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我所拥有的

　　文维舟
　　虽然中国人常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但真实的人生恐怕正好相反。尤其对于现代人来说，“自我”并不只是意味着自己这个人而已，他所拥有的一切，事实上都是“自我”的一部分。
　　现代人所拥有的东西，要比其清贫的祖先多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不断购买并拥有新的产品的现代人，也表明了一个不断膨胀的自我。不需要别人教，人们就能本能地明白：拥有某件事物可以让人成为原先所不是的某个人物就像两三岁的小孩子就能本能地明白，那个有着更多更好玩具的孩子令他羡慕。只不过成人更有意识地去做相似的事：购买相应的东西，会使人受到他人更多的尊重和顺从，因而使他们自我感觉更好。一辆跑车，一身时尚，广告中不断暗示人们：拥有这些财产，会显著地提升你的自身形象，有了这些，你就是一个不同的人。
　　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我们要拥有某件东西的唯一原因是扩大我们的自我感知，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谁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观察我们所拥有的。换句话说，拥有和存在是不同的，但不可分割。在一件物品成为一个财产的时候，我们曾经有的自我和非我合成一体，拥有和存在融合了。确实，这一点在汽车文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对许多人来说，汽车是延伸自我和理想自我的一部分。人们常常小心翼翼地保养它、试图有一辆能彰显自己身份和个性的车、赋予它特别的装饰、甚至像对待家庭成员一样给它取个名字，当车子损坏时，车主的反应就像是他们自己的身体受到了伤害。每个人开车时的风格也常常很能表现出他真正的自我一个在办公室里温文懦弱的人，开车时也许狂暴好胜，那就是他受压抑的自我。
　　现代自我概念的创始人威廉詹姆斯曾说：“一个人的自我是他能够称作是他的所有的关系的总和，这不仅包括他的身体和心智能力，还包括他的衣物和房子、他的妻子和孩子、他的祖先和朋友、他的声誉和作品、他的徒弟，以及他的游艇和银行账户。所有这些东西给他带来同样的情感。如果这些东西增加、繁荣，他就有胜利的感觉；如果它们缩减、消失，他就一蹶不振对每个东西的感觉程度不一定一样，但对所有这些东西感觉的方式大体是一致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为什么购物狂这种类型只有现代社会才会出现：因为只有在这个时代，自我才膨胀到了无法抑制的程度，而人们总是希望通过不断的占有和增加来获得那种满足感。浮士德式心灵的空虚感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写照。
　　确实这种情况几乎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如此，即便是一个贫困的农民，也会因为丢掉了一把锄头而懊恼；但现代中产阶级无疑尤为如此。这其中的缘由很简单：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中产阶级的兴起所依靠的教育普及、文化民主化，促使他们在成功向上爬之后寻找更具排他性的身份象征。总的来说，更高层的贵族常常是抵制时尚的，往往甚至很蔑视物质，因为奢华的极致就是对财富的极端蔑视；底层的人则会发展出一种贫民哲学，相信少拥有才是真正的幸福，善于从清贫中发现乐趣；唯有中产阶级焦虑不安，不仅他们的身份是挣来的（因而也可能再失去），所以需要巩固和加强，也因为他们比更高和更低的社会阶层尤其在意别人的眼光。这就不奇怪为何在每个社会，中产阶级通常都是社会消费的主力：对他们来说，占有那些能体现自我风格的物品，不仅是生活所需，也是他们的自我所发出的律令，如果不能得到（无论是一套自己的房子还是一辆汽车），将使他们感到自我无法实现的痛苦。
　　这一切，在中国也已以飞快的速度上演。从一个物质匮乏的国度到消费社会的漫长历程，对中国而言只是短短的二三十年。由于传统的信条早已被打破，人们在高速发展的经济中只剩下狂热的追逐。广告中总在不断暗示，你拥有某些商品就能带来自我的增长不健忘的人还能记得，十五年前手机广告中都还大打“尊贵”牌，似乎拥有那些手机就是尊荣的社会精英，而这一套做法如今在葡萄酒、汽车或珠宝广告中仍然到处可见。人们希望不断增加占有来证明自己的胜利和提升，这使中国在很短时间内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也使中国游客迅速成为海外扫货的最著名群体他们购买国外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代表商品时的行为，有时活像是洗劫，差别只不过是他们会付钱。
　　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中产阶级就意味着一系列相应的“准入装备”：他应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有辆车、有个拿得出手的手机，诸如此类。不难看出，这也是如今很多城市女性择偶时的标准，她们深信这是必要的“最基本”硬件要求，否则她们就感觉沦落入较低的阶层了。一个还混得不错的高级经理人，如果不开车、又用着一个破旧的手机，会让人感觉不可思议除非他有自己的司机。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正是这种外在目光的审视，迫使人们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装备。这种消费不仅在于实用价值，更重要的还在于其象征意义。就像衣服不仅有穿着的功用，还能表露你是怎样一个人，这也解释了许多女白领对LV包的那种狂热：没有拎一个LV，对她们而言简直就像没洗脸刷牙就出门一样。只不过这种状况有时发展到极端的地步，比如一个向往这一生活方式的年轻人，竟不惜自己卖肾来换取一部新手机。
　　吊诡的是，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相反的观念才会相应兴起。确切地说，中产阶级拥抱着两种相反相成的文化：一种强调占有和拥有来加强自我，而另一种则强调放弃拥有来找寻“真实的自我”。社会学家很早就注意到，当财产与自身形象不符的时候，我们很乐意忽视或放弃这些财产，除非我们是被迫放弃它们，因为不情愿地失去财产会引起自我丢失。心理学家埃利希弗洛姆反对现代“激进的享乐主义”，强调分享、给予、奉献的取向，他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问题：“如果我是我所拥有的，而如果我所拥有的失去了，那我又是谁呢？”
　　这说到底仍是同一个问题：如何认识“自我”？如果你认为自我就是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那么很正常地，你倾向于要更多；但如果你认为自我就是“失去所有东西之后剩下的那些”，那么你在心理上也就不会觉得放弃它们有什么不可以，反正它们都是“身外之物”。根据现代心理学的观察，在物体丢失之后，常常会激发起人们在手工、思想、艺术、写作等方面的创造性，因为人们在心理机制上倾向于通过这种方式来弥补自身的丢失，以恢复到完美状态换言之，创造性的时期也许会跟随一个人财产的失去而到来。
　　这两种理念，乍一看似乎前者是物欲膨胀，而后者显得高尚得多，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体之两面。在当下中国的中产阶级文化中，他们同样流行，不少人甚至可以同时拥抱这两种看起来彼此矛盾的理念一个人可以一方面追求体面的生活，另一面高谈离弃物质生活找寻灵性。说到底，它们彼此相生，正是一者的蓬勃导致了其对立面的兴盛，因为人们既不卑鄙也不高尚，他们需要的只是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