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心理学吗？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意义

　　中国有心理学吗？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意义
　　文申荷永
　　中国有心理学吗？
　　大家也听到了我的回答：这回答是肯定的。我们中国的心理学，以心为本。这种以心为本的心理学是一种境界，需要我们用心去理解。
　　借用帕斯卡尔（BlaisePsacal）的一句话：“心有心的理由，只是这种理由并不被理性所认识”。
　　帕斯卡尔（BlaisePsacal）
　　当我作为研究生开始心理学的学习的时候，那是10多年以前，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为什么把西方的“Psychology”翻译成了中文的“心理学”。
　　中文的“心理学”这三个字：第一个是“心”，第二个是“理”，第三个是“学”；而“词根”是“心”（heart）。
　　心者，人之本性也。我们中国的医学经典，把心称之为生之本，神之变。（“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黄帝内经素问灵兰秘典论》）认为心中所包含的，正是天之所赋，虚灵不昧之灵性。于是，我们古代的哲人，把心作为智慧之舍，灵性之源，认为“总包万虑谓之心。”同时，心者，心灵之谓也，心灵具有超越性或超越之功能，我们的心不仅属于个体的范畴，而且被喻为道之本原或天地之心。源自尧舜禹的十六字心传中有“人心惟危”，还有“道心惟微”。传统的中国学者总是不忘“继绝学”，要为“天地立心”。
　　理者，理心也。我们的《说文解字》把“理”注解为“治玉者也”。在我们中国文化中，“玉”包含着五种特性：“润泽以温，仁之方也；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桡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洁之方也。”显然，这是借“玉”来说理，借“玉”来说心，仁义智勇洁，是心性，是人格。治玉者，治愈也。我们的古人说，医之上者，理於未然。于是，我们有我们的“理学”。理学便是一种深刻的心理学体系。
　　学者，学心也。在我们的道家传统中，有“师心不师圣”之说，把你的“心”作为老师，而不仅仅是把圣贤作为老师。圣贤是外在的，而自己的心是内在的。这是关尹子的思想，关尹子是当年留住老子，为我们留下五千言《道德经》的人。我们的“學”字本来包含与《易经》有关的意象，上面是双手持爻，下面是受保护的学习者。孔子说“洁净精微，易之教也。”《易经系辞》云：“圣人以此洗心”。这便是学中之心。于是，我们有我们的“心学”传统。心学本来便是一种深刻的心理学体系。
　　于是，对我来说，我们中国文化是一种充满了心理学意义的文化。
　　不过，我仍然要面对这样一种疑问或顾虑：“心”与我们的心理学或Psychology有关吗？
　　就西方的心理学知识来说，显然并没有太多的关系。但是对于我们中国文化心理学来说，却是至关重要，正是关键之所在。可以这样说，若是不懂得“心”及其内涵，那么你就谈不上真正的理解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心理学”。不能理解中国文化中的心理学，也便不能深入理解中的文化。
　　就在上个周末，我与几个朋友在奥马哈市博物馆参观了罗丹的作品展。其中最吸引人的，当属那著名的“思想者”了。我站在那里很久。等到朋友在远处叫我的时候，我才回过神来。于是，匆忙记下了罗丹在完成这传世作品之后，写在作品底座上的几行文字。
　　罗丹称这作品为“我的思想者”。他说：“我的思想者，是用什么来思想的呢？我的思想者，不是用他突出的前额来思想的，也不是用他的嘴巴，也不是用他顶住嘴巴的拳头我的思想者，是用他的全身来思想的，用他全身的每一块肌肉来思想的”当时看得我好不激动，我心中充满感激地说，希望罗丹先生能够同意，若是用我们中国的说法，这思想者也是用他的“心”来思想的。
　　用心来思想，不知在西方是否听起来有些怪异。但是在我们中国，却是十分的自然。这不仅是在描述“形象的思维”，而是包含与衬托一种充满心灵意义的思维境界。
　　这是我们中国的“思”字，可以表达英文的思想、思维和思考。
　　在我们的甲骨文中已有此字，那么，至少已有3500年左右的历史了。
　　这样一个象形的文字要表达什么呢？
