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理解的三观不正

　　文毛路
　　对我来说，在不对他人造成实际伤害的前提下，真正的三观不正，只有一条：用自己的三观去要求别人。这样的人，往往也不是什么恶人，相反，他们也许很善良。他们把三观强加于人的动机也可能是出于好心：我的三观才是正确的，说到底，还不都是为了你好！为了这个社会好！
　　无论一个人的三观多么“邪”，只要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人，我都会尊重；无论一个人的三观多么“正”，硬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人，我都会反感。王小波说过：任何一种信仰，包括我的信仰在内，如果被滥用，都可以成为打人的棍子、迫害别人的工具。我想加一句，包括对“正三观”的信仰，对“正义”的信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时候，“正义”其实比“邪恶”更可怕。
　　有个友邻曾经发了一条广播“一直不明白一群人欺负或孤立一个人，这种事的快感到底在哪里？初中时我自己曾有一次经历过，得罪了一个人，于是他们那个小圈子七八个人来欺负我，被我用板凳砸翻了三个，自己也被打一脸血，最后有五六个家长被叫来座谈。那次之后，再没有人敢来试探我。所以我对欺负和被欺负的双方都不能理解。”
　　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了一番，基本上达成了共识：那是集体主义的恶，往往跟受欺负者本身没多大关系。在群体里，个人的恶就显得不那么凸现了。
　　我当时觉得这样的解释是合理的，但隐约觉得还少了点什么。
　　然后，有个曾经欺负过别的孩子的人，站出来说话了：“我当时的想法是，世界不是白的就是黑的，不是恶的就是善的，而我是善的，你又跟我不一样，所以你就是恶的，所以我周围的善势力要团结起来消灭你这个恶势力。”
　　这个解释让我豁然开朗，原来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恶被集体的恶淡化的问题，根本问题出在，欺负他人的人认为，“我们是正义那方。”
　　他们在作恶的时候，并不认为那是恶，而认为自己在代表正义！
　　回顾一下历史上的那些重大悲剧。哪件不是以善的名义，打着正义的旗帜？
　　二战中，施害者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大屠杀。卢旺达大屠杀，施害者对图西族，及胡图族温和派的大屠杀。文化大革命，施害者对知识分子、干部、各界知名人士和无数躺枪群众的迫害。
　　拿文化大革命来说，余华的《兄弟》中，通过宋凡平这个角色，把文化大革命的残酷展现得淋漓尽致。父亲说，现实中有太多比小说更残酷的故事，他就亲身经历过挚友加良师，一个平时连蚂蚁都不忍心踩的人，最后被逼上绝路，用两把菜刀狂砍自己的脖子，以这样的方式告别了他看不到任何希望的人世。
　　母亲也跟我讲了不少关于那个年代的事情。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一件相对“温和”的事。当年我外公被打为右派，我妈放学后，看见带着高帽，被群众拉着游街的父亲。她感到了耻辱和愤怒。不是对这场运动的愤怒，不是对揪着外公的群众的愤怒，而是对外公的愤怒。她当时愤怒的是，为什么他要成为右派，给家里人丢脸。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就算至亲的人受到莫名迫害，一个人宁可相信亲人有罪，也不愿意相信也许某某是错的，当时所谓的正义是错的。被迫害者的家人都是这样的心态，更不用说那些迫害别人的人了。
　　让我们回过头来说说施害者。我觉得施害者可以定义为直接施害者和间接施害者。直接施害者往往是受到煽动的群众，间接施害者就是背后的煽动者。历史的任何悲剧，无论是煽动者，还是参与的群众，这两种人都脱不了干系。
　　那些人类重大悲剧的煽动者，后来被世人定为历史罪人的恶人，是以什么样的口吻号召群众的？没有一个人会说：“走，跟老子一起去作恶！”相反，他们总是以万人敬仰的“圣人”面目出现，虽然煽动群众的手段五花百门，但本质上无外乎都是：“让我们去为正义而战！”
　　事后诸葛亮好做，后来我妈当然也意识到了自己当时的愚蠢。但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有多少群众会真正冷静地去想一想：这件事情真的是对的吗？多数人的逻辑无非是，既然是XXX说的，那肯定是对的。而XXX又是我们敬仰的人，跟着他走，怎么会错呢？从群众的角度出发，专制者为何如此热衷于搞个人崇拜，也就不难理解了。
