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南宋的国民素质高于唐朝人与北宋人

　　文章转自公共号：亚洲考古
　　作者李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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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学大师陈寅恪有句名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
　　它清晰地表明了宋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高峰，超越了汉、唐盛世，犹如一座巍峨的金字塔，高高的塔尖最引人瞩目，研究者也最为关注，研究的成果甚多，而塔基则很少有人研究。但是，不可忘记，这是一个整体，没有庞大坚实的塔基，焉能有塔尖的辉煌。华夏文化的塔基就是整体的国民素质，国民的整体素质高低影响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文化的繁荣以及政治体制的改善。就国民的整体素质而言，唐、宋到底有多大差距，南宋与北宋究竟谁更高一点，这个问题尚未见到专门的研究文章，本文试作初步的探讨。
　　古代没有留下各级知识分子人数的统计数字，要想非常精确地比较已不可能。好在中国古代的文献资料比其他国家丰富得多，还是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突破口。
　　就文化层次而言，大致可分四类：知识精英，有较高文化的，有初等文化的，文盲。前三者的人数越多，整体国民素质就越高。知识精英人数极少，所占比例极小，不易区分高下。这里主要考察二、三类的人群。
　　有较高文化的人群
　　有较高文化的人群主要有两类：一是参加科举考试的人群，二是接受较高的文化教育而不参加科举考试的人群。中国古代的传统“学而优则仕”，前者应比后者为多。
　　汉代主要实行荐举制，仕途由豪门贵族控制，他们基本上垄断了知识，平民阶层很难掌握知识，即使掌握了知识，也很难进入仕途。这注定了知识人群数量是有限的。
　　唐代实行科举制，为平民进入仕途敞开了一扇门，平民读书的积极性提高了，此时的知识人群数量无疑比汉朝大为增加。但当时科举制尚不完善，一是录取数量太少，每科仅20来人。二是存在行卷制，缺乏公平竞争机制。这样大部分名额落入京畿地区，必然影响其他地区的读书积极性。荆州离长安不算太远，直到晚唐时期才考中一名进士，由此出现的“破天荒”一词沿用到今，其他边远地方更不必说了。
　　宋代继续推行并逐步改进科举制，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时扩大录取名额，一次录取100多名，随后的数十年又不断完善公平竞争机制，科举取士成为做官的主要途径。读书之风席卷全国，知识人群大幅度增长，由豪门贵族扩展至平民，由京畿扩展至边远地区。
　　南宋的知识人群在北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最能反映读书人群规模的是应考乡试的人数。宋初无定额，后来考生不断增加，于是给各州下达录取乡贡进士的指标。北宋中期，北方因为读书人较少，平均10人录取1名，南方则100人录取1名。
　　到南宋时，读书人越来越多，考中的机率越来越低，尽管朝廷稍微增加一些名额，仍然无法改变这一趋势。开禧三年（1207）各州平均毎300人取1人。
　　换言之，南宋应考的读书人是北宋的3倍多。一些读书风气盛行的地区，如台州，录取比例接近8001。
　　下面再举几个个案，看看唐、北宋、南宋的变化。以福建福州为例，唐代289年中进士者36人，平均每年仅0。13人，到宋太宗时上升到0。38人，为唐代3倍。至徽宗时，更为唐代的70倍。南宋时，平均每年考中进士数为10。2人，即为唐代80倍。
　　北宋元祐五年（1090）考生3000人，至南宋乾道元年（1165），增至17000人。开禧三年考解试人数多达18000人。
　　苏州，唐代289年中进士者65人。北宋168年中进士者232人，平均每年比唐代增加七八倍。就考生数量而言，庆历时二科中进士者8人，每科应解试者200人，到南宋淳熙九年（1182）发展至近2000人，增加了10倍。边远地区变化更为明显，如广东的潮州，唐代289年仅有一人中进士，其考生数不会超过数十人。北宋考进士的人数上升到八九百，增加了10倍。至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增至近2000人，到绍定元年（1228），发展到6600多人，又过了40来年，猛增到万人以上，是唐代的数百倍，北宋的十几倍。
