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中国改革格局复杂，需采取“大均衡”方略

　　
　　中国改革面临极其复杂的格局。为避免掉入悬崖，需采取“大均衡”改革方略，找准各自“均衡点”。“均衡点”不等于中间点，它是动态均衡的。跟“跷跷板”一样，哪边失衡要适当地往哪边移动一下，找准平衡。
　　近年来还产生了新的固化利益格局。其中的一小部分人，既不希望倒退回计划经济体制，也不赞成继续深化改革，极力维持目前某种“胶着”状态的局面。当改革进入新阶段之后，能否超越这种利益格局的羁绊，是一个关乎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
　　
　　包容性改革包含三点要义：包容性思想，包容性制度，包容性运作。
　　包容性思想。理论来源有三，即“中”，中国古代“知常容，容乃公”哲学；“马”，马克思的“多元包容”思想；“西”，西方学者达伦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鲁宾逊的“国家衰落之谜”理论。现实考虑三个方面：中国改革面临的现实；民族统一、两岸关系的现实；当今之世，寻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提出包容性改革论，旨在为中国中长期全方位改革提供一个战略选择。
　　包容性制度。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包容性体制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中国的“五环改革”应“环环瞄准”包容性体制。经济改革：寻求公正的深度市场化经济体制；社会改革：寻求各阶层社会共生的社会体制；政治改革：寻求最大政治公约数的政治体制；文化改革：寻求多元文明交融互鉴的文化体制；生态体制改革：寻求以天地人产权为基础的环资制度。
　　包容性运作。实施“大均衡”改革方略，但“均衡点”不等于中间点。要瞄准目标，把握动态均衡；突出重点，寻求实质突破；尊重首创，包容“创新型异类”；突破藩篱，该“砍手”时就“砍手”。
　　根据目前中国改革的实际状况，包容性运作有以下四方面内容：
　　
　　瞄准目标，把握动态均衡
　　全方位改革，无疑要凝聚共识、协同推进。但“共识”向哪个中心“凝聚”？“协同”起来向哪个方位“推进”？有一个基本方向问题。依据国家在现代文明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新阶段的改革，应当握好“五环改革”各自的核心目标。目标确定之后，必须执著秉持，不能犹豫彷徨。
　　中国改革面临极其复杂的格局。为避免掉入悬崖，需采取“大均衡”改革方略，找准各自“均衡点”。经济改革，找准市场化和公正化的均衡点；政治改革，找准“深刻革命”与“自我完善”的均衡点；社会改革，找准多元阶层“社会共生”的均衡点；文化改革，找准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均衡点；资源环境制度改革，寻求“天地”与“人”的均衡点。
　　“均衡点”不等于中间点，它是动态均衡的。跟“跷跷板”一样，哪边失衡要适当地往哪边移动一下，找准平衡。
　　
　　突出重点，寻求实质突破
　　由于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边际演进”的渐进式改革之路，经过30余年，迄今容易改的差不多已经改完，余下的都是“坚硬的堡垒”。在改革的“战车”跨越边缘性障碍之后，现在需要推进到核心部位的“堡垒”面前。改到此时、此处，需要突出重点，啃硬骨头。应当考虑实施紧迫的、有重点的、可操作性的改革方案。
　　
　　经济改革
　　围绕“公正性的深度市场化”改革，突出5个重点。
　　垄断行业改革。垄断行业改革，思路是“结构性破垄”方略，即对中国垄断的三大类、六种情况区别对待，“三不破、三破”：
　　对真正的自然垄断性环节（如电网、铁路网、航空网、骨干电讯网等），可暂时不破垄，但要实行一定范围的“争夺市场的竞争方式（competitionforthemarket）”；而对过时的、假冒的所谓“自然垄断”和垄断性行业中的竞争环节（如发电、铁路运输、航空运输、电讯运营业务等），要坚决破垄。
　　对法令性的垄断（如烟草），可不破垄；但对不合理的行政垄断（指利用行政权力保持不合理垄断地位的），要坚决破垄。
　　对竞争基础上形成的产业集中，不应破垄，还应进一步加强，以提高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但对阻碍和限制竞争的经济性垄断（厂商串谋、寡头垄断以及利用行政权力实施垄断行为等），应坚决破垄。在此，要消除社会上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将“产业集中”等同于“垄断”的误区，化解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由而排斥垄断性行业改革的“心结”。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重点是锁定使用权人的土地用益物权，要尊重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包括流转和抵押）的权利。这里提出三点：其一，建议改换“赋予农民权利”的提法，这种提法带有自上而下的“恩赐”色彩。从产权关系来说，农民的土地既不是“国资”，也不是“党产”，何来“赋予”之说？实际上，“农民的权利”是“天赋”的，建议采用“承认”、“尊重”、“保障”的提法。其二，明确农村集体土地可以依法进入市场流转，使农民最大程度享受土地增值带来的利益。其三，不要武断地排斥农民的土地抵押权，而应根据新情况修改《物权法》，予以确认。
　　金融体制改革。重点是打破大银行垄断，推进私人及草根金融发展；同时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改革要把握两个抓手：存款保险制度和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为基准的市场化利率。