　　人的本性是很复杂的。人们常说“邪不压正”。我相信善的那一面，蕴含着强大无比的力量。恶的力量本身其实并不可怕，因为有善的力量支撑着我们。当恶以恶的面目出现时，只会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可怕的是，恶以“正义”的面目出现。群体的悲剧，往往来源于这种伪为“善”的“恶”。这也是善的力量的可怕之处，人类历史上的那些重大悲剧，并不是在人们“作恶”的本性下酿成的，而恰恰是在人们“行善”的本性的驱使下完成的。在群体悲剧中，把屠刀挥向无辜者的人，往往并不是什么“邪恶”的追随者，而是那些过分迷信“正义”的人。
　　瞧，让一个好人做恶事，其实很简单，只要给这件恶事，披上一件“善”的外衣就行了。“善”最大的敌人并不是”恶“，而是愚蠢。正是因为愚蠢，善人才会做恶事。
　　你们也许觉得历史悲剧离我们太远，但如果多数人都热衷于搞价值判断，并觉得自己必须“伸张正义“，必须支持”正三观“，打压”不正三观“，历史的悲剧很有可能重演。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作价值判断时，往往太过依赖“是非标准”，觉得“是非标准”是种客观存在，相信起来比较靠谱，用它来衡量一个人的三观正不正也合情合理。但“是非标准”其实从来不是客观存在，而是社会多数人的主观存在。多数人认为对的，不一定就是对的。
　　王小波说过：”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作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作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然后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此种事实说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倘若对自己作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别人作价值判断，那就太简单、太舒服了。”
　　“假设我相信上帝，并且正在为善恶不分而苦恼，我就会请求上帝让我聪明到足以明辨是非的程度，而绝不会请他让我愚蠢到让人家给我灌输善恶标准的程度。假设上帝要我负起灌输的任务，我就要请求他让我在此项任务和下地狱中做一选择，并且我坚定不移的决心是：选择后者。”
　　虽然我不喜欢作价值判断（当然有时也忍不住会去作），但我同样认为，人当然有去分别是非善恶，去做价值判断的自由，也有表达自己判断结果的自由，但他人接受不接受，那就是他人的自由了。一个人不能用自己的自由去伤害他人的自由，除非征得对方的同意。如果一个人能以理服人，最后我选择了接受他（她）的观点，我一点也不会反感，因为我的选择是主动的，自愿的，不是在他（她）的强迫下发生的。
　　同理，在一个人的观点受到质疑时，我不觉得“劝别人改变观点”有任何问题。关键问题是一个人去”劝别人改变观点“，而对方”就是不改变“时，这个人能不能接受和尊重对方的不改变。当然，我自己也做不到在心理上去尊重每个异见者，有很多时候，无论我多么努力，想打心底去尊重对方，但”这个人真他妈傻逼“的感觉就是会冒上来，根本不受我主观控制，不过我能控制自己的言行，我会尽量让自己从言行上去尊重对方。反正对方也不能爬进我心里去窥探，只能从我的言行中去感受，关键是尽量让他（她）觉得自己受到了尊重。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一种虚伪，是口是心非，但我还没找到比这样的虚伪更好的方法。
　　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人，说服不了他人就开始人身攻击，非要别人也跟着相信自己相信的东西。那么，我只能说：这样的人拉低了人类智商的平均水平。我又忍不住，再次把王小波抬出来“降低人类的智能，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所以，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的人所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