　　现在再来考察一下接受较高的文化教育而不参加科举考试的人群。唐、宋时期，在官学之外，又出现了书院，这个教育场所的办学方针比官学要灵活，学生中不少人是为钻研学问来的，不去参加科举考试，从书院数量的变化，大体可以看出唐与两宋的差别。
　　书院是唐代后期才出现的，目前可以确定的唐代书院只有三所：
　　1。桂岩书院，髙安，幸南容（746819）创办。
　　2。石鼓书院，衡州，唐元和（806820），李宽创办。
　　3。陈氏书堂，江州，唐大顺元年（890），陈崇创办。
　　到宋代，书院有相当大的发展，据《中国书院史》所附《历代书院名录》统计，宋代有书院614所。其中北宋144所，南宋399所，难以分清南北宋的171所。需要指出的是，其中颇有一些书院的年代是不可靠的，但即使去掉四分之一，仍然可以看出宋比唐高出上百倍，而南宋又是北宋的二三倍。
　　读书人数的增加，人才分布的地区差别缩小，有利于地区间相对平衡的发展。
　　宋代与汉、唐相比，还有两点变化：一是创新意识增强。二是知识结构向深度、广度拓展。
　　先谈创新意识。就国学而论，古代分汉学与宋学两大派，汉学强调师承，宋学讲求义理。汉、唐缺乏创新意识，缺乏新的学派。宋代自北宋中叶开始，另辟蹊径，出现多个学派并存的局面，南宋学派尤多，详见《宋元学案》，理学在诸多学派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最终取得领导地位。经学之外，其他各个学科都有长足的发展。如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在北宋中叶诞生，同时出现考据学。又有年谱、诗话的新体裁和佛藏、道藏的汇编。
　　其次，知识结构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唐代的士大夫知识结构较单纯，侧重文学，水平甚高，其他学科就差一些，科学技术更差。北宋中晚期开始有明显的变化，既讲求知识面宽，又求其精。许多人不仅经、史、文，而且广涉天文、地理、医卜、佛、道。读书风气远比唐代浓厚，以至几百年后盛传黄庭坚（10451105）的名言：“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理义不交于胸中，便觉面貌可憎，语言无味。”
　　到南宋，有人进一步说：“登高望远不可无，不可一日不读书。”北宋晚期，沈括写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名著《梦溪笔谈》，这样博大精深的笔记，在唐代是见不到的。这本书，国内外专家赞赏备至，是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杰作，但南宋人并不简单地叹为观止，而是精益求精，一百多年中不断有人出来纠正其讹误，补充其不足。现就手头上掌握的材料，依其撰写年代早晚为序，罗列于下。
　　绍兴七年，马永卿《懒真子》
　　绍兴十年至十二年，朱弁《曲洧旧闻》
　　绍兴十二年，王观国《学林》
　　绍兴十八年，朱翌《猗觉寮杂记》
　　绍兴十九年，王灼《碧鸡漫志》
　　绍兴二十三年，姚宽《西溪丛语》
　　绍兴二十七年，吴曾《能改斋漫录》
　　隆兴元年（1163），葛立方《韵语阳秋》
　　隆兴元年至乾道三年，严有翼《艺苑雌黄》
　　乾道元年，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
　　淳熙七年，程大昌《演繁露》、洪迈《容斋随笔》
　　淳熙八年，程大昌《考古编》
　　绍熙元年（1190），袁文《瓮牖闲评》
　　庆元元年（1195），王楙《野客丛书》
　　庆元六年，朱鉴《朱文公易说》
　　开禧二年，程公说《春秋分记》
　　嘉定五年（1212），张淏《云谷杂纪》
　　嘉定十七年，赵与旹《宾退录》
　　宝庆二年（1226），高似孙《纬略》
　　就此一例，足以看出在知识的求精求深上，北宋超越了唐，南宋又继续前进。
　　从启蒙教育看国民素质
　　在考虑国民整体素质时，不仅要关注参加科举考试的人群，还应关注无力常年上学而又渴望获取知识的较为贫困的人群，以及与仕途无缘的妇女们。这两类人比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要多得多，对此，学界尚缺乏研究，故本文以较多的篇幅讨论。这些人中到底有多少人接受过启蒙教育？历史上并无具体数据，但是通过对唐、宋蒙学书的考察，还是可以获得一些信息的。
　　启蒙教育早在先秦就有了，在汉代，《急就篇》就是那时的启蒙读物，三字一句，押韵，便于背诵。到唐代，蒙学新增了9种：
