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刚：如何理解中国的发展

　　一、中国的发展有没有第三条路？
　　中国的发展除了工业化之外还有没有第三条路？我的回答是有第三条路，但走不通。我的《选集》中有一篇文章，叫《第三条路走得通吗？》，就是专门回答这个问题的。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探讨中国的发展道路时，先是有一些人提出两条可供选择的路，一条是主张复兴农村，一条是主张开发工业。后来又有人提出第三条路，即将开办农村工业，作为中国经济的出路。
　　当时中国社会学界有一派人主张走这条路。他们的观点是不搞整个国家的工业化，而是在农村办小手工业，办乡村企业。他们相信小手工业慢慢发展后，会使整个国家的经济得到发展。他们认为只有这条路可行，别的路难以行得通。1935年，燕京大学教授郑林庄先生在《独立评论》第137期发表文章，正式提出第三条路。我写《第三条路走得通吗？》这篇文章，刊载在《独立评论》第138期，就是为了回答他提出的主张。那时我才21岁，年轻气盛，说他那个主张是在理论上近乎开倒车，在事实上也行不通。解放后，郑先生在北京农业大学任教，1978年冬我在一次会议上碰见他，对他说我当时年轻，言语冒犯，请他多加原谅。但是我是不赞成走第三条路的。当然主张走第三条路，情况也比较复杂。当时有一些大人物支持他们，并且受到外国人的影响。我们要知道，到今天为止，有些外国人很好，希望中国发展；有些外国人不那么友好，不希望中国发展。主张中国不搞工业化，而是在乡村办小手工业来慢慢发展，这里面就有外国人的影响。当然主张走第三条路的这一派人，不一定都受到这种影响，有些人是为适应当时客观环境的需要而提出这种主张的；支持这一派人主张的外国人，也不一定都是对中国不好，有些人的用心还是好的。总之，这里面的情况很复杂。你们如有兴趣，可以看看《第三条路走得通吗？》这篇文章。中国的发展应当走工业化的道路，这种工业化既包括城市的工业化，也要包括农村的工业化。舍此别无他途。历史证明，第三条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是走不通的。当然在此我要说明的是，我本人并不反对在农村开办小企业，但我不赞成把在农村开办小企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出路。
　　二、资本主义在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历史上探根溯源。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封建主义制度太完备、太厉害，生命力特别强。西方的封建主义制度一般只有900多年、1000多年，而中国的封建制度长达3000多年，比西方要长1800年到2000年。中国封建制度的长期延续，对中国整个经济的发展造成的有害影响是很大的，使资本主义在中国虽有萌芽，但难以发展起来。具体而言，这种有害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产阶级难以形成。中产阶级，也叫第三阶级，在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在西欧，特别是在一些宗教国家，僧侣是最上等的，其次是皇室贵族，再就是中产阶级，即第三阶级，主要是商人，还有自由职业者如医生、律师、会计师等。因为有第三阶级，形成了一种力量，资本主义就发展起来了。而在中国，这个阶级始终形成不了。中国的商人产生是较早的，你看《东周列国》，就有写商人用牛犒劳敌人、阻碍敌国进攻的爱国故事。但作为一个阶级，却始终形成不了。再加上其他的原因，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也就发展不起来。
　　二是海外贸易受到限制。英国的产业革命发生在17、18世纪，在世界上最早，为什么呢？产业革命的起因是海外贸易的扩张。有海外需求就能带动国内工业发展。有一派理论认为国际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引擎（Engine）。海外有需求，有市场，就能带动国内工业发展，并能提出新的需求，而且由于有竞争，能降低成本，促进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方式的引进，促进技术进步。熊彼特（J。A。Schumpeter）就主张这种理论，我也是赞成的。产业革命和海外贸易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你看英国，这个国家很小，他的生存、发达，主要靠对外贸易扩张。海外贸易扩张带动国内产业发展，而产业发展后又带动生产工具的改进。瓦特在1784年发明蒸气机，蒸气机就是引擎，从而带动机械工业的发展，机械工业的发展又带动冶金工业的发展，而冶金工业的发展是与科学技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英国的产业革命首先是从棉纺织业开始的，进而到机械工业，再扩展到冶金工业。所以后来曼彻斯特发展成为英国的纺织工业中心，伯明翰发展成为英国的冶金工业中心。读一读英国的历史，就会知道，这些城市的发展与产业革命和工业发展是大体同步的，有一些滞后，一般滞后二、三十年，但基本同步。他们国家太小，发展纺织业，原料不够，就向外扩张，把别的国家变为殖民地，当作原料供应场所。当时英国主要靠两个殖民地国家供应原料，一个是印度，供应棉花；一个是澳大利亚，主要供应羊毛，还提供牛、羊等肉食。你把英国的产业革命史翻一翻，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中国则不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衣食等基本需要可以自给自足。享受的东西，如珍珠宝贝等有一些附属国进贡，皇室贵族的需要可以得到满足，当政者就觉得没有必要开展海外贸易。而且外国人来做生意，中国满清的皇帝，要别人磕头，鞠躬都不行，非三跪九叩不可。这样谁还愿意和你做生意呢？明朝的郑和是一个了不起的航海家，他在明朝的永乐、宣德年间率领大型船队七下西洋，堪称壮举。但宣德八年，即郑和第七次出洋返回后，明代第5个皇帝明宣宗严令禁海，郑和也于同年去世。对这样一个航海家，国家不去资助他，不去鼓励他，而且还要禁止他。所以，1433年以后，中国就再也没有航海家了。中国的海外贸易也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三是科学技术长期得不到重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重文轻理，不重视科技，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尽管古代有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印刷术，但这些发明带有偶然性，而且被当时的文人视为雕虫小技。你看中国历史上的科举考试，都只重视文科。考试只靠一篇文章策论，就是政策性的文章，诸如治国平天下等。文章写得好，就可以中举，成为秀才、举人、进士。进士中一、二、三名分别为状元、榜眼、探花。中举考取进士后就可以做官，所谓学而优则仕。考个进士起码可做县官，稍好点的，当个知府，再好一点的，在翰林院当个翰林。各个朝代不同，官名的叫法也不尽相同。由于国家长期重文轻理，以文取人，科学技术当然不受重视，得不到发展。现在是反其道而行之，重理轻文，这也是不对的。我们既要重视科学技术，也要重视人文、社会科学。中国封建社会除了长期重文轻理，同时还有重农轻商。社会上对商人瞧不起，总觉得他们是谋小利、见利忘义的人，是黑心肠的人。这些都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资本主义得不到发展的重要原因。
