9，还可以从1927年前后中共高层的文件中得知10。虽然在此问题上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并且在中共内部三次左倾路线与后来历史标准答案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对革命性质，革命道路等等的判断有矛盾和争执，特别是对于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更存在着徘徊和斗争，对农民的定位、对农民内部分化的定位有所不同，但是借用布迪厄的概念，这些中共内部的争执可以说在1927年以后就几乎是统一在一个共同的场域内，在一套共有的革命叙事中来夺取解释权和支配权，这种对革命史叙事的承认，对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解释方式的承认构成了布迪厄所说的游戏者之间的共谋，形成了他们竞争基础。而像1930年左右的陈独秀另辟蹊径，只能是被扫地出局。而象后来在农民问题上，面对如何建设一支由农民构成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军队，如何解释农村包围城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毛泽东的中国化的一套话语体系也并没有改变阶级斗争的视野，而只能是像布迪厄说的：游戏者们可以通过参与游戏来增强或维持他们的资本，但也可去改变游戏的规则，以极力贬低作为他们对手力量所在的那种资本形式的价值，而努力维持他们自己优先拥有的资本种类。11在游戏者们的斗争中，共谋的舞台是早已搭建好了的。
　　在此全景下，尽管对农民的态度有褒有贬，对富农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争执不休，但这些无一不是阶级斗争视野下的农民形象，以阶级斗争来审视农村关系和不同成分的农民形象。不同成份的农民具有其特定的阶级形象，而这种阶级形象又决定了农村中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而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面对使超出这种阶级形象和阶级关系的现象融解于其阶级斗争的解释与解决办法之中的挑战。
　　二
　　早期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村破产农民的生活困苦有着切身的体验，诸如彭德怀自述中深切肌肤的让人悲悯和童年回忆并不是偶然的12。正是这种心忧天下的精神气质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救天下为己任，扶贫济弱，以此与社会各界达成共识，获取了普遍的支持。而中国共产党阶级的斗争视野下的农民形象（如农民分为贫雇农、中农、富农、地主，而贫雇中农属于革命依靠对象，地主属于打倒对象抗日战争中，政策上认为地主也可联合，而富农是革命还是反革命一直争执不清）在很大程度上贴近了当时农民的基本生存状况和生存需求，使贫苦破产农民这个弱势群体在20世纪初巨大的社会转型和变革中有了自己的代表，并通过这个代表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另一方面，在这个委托一代理的格局中，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一个有着主义信仰，有着一个较为完整的宏大叙事体系和特定的世界观、价值观支持的政党，它面临的问题、出路毕竟是与农民不一样的。这里，不仅是通常所说农民可能会抵制共产党力量的进入，不仅是农民具有保守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农民本身的知识构成是与中国共产党的那些知识精英有很大区别的。实际上农民所处的村庄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只取决于国家政权的性质和外来因素的制约，也受到村庄内部结构的影响，而农民本身的行为和理念自然也应在基层村庄这一层面内部加以理解。这里强调的是农民不只是阶级整体的形象，还有作为自然村成员的身份和意识。13这种身份和意识使他们不仅具有阶级身份、阶级形象、阶级关系，还具有更多不能够纳入到阶级视野中的行为和意识。
　　但是，在革命史叙事中，农民的形象被单一化了，历史叙事也相应地逻辑化。在历史记忆中，土地革命是一个解放的、欣喜的热火朝天的景象，欢歌笑语的群众大会、模范带头的共产党员都是这个集体记忆不可或缺的部分。而这些景象在革命史的叙事中又使得对农民如何、为何接受中国共产党，如何、为何理解这一宏大叙事做出解释成为理所当然，而不需更进一步的解释；也使得不需要把农民刻画成一个历史的能动者，他们在这样的叙事中变得只能是充当历史叙事的消极服从者和被解放者。因为在这个叙事中，农民的阶级形象决定了欢迎、支持这种解放是必然的，翻身做主的贫雇农形象是在革命性质和革命阶段论中取得的。