　　大家所看到的我们汉字的“思”的象形，上面是“头”（囟门），下面是“心”。按照《说文解字》中的解释，《说文解字》由东汉许慎（约公元58148年）编撰，是中国早期最具权威的字典之一，我们的“思”既包含了头，也包容了心：“从心（xin），囟（xin）声；自囟至心，如丝相贯不绝”。从发音上来说，这“心”与“囟”是十分接近的。显然，在我们中国文化中，本来是认为当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既需要头，也需要心。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真正思想的时候，我们同时需要头和心。而这种“同时”，也包含了一种超越性或超越的机制，或称之为“中庸之道”或“中和之道”，当同时把握两端的时候，会有新的整合性的意义的涌现。
　　于是，在我们中国古代，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中，我们并非只是认为由心来思考，而是认为“思考”或“思想”需要头和心的共同作用，我们可称之为“思维的心”或“心的思维”，来凸显这种被忽视了的“心”的作用，尤其是其原型和象征性的意义。若是将头比喻为理性，那么，心中自有情感；若是把理性比喻为意识，那么心中包含着无意识。正如《六书总要》中注解思字时也指出：“（思）念也、虑也、绎理为思，又愿也。”“以意之所思必情之所愿”。而这几个关键的心理学词汇：意、思、情、愿，在我们汉语构字中均以心为本。
　　不仅如此，在我们汉字中，大凡与当代西方心理学有关的词汇，基本上都由“心”构成。比如：思想、意志、情感、愛、恨、情、愁、慈悲、忠恕在我们中国汉初的《尔雅》中，有百余条关于包含心之意符的汉字的注解，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收入心部的汉字有二百七十多个，而在清代的《康熙字典》中，归之于心部的汉字已有一千一百七十之多。
　　每一个心部的汉字，也都包含着特殊的中国文化心理学的原型意象。比如，“忍”（patience，tolerate，forbear），其汉字字形为心之头上一把刀，坚忍之意象凸现；“忐忑”（uneasy，bementalydisturbed），其意象为心之上下不安，衬托得是七上八下心神不定之情景；“愁”（worry，anxious），其意象为心上之秋，秋天即临，万物萧瑟，惆怅之意境顿生。而中文的“秋”字，在甲骨文中原形为蟋蟀之类昆虫的象形。蟋蟀属于一种秋虫，只活于秋季，其叫声愀愀然，以其秋去而身死故。高树藩在其《中文形音义大字典》中总结说：“古人造“秋”字，文以象其形，声以肖其音，更借以名其所鸣之季节曰秋。”【高树藩：《中文形音义大字典》，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89页。】因而，“秋”字所包含的原型意义，也就有了生命衰微走向死亡的信息，包含着凄凉和悲哀的意境。叶舒宪在其《中国神话哲学》一书中讨论秋天的神话时总结说：“如果说原型便是‘具有人类意义的自然意象’，那么与秋天相关的自然意象正是这样一种具有人类意义的原型。”【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古人也正是这样来描述秋天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了解了“秋”字所包含的这种原型意义，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来理解“愁”字的含义了。用秋天的自然景象来抒写伤感凄凉的心境，悲哀与失意的情绪，早已铸就一种源远流长的表现传统，因此也可以见到“原型”所发挥的深远的影响作用。
　　实际上，许多汉字本身都可以溯源，也既都可以追溯到一种基本的象形或象意，追溯到其原始的意象表达，或者是追溯到其所包含的原型意义。每一个汉字都是经过创造而得来的，而这种创造，主要是一种心理和精神性的创造；汉字所包括与包容的天地万象，总是以人为基点所看到的，包含了人对事物的概括与理解，包含了丰富的心理原型的意义。
　　大凡西方心理学中的基本范畴，如感知、思维、情感、态度、性格、意志等等，汉语心部中的汉字与心词无一不涉及，尤为可贵的是，心部汉字在反映现代心理学的意义的同时，还包含着一种文化的心理学，包含着我们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对人之心理乃至心灵的认识和理解。许多年前，我曾撰文对汉字“心”之特有的整合性做过这样的总结：“无心便不会有‘情’，无心便也不会生‘恨’，思、虑、恩、怨、惊、恐、悟、悔都源于心，有心可以表达意志、情感、态度、性情。事实上，这本身就已经包含了一种心理学，一种传统文化的杰作，一种得天独厚的智慧。”