　　尽管清朝末年有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并没有学到真正的东西，当时的满清政府还不想真正地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和新的社会科学知识，科学技术与教育的问题、民主与法制的问题都没有得到重视。
　　四是儒家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孔子的学说统治了中国几千年。这里面当然有好的方面，构成了优秀的文化传统。但是孔子及其以后的追随者，逐步把三纲五常、封建礼教完善和固定下来，则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为什么在历史上最关键的年份，如14至16世纪，西方有文艺复兴，17、18世纪有启蒙运动，而中国却没有？文艺复兴（Remaissance）这个词，源出法文，因为文艺复兴是从法国、意大利开始兴起的；法国、意大利对文艺复兴的贡献很大。启蒙运动的英文是theEnglingtenment，Light就是灯光，加上前后缀，再加上定冠词the，就是启蒙或启蒙运动。一个人懵里懵懂的，需要启发一下，给他一点光明，就是Englingtenment。什么三权分立，什么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卢梭和孟德斯鸠的这些学说就是这个时候产生的。中国的封建社会那样长，儒家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哪能产生什么民主、自由、平等、博爱！
　　总而言之，中产阶级难以形成，海外贸易受到限制，科学技术长期不受重视，加上儒家思想的长期统治，使中国的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难以产生和发展。
　　三、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非经济因素有哪些？
　　发展经济要实行改革，经济因素非常重要。可是，如前面所谈到的，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光谈经济因素就不够了。中国的复杂情况决定了她所进行的体制改革是一场非常复杂和艰难的过程。因此，单纯用经济因素来解释这一过程中的经济现象，有很多方面是解释不通的，或不能完全解释通，所以，要借助非经济因素，综合起来考虑，才能把中国的许多问题弄明白。我一向主张将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教育的等等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当然这些因素有轻重之分）解释经济现象，这样才能找到真正的病因。
　　首先，谈一谈历史因素。我以前把历史因素叫做历史幽灵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历史幽灵就是历史上主要阻碍我们发展的因素。中国历史悠久，一度很强盛，到1368年明朝开始的时候，中国发展还在世界前列。100多年后，中国在世界上就落后了。为什么是在最近一两百年大大落后了呢？中国有3000多年的封建历史，一百多年受到列强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加上解放后还有近30年左倾路线的历史，我将其称之为313。这种历史发展特点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中国解放后的前30年经济有发展，但是很慢，牺牲也很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更大。
　　另外，在社会制度方面有一个重大原因，那就是土地制度问题。西方的封建社会以后，从文艺复兴，到产业革命，再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一步步发展。中国却一直徘徊在封建状态，后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封建制度与西方的封建制度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相同的地方。厦门大学前校长王亚南教授研究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领土型的土地制度时间比较长，比西方要长1800多年。所以，中国的封建制度很有生命力，适应性很强，这一方面是它的优点；另一方面，它阻碍了整个经济的发展，这又成为它的弱点。
　　其次，人口与地理因素。先看人口因素。人口本来是社会进步的一个积极因素，但人口太多了，就成为负担。农村有两句至理名言：人多好种田，人少好过年。人多好种田表明劳动力多，这是生产的观点：人少好过年则表明人太多了，在经济不太发展的情况下，每个人能够吃到的就少了，这是消费的观点。对人口问题，我在《农业与工业化》中，把人口和资源这两个因素都作为限制性的因素；另一方面，我把生产技术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看作是发动因素。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口是一个限制性的因素，所以，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是正确的。由于节制人口和经济发展，中国的人均寿命从解放初期的35岁，已提高到现在的70岁。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再次，谈一谈地理因素。地理因素好象是一个死的因素，其实这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刘易斯用二元经济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但中国的问题特别复杂，二元还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要用多元经济才能解释。中国的西部与东部的差距非常大，在云南西部和西藏一些地方还有刀耕火种，这是原始社会的遗迹；而在东部，比如上海，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几乎与发达国家的情况差不多。这说明，中国的地域差别非常大。大致说来，在空间上从西部到东部，就好像是时间从古到今的演变过程。这就是中国多元经济的特点。因此，我们的政策绝对不能一刀切，必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最后，谈一谈政治方面的问题。任何国家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首先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如果社会政治不稳定，一切改革和发展都谈不上。我国为了保持社会稳定采取了一些政策，有些人可能一时难以理解，但只要认真研究中国国情，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的改革特点是：改革不是一下子完成的，