　　这种逻辑不仅支配着革命史的历史叙事，而且也支配着在历史现场的人们的理论逻辑。
　　而正如前文指出的农民个体具有自己的地方性知识，作为历史的能动者，他们与进入农村聚集资源的中国共产党人之间不仅是主动与受动的关系，而应是更鲜活的互动关系。正是在这种互动中中国共产党遇到了与阶级斗争视野里的农民形象不同的农民行为和意识提出的挑战、设置的困难，而解决这些困难、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又深深影响、塑造了中共的一系列政策方针，对中共今后的路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互动的关系创造了更丰满鲜活的历史。
　　三
　　一些学者已对革命史叙事的这种逻辑提出了挑战，比如胡素珊在探讨中共在农村胜利的原因时指出中共在农村的胜利在于革命的巨大功效的满足了农民贫苦阶层的小私有性，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共的宏大叙事与农民自身的生存境遇有了联系的点，从而形成了一种场域的共振，带来了革命的胜利。在这种观点中，农民是一种理性经济人的形象。比如她提出中共在抗日时期以民族矛盾为号召改变了激烈的土地政策，而后则又重新颁布《五四指示》恢复彻底的土地政策，对于这种政策变化产生的问题如农民如何建立对中共政策变化的信任？对于民族矛盾农民如何认知？在抗日时期温和的减租减息是如何发动贫苦农民的？针对这些问题，胡素珊提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仍然能发动农民在于政策执行中一直左倾，通过这种左倾激烈的土地政策来满足农民的财产平分需求，满足农民的小私有性，体现一种均贫富的路线14。
　　与胡素珊观点类似的是秦晖，他指出中共土地革命正在于满足了农民的小私有性，正是这种小私有的劣根性使土地革命成了一场均贫富的运动，马克思所谓的为了反对共同体对个人的压迫而倡导的反封建运动成了一场反对个人对共同体压迫的均贫富的农民运动。这里秦晖也把批判建立在土地革命是对农民小私有性的满足基础上，指出土地革命中的农民是完全的小私有者的保守性或小私有者的革命性，而不是所谓的无产阶级的大公无私。15
　　在这种思路中，革命叙事被还原成经济利益，两者的一种场域的共振在农民的经济人形象下成就了中共的胜利。这种观点指出了土地革命在革命中的功绩，大大拓展了历史的现实感，
　　把农民还原为活生生的个体，使这种逻辑为我们所理解接受。
　　在这种叙事中，农民因其经济理性构成了对历史的能动性，中共在农村的地土政策不得不把这种小私有性考虑进去，并通过满足这种经济利益需求来获取农民的支持，以动员农村的各种关系。这样，这种思路就使历史成为两者更好互动的关系的结果。
　　但是，理性经济人的形象是大有疑问的，虽然它对于每个人来说是可理解的，但可理解的理性经济人的行为并不一定是更现实的。因为理性本身就是在特定环境下有不同的解释，不管是关于农村的文化网络的研究，对农民的知识结构的强调都对这种形象提出了挑战，特别是在历史的现场，所谓最大的经济利益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翻开当时的中共文件，就会发现分土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从一无所有到获得土地的过程，它涉及的是分土地的人本身如何，如何分、怎样分，特别是如何划定阶级成分的问题。革命史简单逻辑中的农民的阶级形象将被转换为无数活生生的个人和事件。这其中面对的问题是纷繁复杂的。正是这些与革命叙事逻辑不同的纷繁复杂的问题，正是这样活生生的农民个体超出阶级视野下的形象的行为和意识给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政策带来了真正的挑战，迫使他们不得不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支撑下以各种方式将它们以各种方式将它们纳入到阶级理论的革命话语体系中，从而影响了中共各种政策方针路线的制定，而这些构成了革命史更鲜活更丰满的血肉。
　　四
　　本文将换一个角度，不是探讨中共如何为何发动了农民，而是想寻求下面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既扮演被动角色的农民如何影响了中共的政策制定？而这正是涉及到了中共阶级斗争视野下的农民形象给中共本身在实践中带来的困难和挑战。
　　本文将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入农村，查田划分农民成份分田这一事件作为案例来分析它是如何把它面对的各种问题和挑战纳入到阶级斗争视野中并制定了它在农村的基本方针路线的。调查土地划分农民成份一分田一直是农村土地政策实施的基石，而这个过程并不如一般革命叙事中所描述的那样简单明了，在实践中它遇到的问题是纷繁复杂的。这使它成为土地改革最关键的问题之一。
