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念是什么（之三）

　　较之于当下在我们之内的，于我们身后的过去和眼前的未来，都是琐事。
　　爱默生
　　释迦佛在灵山会上，和众多弟子在一起。当时大梵天王以金色波罗花献佛，并以身为床坐，请佛为众生说法。时释迦佛登座，拈花示众。与会大众皆罔然不知所措，唯大迦叶破颜微笑，于是他得佛心印，传涅盘妙心，实相无相之正法眼藏。
　　这是关于禅的最早的传说。它告诉我们，正念或禅修讲究的是不著文字，以心传心。
　　前一段时间很流行禅师和青年的故事。比如：“年轻人每个周一上班都很烦躁，去请教禅师。禅师拿出一个空茶杯，平静地往里倒茶，水杯快要溢出来了，禅师还在继续倒。年轻人突然顿悟：“大师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满溢的茶杯装不下什么，只有让心灵放空，才能接收新的东西。”
　　禅师摇头叹息道：“这苦水怎么倒也倒不完”
　　这里我要帮禅师说句公道话，禅师不是故意想让大家黑他的。禅师不说话，是因为禅修讲究“悟”。认为体验重于语言传授。
　　其实我也想拿朵花让大家猜，可是要说清楚正念，我又不得不借助语言这个工具。但正念讲究不著文字，并非没有道理。语言再强大，它也没法抓住正念的核心：体验。而如果缺少了体验，仅从文字意义上理解的正念，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距离遥远又残缺不全。
　　1。语言和感受
　　先让我们来说说语言碍着谁了。学过初中生物的读者应该还记得巴普洛夫和他的狗。最开始的时候，狗见到肉流口水，但是听到打铃没反应，后来巴普洛夫每次喂狗吃肉之前先打铃，很快，狗学会了听到铃声也流口水。铃声从无意义的刺激，变成了有意义的信号。后来，肉没了，狗仍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着铃声垂涎欲滴。
　　本质上，语言是和铃声一样的信号系统，只是它更抽象、更复杂、也更巩固。据说每个人平均每天产生3。6万个念头，它们都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与其说我们生活在现实的世界中，不如说我们生活在语言的世界中。
　　铃声意味着有肉，这并不总是对的。更重要的是，铃声并不是肉。但当我们流口水时，我们混淆了它们。同样，语言和念头与真实世界有联系，但语言也不是真实的世界。可是就语言或念头所能引发的喜怒哀乐的强度来看，我们已经把语言和念头当作了真实的世界，而忘了真实世界是什么样了。语言和思维为我们和世界筑起了一道屏障，让我们无法带着好奇、真实地、不偏不倚地感受世界本来的模样，我们因此失去了对世界丰富的感知力。
　　佛祖不想让我们听着铃声伤神，他想让我们有肉吃（阿弥陀佛）。他指出的道路，是相信感知觉，因为这是我们跟世界最原始的接触。在正念中，感受远比理性的思维重要，而对语言或思维的使用，必须要审慎而节制。
　　语言和思维会让我们偏离真实的世界。有一种心理问题叫“思维反刍”，就是不停地做理论推想，设想各种无法验证的可能性，没法停下来。我遇到过一些这样的来访者。有个来访者从初中开始设想：“如果石头有生命会怎么样？”“我们怎么就知道石头没生命呢？”他不停根据这个假设做理论推演，最后得了强迫性思维。另一个学生，学了一些基础哲学课后，不停设想物质和精神相互作用，物质的最终归宿，想得整个人都虚无了。还有一个人为“人生意义”这样的问题苦思冥想，好像只要解决了这样的理论问题，自己就会充满希望和活力。可在我看来，他要找的不是人生意义，而是一个女朋友。还有人跟我讨论“幸福”、“快乐”和“欲望”之间的关系，最后把我也绕晕了。这些“思考者”都觉得自己在思考终极的哲学问题，但都不会去读哲学书或者资料，全靠脑子“干想”。杨绛先生对他们的问题做了最精辟的总结：“读书太少，想得太多”。
　　穷思竭虑确实可能引起心理和情绪问题。《禅与摩托车艺术》的作者罗伯特M。波西格（RobertM。Pirsig）因为思考物质与精神之类的问题，备受折磨，后来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和临床忧郁症，被多次送进医院。终于当他不在执着于自己的理论时，他反而解脱了。
　　出院之后，他与长子一起骑摩托车做横跨美国的旅行，从事心灵探险。在他本该讲述心灵的解脱之道时，他却讲起了摩托车维修的手艺：各个零件部分之间的联系，秩序、从中体悟到的整合之道。他说：
　　“佛陀或是耶稣坐在电脑和变速器的齿轮旁边修行会像坐在山顶和莲花座上一样自在。如果情形不是如此，那无异于亵渎了佛陀也就是亵渎了你自己。”
　　我自己喜欢的另一个小故事，是这样的：
　　苦修三年的小和尚，来到了师傅面前，对佛经奥义已经了然于胸，也做好了接受师傅考验的充分准备。
　　“我只有一个问题要问。”师傅平静地说。
　　“请问。”小和尚成竹在胸地答。
　　“走廊上的花，放在雨伞的左边还是右边？”
　　小和尚一愣，尴尬地退去，又苦修了三年。
　　这个被延期毕业的小和尚肯定明白，就正念的传统而言，保持对周围事物的觉察，远比熟读佛经理论来得重要。
　　放下思维，打开世界。这是正念的要义之一。
　　之一之二在前面，埋了好大一个坑，这是之三，还有之四之五，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