　　而是走一步看一步，有时快一些，多数时候是比较慢的；然后再摸一步、走一步。这种走法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是比较好的，也是必要的。稳定的政府可以减轻社会活动的交易费用。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改革时期实行开明的中央集权，是合理的，比如说计划，毛病很多，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但新中国成立之初，如果不实行计划经济，中国的经济就难以建立一个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体系。所以，我们看问题要辩证地看。
　　四、怎样评价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长，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就是打个折扣，也很不容易。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外汇储备增加到1600亿美元，我们在世界上地位得到提高，说话就有份量。弱国无外交，我们现在敢于对美国说不，与之进行斗争，除了中央的正确领导外，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力增强了。当然在有些方面还有很大差距，但总的来说，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实力已大为增强。
　　有些人批评政府，我也是批评者之一，批评这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如果你是一个执政者，要保持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也不那么容易。当然现在中国的发展面临的问题还很多，需要认真对待。比如在农业改造和工业化过程中，农民就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土地承包虽然延长30年不变，但仍然是短期观念，靠不住。怎样把所有权和使用权更好地分离并结合起来，使农民心里踏实，看来还要深入研究。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转移问题。现在非农产业不够发达，农民向城市转移又受到多种限制，大量转移还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这些都还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需要继续加以探讨。尽管现实问题很多，面临的困难也很大，但我们有20多年经济快速发展打下的基础，如果再加上有一个清廉的并有治国能力的政府，我相信总会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的。
　　五、如何看待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作用？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工业化国家，政府的作用和职能一直都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现代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企业、个人的密切合作和共同努力。政府作为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肩负者，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在经济发展中都起关键作用，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有效的政府是经济获得成功的基础，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就不可能取得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起飞，尽快地赶上发达国家，显然首要的是离不开政府的积极领导和参与。但是，政府也不是万能的。如果政府对于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卷入过深，则势必会抑制整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窒息企业的经济活力，以致非但不能加速，反而会阻碍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从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不少国家的政府对经济发展起过重大的推动作用，但也有一些政府对该国经济的不适当干预，无论是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给本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相当大的危害，从而成为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阻碍因素。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要掌握好政府作用的度，即恰当地确定政府的职能范围，弄清哪些事是政府应当做并且做好的，哪些事是政府不应当做并且做不好的。一般而言，个人、企业通过市场机制能够做得到并且能做得有效的事，政府不要直接插手；而他们力所不及的领域，如社会经济秩序的建立与维护、宏观经济的协调和长远规划，主要属政府的职责范围。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国当前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就有重要意义。
　　顺便说一下，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如何闯过难关，人们非常关心，出路何在呢？从理论上讲，以及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社会，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政治体制为其先导和保证，始能奏效。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当前这种史无前例的市场经济体制变革，也必然是这样，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先决条件。我个人认为，有效的体制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体制问题是发展的一个中心问题。因此，在改革越是困难的时候，我们越是应该加大改革力度。改革是历史必然，改革越是深入彻底，问题则会变得愈明了。当然，改革也意味着权利和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其间的阻力和障碍必然不少，这就需要我们强调改革的代价意识。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不改革或推迟改革则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因此，一定要解放思想，大胆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