　　虽然在革命史叙事中由于上文提到的农民被解放的阶级形象的设定，在一心为人民的中共党员欢迎与支持解放的贫苦农民的模式下，土地改革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一般被忽略不计。但是实际上，不仅是在今天我们会对这种模式提出疑问，而且事实上在当时，这些问题早已被重视并且一直成为政策制定中的重中之重，被反复强调，以试图在阶级斗争理论体系下加以解决。
　　在阶级斗争视野下，农村基本上是由贫雇农、中农、富农、地主等阶级成分构成，而土地革命的实质，即是要变更土地关系，将过去的土地关系推翻另建新的关系。16在这个另建的过程中翻身的是贫雇中农（有时中农也被打倒），而被打倒的是地主（有时也联合，大多数情况下被打倒的还包括富农）。对于这么一种土地关系的转变，翻身的贫雇中农是支持这么一种转变的，就如在胡素珊的研究中指出的正是通过这种转变，中国共产党争取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支持；正是这种转变，有了陈毅所说的人民用小车推出了淮海战役。
　　但是，纵然我们承认这个结果，也并不妨碍我们对过程的探讨。因为忽略对过程的探讨会导致对农民能动性和对土地改革中困难和问题的忽略，会又陷入革命叙事中只要共产党进行土地改革，自然农民就支持共产党这种简单叙事中。
　　而在实际中，首先调查土地，划分成份就不是一个一目了然的事情，不仅存在着纯粹的技术测量困难，还有其它更错综复杂的关系。如两年前破产的地主现在应如何定成份？某人以前曾是富农，现在又定什么成份？村里某个小混混把家产输光了算是贫农了吗？或是村里一老实贫苦人家辛辛苦苦存了十几吊钱拿去放了高利贷算是高利贷资本家吗？另外，调查土地还常常变成了乡与乡、区与区之间的纠纷，更突出的问题是其中还有许多知法弄弊的对行贿者和亲属加以照顾，而在农民一方又有欺瞒坑骗的。
　　这样，调查开不清楚，分起田来也就常常不是多少不敷，便是好歹不合，不是土地过剩，便是人口过多，以致一分再分，经久没有适当的结果。17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土地难免产生了不满和厌倦，特别是赶上春耕，农民更有抱怨不如不分的。这些情况很明显地见于土地改革几乎每一个文件，虽然这可能是由于当时中共实行巡视员制度，问题发现和提出因而很多，但虽然有客观上土地改革已在许多地方取得了很大成效这一事实，但对中共上层来说，问题和困难是值得警惕的。
　　同时，像在四川等地，土地改革一直不好展开，因为农民对地主一般不是很抵触，反而是在当地士绅领导下进行反苛捐杂税的斗争。而四川党的任务就成了与地主士绅争夺领导权和分化利用哥老会了。18这种情况还适用于一些阶级分化不明显，自耕农居多的地方。
　　这种情况不仅乡建派注意到了，不仅《东方杂志》这样的通俗刊物专刊调查指出了，而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也是充分意识到的。比如《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地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1927。11）就指出中国各省土地关系并非一致相同。比如南方各省农村中的中心人物，绝无疑义是佃农及半佃农（桂鄂湘闽浙等），北方有几省农村中的中心人物都是自耕农（晋直），殖民地域的土地关系又有特殊的情形。
　　并且在其它大部分地区问题还在于即便是发动了农民，也只是做成了一件普通的群众工作，而没有把它做成一种阶级斗争，没有让干部和群众了解到它的阶级斗争的意义，没有提高群众的阶级意识。这就有一个知识结构问题，即使农民被的动员起来参加了土地改革，但也缺乏应有的阶级觉悟和阶级形象。19
　　这种局面对中央如何解释阶级斗争视野下赋予的农村阶级矛盾突出、农民欢呼翻身解放、积极支持土改的形象提出了挑战。
　　这就使中共在土地改中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发动农民群众。
　　中国共产党必须将之纳入到阶级斗争视野中，使之不脱离革命叙事中阶级身份所带来的逻辑。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农民作为一群受动者与施动者产生了一种互动。对之施加了影响。
　　具体来说，中共在农村推行土改遇到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情况时，最为强调的一个方针就是走群众路线。在任何地方农民没有发动起来，农民积极性不高都没有改变阶级分化严重、阶级矛盾突出的社会情况认定和贫雇农的阶级形象，而是反复责成当地政权机关走群众路线，反复强调要在土改前给群众讲阶级、做宣传，而让群众吃猪肉来号召大家参加群众大会也成了一条值得推广的经验。比如毛泽东就明确地以瑞金九堡区为榜样，赞赏它杀猪煮饭让群众大吃一顿的办法取得了很大成效，动员了广大群众。而在许多地方正是因为此做法而使吃猪肉的群众越来越多，参加群众大会的人也相应地越来越多群众被发动起来了。