　　“心”在作为部首的同时，还具有另外一种原型性的意义和作用，那就是“心”字的组词功能。比如，由“心”可以组成许多词汇，如：心理、心意、心情、心态、心思、心灵、心神、心性等等，以及良心、善心、贪心、欺心等等。我们把汉字的这种构词现象称之为原型构词，它是汉字原型意义的一种特殊体现。与汉字部首的原型意义相类似，在这种原型性的构词和组词中，也包含了丰富的原型心理学的意义和作用。
　　据当代发展心理学的理论而言，人的发展需要一种整合。尤其是从心理分析的理论角度来看，这种整合性发展是人的心理发展与健全所必需的。因为人需要将自身的意识和潜意识整合起来，需要将意识自我和潜意识的自性结合起来等等。许多心理疾病、人格与行为障碍的根源，也便在于其心理未能得到这种整合性发展，因而导致心理分裂，人格分裂，甚至精神分裂等等。
　　我在研究“汉字中的心理学”的过程中，曾经由衷地赞叹我们中国“心”的整合性与超越性作用或功能。首先，象我们前面所举的例子，“思想”、“意志”、“情感”，甚至是“忧愁”、“慈悲”、“恩愛”，都有“心”作为其整合性的核心结构；因而我们也就知道凡是有“心”的汉字，总与“心”或“心理”有关。其次，由“心”可以组成许多词汇，如：心理、心意、心情、心态、心思、心灵、心神、心性等等，以及良心、善心、贪心、欺心等等。我们可以把“心”的这种构词与英文略作比较：英语的“心”是“Heart”，但“心理”是“Psychology”，“心意”是“Will”，“心态”是“Attitude”，“心思”是“Think”或“Thinking”。其中都不具有汉字“心”构词的整体性与统一性。钱穆先生，当代著名的中国哲学家，曾经对汉字“人”所作的分析以及与英语的比较。在汉字“人”的构词中，不管是男人、女人、中国人、外国人，其中的关键是，他们都是“人”；而英语中则不然，“男人”是“Man”，“女人”是“Woman”，“中国人”是“Chinese”“外国人”是“Foreigner”，其中没有“人”的统一与整体性，也即没有汉字中表示人的整体概念并且具有统一性的“人”。我把汉字的这种构词现象称之为原型构词。
　　我从事心理分析已有多年，既包括西方心理分析的专业性学习与训练，也包含着我所期望的在中国文化心理学基础之上的心理分析构建。我的老师高觉敷先生是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翻译引进中国的主要贡献者，那是在20世纪20年代年代。他翻译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1993年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接触了国际分析心理学会的主要负责人默瑞斯丹（MurrayStein）和托马斯科茨（ThomasKirsch）。作为资深的荣格分析心理学家，默瑞斯丹毫不犹豫地把心理分析的目的，定义为“心理的整合性发展”。在这种心理的整合性中，包含着意识与潜意识的整合，自我与自性的整合，甚至是“社会化”与“自然本性”的整合，其目的和意义是为了实现自性化的完整的或整体的人格。如果心理分析成功地实现了其各种目标和最终目的的话，那么一个人在其生活中将会有这样的机遇，那些阻碍个人以一种热情、深切、诚恳的态度对待生活的情结和防御机制，就会被削弱；而这个人就会获得对心灵现实及其深刻蕴含的无限欣赏，其天赋就会得到充分地培育和发展。在这种意义上，我也把心理分析称之为一种境界。它之所以吸引我，或许正是印合了我们中国文化心理学中本来所包含的同样的心灵境界。
　　在我们国内，人们往往认为把西方的“Psychology”翻译为“心理学”是由于一种“误解”，也即是由于所谓的中国古代的人不知道“脑”或“头”的作用，而误用于“心”。其实不然，单从汉字的“思”字中便可以获得一种不同的理解。显而易见，中国古人对脑之作用早已有所认识，反倒是我们现代人，需要重新认识来理解心的意义和作用。这心可为人之灵性，正所谓心者，灵之舍也。而这种更为寓意深远的灵性及其象征性的意义，也正是心之本质内涵。
　　一位近代的哲人说，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心灵生活的一种人。
　　所有文字的起源，都包含着一种心灵的注入；所有文字现象，也都是一种心理文化现象。正如爱默生所总结的那样，所有的自然物也都是某种心灵事实的象征，包含着一种心理文化的存在。尤其是我们的汉字，在其象形、象意、拟诸形容之中，更是包含了这种心性与心灵的作用。
　　我们的心理学，不仅只是表现在汉字以及汉字的构词上，而且也是我们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精髓之所在。在这里，我可以用几个汉字，来呈现这种“心”的意义，及其在我们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意义。
