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没有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的例子在历史上其实是非常多的，数不胜数，其他朝代都还算好，但是宋朝两宋加起来竟然有四百多次农民起义。不过，历史上的第一次农民起义，是秦朝末年陈胜吴广大起义，之后几乎历朝历代都出现过。然而，为什么先秦时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竟然从来没有过农民起义？当时也是战事频发，为何不会有农民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呢？
　　在春秋战国之前，除了国人暴动之外，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国人暴动，实际上很难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因为当时所谓的“国人”，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平民，也不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古代农民，而是居住在城邑之中的贵族。国人暴动与其说是农民起义，不如说是周厉王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当时的贵族们，他们联合发动叛乱，驱逐了周厉王。
　　而我们所说的后来的农民起义，其实秦汉时期的农民起义和宋明的农民起义也不一样。秦汉时期的农民起义并不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农民，而是一些破落小地主或者庄园主、贵族以及游侠之类的人为骨干，率领他们自己的奴客发动的起义。比如刘邦，在陈胜起义之前，就已经因为送夫役到咸阳，失期当死，就落草为寇，在芒砀山成为所谓的“群盗”，其实也就是脱离了秦朝政府管理的盗贼。
　　陈胜吴广起义的情况与刘邦相似，他们所押送的同样是夫役，但这些夫役并不是完全的自耕农，大多数是庄园经济下的奴客。而且，他们之所以起义，同样不是因为像后来的破产农民那样，活不下去了，而是因为他们和刘邦一样，在去服劳役的路上遇到持续下雨，无法按照规定的时间到达服役地点，同样要被处死，为了活命才被迫起义的。这和后来的农民起义也不是一个概念。
　　黄巾起义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参与黄巾起义的并不都完全是破产的自耕农，大量的实际上是信了张角兄弟创立的太平道的庄园农奴主，他们率领各自的庄园农奴以及依附于他们以逃避国家赋役的奴客，参加了张角兄弟发动的起义。而这些庄园农奴主本身都是各地的豪强大户，他们也并不是真的因为民不聊生，活不下去了，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张角兄弟的信众，想脱离朝廷的管理体系。
　　所以，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大乱，战争连绵，死亡枕藉，道路相望，但却没有发生多少真正的农民起义，而是出现了大量的地方性坞壁，也就是地主土围子，或者是在所谓的流民帅的率领下，向南方迁徙和逃亡，仍然是以血缘宗族为基本的联系纽带的。当时衣冠南渡的大量北方名门士族，都是携家带口，几百几千人一起逃亡到江南一带，寻找地方落脚的。
　　东晋时期的孙恩卢循起义同样是，一方面是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影响，另一方面，真正激发起义的事件也是因为主持朝政的司马元显要征发江东八郡“免奴为客者”，充当兵役，才激起了江东地区已经免奴为客的农民的不满，在五斗米道领袖孙恩的率领下起义。而在起义中充当主体的所谓免奴为客者，也就是指刚摆脱了庄园奴隶地位，通过租佃地主土地等方式获得相对独立性的“奴客”，仍然不是后来说的农民。
　　而我们现在习惯上说的农民起义，其实主要是指自耕农，尤其是在朝廷政策失当，赋税比较重，加上天灾人祸，大量的自耕农陷入破产境地，成为流民，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团聚起来，发动的起义。这就是说，在社会生产方式上，大量自耕农的存在，是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前提。没有自耕农，就不会有大量破产农民变成流民，也就无所谓农民起义了。比如唐朝的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就都是这种破产的自耕农为主体的流民。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庄园农奴制其实是集体经济，农奴们只是在庄园地主的统一组织和领导下劳动，生息繁衍，他们的生老病死都是由庄园地主负责的，不用他们自己独立承担。而这种庄园农奴经济的好处就是，内部实际上是高度计划经济的，生活必需品统一配给，剩余都归属于农奴主。所以，这种几百几千人的庄园农奴经济体实际上抗风险能力是比较强的，远远高于后来单家独户的自耕农。
　　但从普遍的庄园经济向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转变，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差不多相当于从战国时期一直到隋唐时期才最后完成，春秋战国时期的自耕农数量还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到东汉时期，当时的自耕农农民为了逃避国家赋役，还主动依附于庄园主，成为所谓的奴客，也就是出现了倒退。而这个过程的完成，恰恰是因为南北朝时期的大动荡、大混乱，原来的经济组织体系才彻底衰败了，变成了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
　　所以，在小农经济还非常不发达的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国家之间的战争非常频繁，但农村基层的组织体系相对来说却是比较稳定的，是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流民的，当然也就不可能出现后来那种性质的农民起义。
　　这当然不是说，庄园经济就比小农经济更好。庄园奴隶的人身权利是没什么保障的，庄园主杀死农奴不用承担责任，一直到刘秀当皇帝，才强制要求杀死农奴也要负责。从庄园农奴制到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这当然是历史的进步，至少自耕农在人身权利上是独立和完整的。这里想说的只是，小农经济天然就是比较脆弱的经济模式，抗风险能力非常低。而且，家庭规模越小，抗风险能力也越低。因此，农民必须要组织起来，才有出路。
　　这也就是为什么宋朝的时候，宋儒一直在讨论重建乡村秩序的问题，就是因为这时候农村已经变成了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而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又比较低，因此需要重新建立一个组织体系，至少是能够建立一个相互帮助的体系。宋儒最后给出的方案，也就是提倡各种乡约民规，鼓励乡贤主导乡村秩序，形成村落为单位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