　　方慧容在分析小说《十里店》时指出，书中所写的有些同志疑心太重而认为农民不是太积极就是太消极表现出来一种权力关系下的调查，不再是实事求是，而是使访者和被访者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即我们说的被访者的真诚总处于被怀疑中。20而这里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从文本中解读出来的不应仅是内容中作者字面上所说的有些同志对农民不信任这一种权力调查关系，跳出文本本身我们解读到的还有作者自身的态度对这些展开调查同志的指责，而这种指责在文本的主线中是被默认为是正确的意见，而这种怀疑基层干部、主张走群众路线的方针才是土地改革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倡扬的，而后来的四清中被怀疑的也并不是被访者，而是下级基层干部，正是这样，才有派工作组避开基层干部，直接深入群众中调查的桃园经验。
　　而这其中涉及到的就不仅是群众路线问题了，更进一步还伴随着整党和路线的斗争。
　　不论无法发动群众，不走群众路线，还是存在知权弄弊的现象，都需要整党。
　　整党首先是针对富农路线，而反富农的斗争也与形势急需进一步动员农民推进停滞的土改有关。比如一份重要文件即指出：苏维埃区域中最大的危险即是有许多地方的政权落在富农手里；富农一拿到政权，当然处处都站在富农的利益上去压迫贫农和中农，他们缓缓地查分土地，甚至政权建立了多年还不分田地，即使土地分配了，但好的田地都落在富家手中。
　　21又如闽西苏维埃政府1931年总结土改问题时指出过去土地革命使大部分群众讨厌，甚至怀疑土地革命在于过去在立三路线领导下，富农分子把持政权机关，一分再分却仍便宜了富农和地主，不但不保护贫雇中农利益，还使农民不安心耕种，减少了生产。22王明在倡导反富农路线时就指出：保守观念，地方观念，乡村党的干部多半是富家分子，以致土地革命不能深入，苏维埃运动及红军的发展不能达到应有和必需的程度，雇农贫农不能形成乡村中的革命基础，已成为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异常严重的问题。23
　　当然，反富农问题不仅涉及到农民的不积极，而且它也是与土改中极端平均主义和狂热复仇主义的落后农民意识有关。这种农民的小私有性是秦晖在他的《田园诗与狂想曲》中一再强调的。这种状况反映到权力关系中，一方面是党不得不发动斗争不断来满足小农的极端平均主义倾向，不断对土地进行一分再分，甚而整顿基层政权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发动农民深入土改；另一方面党也必须把这种倾向控制在革命阶段论的范围内，使它与革命性质和社会性质的判定，与革命的阶段相符合，因而也对这种倾向加以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基于利益的判定导致了土改的停滞，因而深入土改又不得不求诉于群众路线的威力。
　　但是，可以看到不管是不积极还是狂热，在这两种情况中，都存在着基本的发动群众问题，这是中共土改的一个核心和根本的出发点，是中共革命中支持它取得最终胜利的一个最重要的力量来源。并且本文强调这种不积极甚于狂热即是在于狂热是属于改造小农的领域，而在这个基础上强调农民在土改中的沉默却会进一步提醒我们注意在土改中权力的互动关系，提醒我们革命史叙事中天然的代理者实际上是大有置疑的。如果这一点得到更进一步的关注，对于中国共产党在传统乡村共同体瓦解、赢利型经纪人横跋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乡村的情况下如何整合了乡村利益关系的问题就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在本文分析中，在委托代理格局中，中共在这一时期通过整顿基层党委、基层苏维埃政权，通过倡扬群众路线、打击阶级敌人把土地改革一步步推向前进，通过这几大政策的实行，中共把几乎所有土改中的现象，把所有农民的行为和意识消融与其中，巩固了它阶级斗争视野下的农民形象，巩固了它的革命话语体系，并使之成为翻身农民的利益代表。
　　但是，可以看到这几大措施也只能是放在阶级话语体系下来进行，它们根本上并没有解决农村的利益代理关系格局。因此，中共发现要理顺乡村利益、权力关系在没有新的资源和思路的情况下，在固守革命史叙事逻辑的情况下，即便规定了主要矛盾已经转移、阶级关系已发生变化，要应对乡村的各种问题最终也不得不时时回到这几大政策，而造成对于中心任务和主要矛盾判定的违背。
　　五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以农村广大农民为对象，将这个普遍处于饥饿贫困线上的社会边缘群体纳入到历史的主线中来，重新调整了农村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捍卫了普通穷困农民的利益。
