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英丽：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与误区

　　
　　人民币国际化所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首先需要澄清一个认识上的混淆之处，即把货币国际化的目标与货币国际化的指标区别开来。货币国际化的具体指标有很多，比如主要货币在全球央行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在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额中的占比、在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中的比重等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主要货币的国际使用程度。但是这些都只是衡量货币国际化使用程度的技术手段，并不是政府推进货币国际化所要追求的目标。只有认识这一点，才不至于陷入为国际化而国际化的实践误区。
　　假定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政府主导并推动的，那么其成功与否并非看其国际化程度的高低，而是看能否通过货币国际化达成所设定的战略目标。说到底，对中国政府而言，货币国际化只是追求战略目标的工具，而不是目标本身。笔者认为，“成功的货币国际化”应该是指一国通过货币国际化能将国际金融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并在些基础上促进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本国带来战略利益。因此目标的设定是人民币国际化顶层设计的核心，它将直接决定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方式和路径。
　　笔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有最低与最高之分。
　　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低目标或底线是帮助中国摆脱发展中国家的“原罪”。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经济活动时的一个与生俱来的缺陷是本国在国际贸易和对外筹资时必须用美元等国际货币而不是用本币计价，因此，参与全球化过程中本国经济经常遭受国际汇率大幅度波动的伤害。比如1997年7月初泰国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因美元升值和资本外流而崩溃，泰铢汇率从之前25单位兑一美元贬值到52泰铢兑一美元。泰国商业银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从国际市场借入美元短期资金，兑换成泰铢后以较长期限贷给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项目，泰铢危机后众多商业银行因期限与货币的双重错配而陷入破产。以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不同，本世纪前10年美元出现持续贬值，中国借人民币钉住美元从而一同贬值的竞争优势赢得了出口和出口导向型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难以幸免的是大规模积累的美元储备资产遭遇了重大的购买力损失。据国内第一财经研究院的报告（2011），美元针对16种大宗商品的购买力2000年至2011年8月贬值了75。6。东南亚国家危机后大量积攒外汇储备作“自我保险”，却也受到了美元贬值的购买力损失。弱小国家的货币不可能成为国际货币，这些国家的利益需要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来维护。相比较，中国已是全球第二的经济大国，完全有可能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摆脱国际汇率波动和美元不稳定的伤害。
　　笔者认为，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低目标就是通过国际大宗商品贸易和国际金融交易的人民币计价和结算，使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绝大部分汇率波动的风险，赢得参与国际竞争的货币优势。
　　在大宗商品计价方面美国和日本分别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案例。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通过黄金为其内在价值提供支持，其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但是有限的黄金储备，以及35美元兑一盎司黄金的固定比价关系使美元供给和美元交易网络的拓展受到了限制。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政府关闭了黄金兑换窗口，实现了向纯粹信用支撑的美元本位制的转换。美元本位制取得巨大成功，美元储备在全球央行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则从1969年的54。4上升到1977年有史以来最高点79。2。
　　美国的成功经验在于美元对石油这种战略资源的“标而不盯”。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和沙特阿拉伯签订了一系列秘密协议，协定要求沙特继续将美元作为出口石油唯一的定价货币。此后，美元与石油“挂钩”成为既定事实，任何进行石油交易的国家都必须持有把美元储备。
　　笔者在分析日元国际化不成功原因时，探索了1976年《牙麦加协定》废除了黄金的货币职能后国际货币价值尺度的新内涵。笔者认为，国际货币必须执行的第一职能是“价值尺度”，这在金本位制下比较容易解决，英镑与美元的价值尺度隶属于黄金的价值属性。在黄金非货币化后，美国通过推行石油的美元计价制度，奠定了美元用于石油交易的使用价值，进而扩大了美元的交易网络，巩固和强化了美元的霸权地位。
　　美国的这一策略可以称为“标而不盯”。石油不像黄金那样作为美元价值的基准，而是美元成为石油的计价标准。美元不受石油价值束缚，而是影响或左右石油价格。因此当美联储需要印制更多美元投入国际市场时，美元贬值导致石油涨价，从而形成了美元“供给自动创新需求”的机制。美元投放的越多，石油进口国必须积累更多美元储备以应付进口石油之需。因此石油的美元计价制度是美元霸权地位的第一大支柱。
　　相比较，在国际浮动汇率制度下的日元国际化是通过不断升值获得价值效应而消耗国力的过程。从其结果看，日元沦为投机型国际货币，至今没有一个国家的货币与日元挂钩。1973年开启浮动汇率时代以来，就价格或汇率的稳定性而言，顺序依次为黄金、石油、英镑、美元和日元。日元汇率波动最具“戏剧性”，从一开始就丧失了作为国际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日元国际化是靠升值和银行对贸易伙伴企业提供优惠贷款来推进的。前者让投机者获利，并使本国制造业空心化；后者则削弱银行的盈利能力。我们的实证分析也证明：美元波动相对独立，体现“标而不盯”；日元波动极不规则，大起大落，毫无价值尺度功能，沦为国际投机的融资货币。
　　事实上，日本曾有机会推进大宗商品的日元计价。HuwMchay曾指出，“在使用日元为主要大宗商品计价的问题上，日本显得胆子太小，特别在基准价格是通过谈判方式产生而不是交易所进行买卖时产生的场合”。1985年在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中有82被运往日本和亚洲其他地区。如果日本各个利益集团都把日元国际化作为追求目标，那么日本钢厂一定会被要求在铁矿石和冶金煤合同谈判中使用日元进行定价。当然新货币在国际大宗商品贸易中计价的运用需要建立在双向贸易基础上。因为，境外公司只有同时拥有以贸易伙伴国货币计价的收入和支出，他们才有动力用这种货币进行贸易结算。
　　总结美国和日本在主权货币国际化经验，可以得到以下启示：1、黄金非货币化后大宗商品的计价有助于提升主权货币的国际使用价值，进而促进网络效应的扩张。2、大宗商品和海外金融产品计价的推进需要一国所有相关部门齐心协力，因此需要最高决策层战略规划和部署，包括签定必要的双边货币合作协定，把握时机大胆推进。3、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过程中需要尽可能长时期维持国际投资者的升值预期，而不是让他们的预期很快“自我实现”；因此货币当局顶着外部压力，避免人民币快速升值或大幅度贬值都是必要的。4、中国对外贸易体系需要从依赖产业链的重直分工体系向互通有无的水平贸易（双向贸易）体系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