　　“忠恕”
　　在孔子的《论语》中，有这样的记述：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孔子曾说“吾道一以贯之”，所强调的正是这有心的“恕”字。曾子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恕”字本心，有将心比心，如同一心的意境；有以心度物，以己量人的共情（empathy）的内涵。因而，“恕”也包含了“仁”的意义。如在我们汉语中，恕直为宽仁正直，恕心为仁爱之心，恕实为忠实、老实，恕道为宽仁之道等。
　　“忠”也惟心，所表达的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因而，忠恕之道是儒学之道；舍身处地，将心比心，也是一种朴素而自然的心理学原则。忠恕之中包含着文化的内涵，包含着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深刻意义。实际上，当孟子把儒学之“四端”：“仁义礼智”皆归之于心的时候（“仁义礼智根於心”），也已经是以“心”来注解儒学的根本了。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道德”
　　老子留给我们的经典取名为《道德经》。道之为首，德（得）之为心。正如关尹子所说“心既未萌，道亦假之。”这道德本来是不能分开的。而一旦合起，正如头与心的思，便是一种新（心）的境界，一种特殊的心灵的境界。
　　在“德”之象形之中，有从真和从心之意蕴。毛公鼎中的“德”字，上面是眼睛，下面是心与行旁。其中，上面的眼睛是与下面的心相连的，正如头脑与心的结合谓之思的道理。而“德”中亦有身体力行，听从真心的内含。老子说：“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修之於身，其德乃真。”这或许也就是“德”之於道的德内涵了。正如《老子》之五十一章的总结：“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说“心善渊”，所反映的也正是这样一种道德意境。
　　“觉悟”
　　中国佛教和禅宗的教诲，凸显的是一个“悟”字。悟字从心从吾，表现着发自本心，出之本性的象征。当年释迦默尼菩提树下成佛，所表现的便是一种“悟”的境界；广为传颂的佛祖与迦叶之“拈花微笑”，也正是这种悟性的表现，形成了以心传心的法门；在中国禅宗的传承中，有达摩与忍可之“安心禅法”，也是同样的觉悟。六祖慧能闻《金刚经》之“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感悟出“一切万法，不离自性”的道理，也正是这种以心传心的觉悟。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始自“观自在菩萨”，也有觉悟自性本心的启迪。称其为《心经》名副其实。正如五祖所言：“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真正的禅宗的觉悟，正是这种识自本心的学问和功夫。
　　由此可见，这种“中国文化心理学”，不仅是发扬中国文化中的心理学意义，同时也是从心理学入手来理解中国文化本身的一种基本思路。在我的理解中，中国之“心”，既是尧舜禹流传之《心传》之心，也是甲骨文与《尚书》中的“王心”与“帝心”，也是《诗经》中的“我心”与“他心”，自然也是《易经》中的“天人之心”和“圣人所洗之心”；同时，中国之“心”，也是儒学仁义礼智之根本，诸多儒说之核心；也是道家“心斋”之本义，修德悟道之真情；也是禅宗万法之归一，自性之本心。由此，汇聚着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精蕴，昭示着一个古老民族千万年的智慧，呈现出人类心灵所能达到的境界。
　　（本文节选自申荷永教授做富布莱特学者期间，于1996年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的演讲稿，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出，转载请注明转自微信公众号“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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