　　而本文则在此基础上从在历史文本中寻求农民自己的声音入手，探讨在社会运动和权力关系下，作为追随者和受动者他们对于社会变革、历史发展的影响。社会理论力图不再把目光集中于领袖的品质、权力者的霸权和中心群体的行为，而重新探讨以上这些角色对立面的反抗、行为、心理，即便这些只是策略性的、非公开的、防御性的、消极的。
　　24而本文则是由此基本理念出发，认为革命史叙事中阶级斗争视野下的农民形象掩盖了农民可能有的其它声音，而这些其它声音往往不是欢乐笑语声，而是掩藏起来的沉默。正是这些沉默与不积极表达了他们在自己知识体系下对土改的不理解，对遇到的问题、麻烦的不满等等，而这些对中共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影响力，使之不得不以各种办法来发动群众，历史由双方共同谱写。
　　注释：
　　1GailHershatlerDangerouspleasures：ProstitutionandModernityinTwentiethCenturyshanghai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7
　　2《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第三号
　　3《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
　　4《杨念群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58页
　　5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关于中共以城市为中心和以农村为中心的争论可参见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
　　6《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第十六号
　　7肖楚女《中国的农民问题》1924。7转引自《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第65页
　　8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转引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第126页
　　9萧邦奇《血路》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10《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
　　11布迪厄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35页
　　12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
　　13《杨念群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81页
　　14胡素珊著王海良译《中国的内战19451949的政治斗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第一版
　　15秦晖苏文著《田园诗与狂想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16《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土地问题报告记录》1929。6。25转引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第107页
　　17翰文《我对于分田的几点意见》《红色中华》第15期
　　18《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四川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
　　19翰文《我对于分田的几点意见》《红色中华》第15期
　　20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的真实》转引自杨念群《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21《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九号》1931。2。8转引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第377页
　　22《闽西苏维埃政府关于颁发土地要员扩大会议决议案的通知》1931。4。20同上第416页
　　23《再论反富农问题》韶玉（陈绍禹）1930同上第244页
　　24彼得伯克著姚明周玉鹏等译《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