　　财税体制改革。重点改革分税制和预算管理体制，开征房产税、遗产税、环境税等，以及改革资源税等。
　　资源性产品为重点的价格改革。这是要素价格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将市场体系建设进行到底的重要方面。
　　
　　社会改革
　　围绕“社会共生”和社会组织创新，5个重点：收入分配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创建；社会组织改革（如各种社团组织，重点是“去行政化”、实行登记制、取消主管部门、经费自筹等）。
　　
　　政治改革
　　围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突出的重点：
　　政府自身体制改革。重点是减少政府干预权力，可从改革审批制度切入，对各级政府事权进行大幅度调整，大力度精简机构和人员，减少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直接管理。推动政府由管制性政府向“中立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转变。
　　鉴于腐败是当前群众最关注、最痛恨的问题，其中最难的在于解决体制性腐败，应将官员及亲属的财产公开制度和子女留学返国制度作为重点，要有明确的时间表。
　　以独立公正为旗帜的司法体制改革，如，可将各地法院独立于地方政府和地方政法委，由最高法院直接领导；监察局和反贪局也从行政序列中独立出来等。
　　这场攻坚战将会打得十分艰苦。因此，务必寻求有“实质性的突破”，这是当前老百姓最期待的东西。
　　
　　尊重首创，包容创新性“异类”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中国改革的真正主体。回顾中国改革实践，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新的制度安排是谁设计的？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在这里，农民表现了历史的主动精神和创新精神，体现了人民作为创新主体的基本价值。
　　新阶段的全方位改革，就其深度和广度来说，是13亿人自己的事业。一定要尊重、发挥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和首创精神，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投身到改革的洪流中去。
　　衡量尊重与否、发挥与否的标志是敢于不敢于、能够不能够包容所谓创新型“异类”。“从一定意义上说，包容创新型才是包容的真谛”。
　　而要包容创新型“异类”，就需要特别关注：21世纪创新的新现象“无限制的新人”。1997年夏，美国学者戴维布鲁克斯在《旗帜》杂志发表的论文提出“新的技术力量创造出来的新人”“无限制新人”。三个特点：他们“是技术专家，是商人，又是艺术家”；他们“喜欢新概念，新思想，新的思维方式，喜欢变革，喜欢破除传统的东西”；他们“不喜欢等级制，认为等级、职务、头衔是限制性的，已经过时”。
　　如果说，在上世纪末“无限制新人”还只是理论推演的话，那么到了21世纪第二个10年，看得很清楚：美国的乔布斯、中国的马云等等，不就是活生生的一代“无限制新人”吗？当初他们出现时，是被人们作为“异类”看待的，但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一代新人的爆发力。
　　中国的改革是几代人从事的前所未有的创新事业，特别需要一代“喜欢变革，喜欢破除传统的东西”的新人。如果说他们属于“异类”的话，讲包容恰恰是包容这些“异类”。整个社会应当为一代“无限制新人”的崛起和成长开辟道路。
　　
　　突破藩篱，该“砍手”时“砍手”
　　新阶段的全方位改革，将会遇到一些障碍，其中，固化的利益格局是最大的障碍。笔者在问卷调查中，56的人都完全赞同“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的最主要障碍”这一提法，值得重视。
　　这就产生一个如何应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也不能够用传统的“你死我活”的思维来应对，而应该采取“差别化”的对策。其中的关键在于摆脱既得利益格局中某些“障碍力量”的束缚。
　　改革开放以来，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受到了较大的削弱，但在一些改革尚未攻坚的领域，其能量依然较大。在新的条件下，可能会以新的形式来表现自己。同时，近年来还产生了新的固化利益格局。其中的一小部分人，既不希望倒退回计划经济体制，也不赞成继续深化改革，极力维持目前某种“胶着”状态的局面，期望从这种“未完成的改革”状态中获得好处。新、老两种情况的交叉并存，形成相当复杂的利益格局，并对政策的制定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当改革进入新阶段之后，能否超越这种利益格局的羁绊，是一个关乎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
　　从现实情况看，现今官方体制的一些“手脚”已经烂掉。切除它恰好防止这种溃烂祸及全身、特别是伤及头脑。从这个意义上说，“切除烂手烂脚”这种手术是“非做不可的”。可采取“壮士断腕”的举措，该“砍手”时“砍手”。在这方面要有知难而进的勇气和智慧。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紫光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