　　1。李翰13《蒙求》三卷。《宋史》卷二七类事类。
　　2。王殷范14《续蒙求》三卷。《宋史》卷二七类事类。
　　3。白廷翰《唐蒙求》三卷。15郑樵《通志》卷六八杂家类。
　　4。李伉《系蒙》二卷。《新唐书》卷五九杂家类。
　　5。冯伉《谕蒙》一卷。《旧唐书》卷一八九下《冯伉传》。
　　6。刘潜16《群书系蒙》三卷。《通志》卷六八杂家类。
　　7。王邹彦《春秋蒙求》五卷。《宋史》卷二二。
　　8。邹顺《广蒙书》十卷。《宋史》卷二七。
　　9《汉臣蒙求》二十卷。《宋史》卷二七。
　　以上各书中，仅李翰《蒙求》尚存于世，有宋人徐子光注本。
　　17此书所记为先秦至晋宋（刘宋）历史人物故事，四字一句，押韵，便于儿童背诵。共596句，2384字，每句下有注，详述具体内容，使儿童认字的同时，能了解历史。此书影响深远，以后编写的许多启蒙书多模仿其体例，并以“蒙求”命名。
　　下面从启蒙读物数量作比较。
　　宋代新编启蒙读物达65种，是唐的7倍。可以看出宋人在普及基础知识方面努力的程度远比唐代要高。
　　就两宋相比较而言，宋代65种书中，北宋11种，南宋54种，南宋是北宋的5倍。再从作者的素质作比较。唐代9本书的作者，唯冯伉《旧唐书》卷一八九有传，李翰事迹在史书中略有记载，其他均名不见经传。宋代则有许多名人撰写启蒙书，北宋有欧阳修、范镇，《宋史》中有传。王令（10321059）也负盛名。
　　南宋作者队伍尤为突出，在《宋史》有传者有13位：朱熹、吕祖谦、吕本中、程俱、胡寅、胡宏、史浩、刘清之、洪迈、彭龟年、陈淳、刘珏、王应麟。其中理学大师朱熹、金华学派领袖吕祖谦更是名声显赫。史浩位至宰相，刘珏为执政，彭龟年为天子师，洪迈、王应麟为著名史学家。吕本中、程俱、胡寅、胡宏、刘清之、陈淳都是学有成就的名家。作者素质高，自然所撰蒙求书的质量也高。
　　从书的流传至今的情况看，唐代仅存1种，有佚文者1种。北宋存2种：王令《十七史蒙求》十六卷，侍其玮《续千文》一卷。有佚文者1种：范镇《本朝蒙求》。南宋存者11种：
　　程俱《班左诲蒙》三卷，
　　吕本中《童蒙训》（存残本），
　　陈葆光《三洞群仙录》（一作《群仙蒙求》），
　　胡寅《叙古千文》一卷，
　　徐子光《补注蒙求》八卷，
　　史浩《童丱须知》二卷，
　　吕祖谦《少仪外传》二卷，
　　程端蒙《性理字训》一卷，
　　周守忠《历代名医蒙求》二卷，
　　陈淳《训蒙雅言》、《训蒙初诵》。
　　有佚文者7种：
　　刘珏《两汉蒙求》、《小说蒙求》，
　　徐伯益《训女蒙求》、
　　陈氏《续蒙求》，
　　黎献《事类蒙求》、《程子训蒙新书》，
　　叶才老《和蒙求》。
　　南宋是唐的十来倍，北宋的五六倍。蒙学书广泛、持久的流传，说明南宋时受蒙学教育的人数在成倍增长，所编的蒙学书更切近群众的需求。
　　南宋人十分重视蒙学书的质量，虽然这是最浅显的书，却容不得有半点错误，先入为主的东西，因为一旦错了，很难纠正。南宋学者对李翰《蒙求》的缺点作了中肯的批评：
　　其一，同一个人的事分散在多处，人名就会重复出现，如既曰孔融逊果，又曰孔融座满。为了避免过多重复，或用姓名，或用表字，或用官爵，如“既曰孔明龙卧，又曰葛亮顾庐，又曰亮遗巾帼。既曰子房取履，又曰张良烧栈”。
　　其二，虽然大多取材自比较可靠的史书，但又采用一些不可信的神怪书，“如毛宝白龟，糜竺收资皆出于《搜神记》。壶公摘天，初平起石，皆出于《神仙传》。孙晨藁席，灵辄扶轮，皆出于《类林》。孙钟设瓜、黄寻飞钱、宋宗鸡窗皆出于《幽冥录》。庞俭凿井，出于《风俗通》。卢充幽婚出于《志怪集》。张氏铜钩出于《三辅决录》。王果石崖出于《神怪志》。”并指出：“盖小说杂书多妄诞不可取信，而瀚取此与经史同列，非训蒙之所先也。”
　　李翰《蒙求》所记内容有一定局限性，写的是历史故事，但又不按时代先后编排，完全是随意的，读者只能记住故事，对一朝历史缺乏清晰认识。且只记至刘宋，梁以后事均不记。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北宋时出现了贯通古史的《十七史蒙求》（王令），又有专记春秋事的《左氏蒙求》（杨彦龄），专记晋事的《东西晋蒙求》（曹崇之），专记唐事的《唐史属辞》（程鹏），专记当代故事的《本朝蒙求》（范镇）。
　　到南宋，进一步向深度、广度拓展。历史方面仍有新的建树，有断代的，如刘珏《两汉蒙求》，侯宿《西汉蒙求》、《三国蒙求》、《南北史蒙求》，徐子复《圣宋蒙求》。有贯通古今的，如胡寅《敘古千文》，胡宏《叙古蒙求》，黄日新《通鉴韵语》。最重要的变化是向更广泛的领域扩展，主要表现如下。
　　在经学方面，有朱熹《易学启蒙》、《论语训蒙口义》，反映理学家观念者，有程端蒙《性理字训》，黎自昭《性理蒙求》，吕祖谦（11371181）《少仪外传》，刘清之《程氏训蒙新书》，邵笥《孝弟蒙求》。
　　医学方面，如周守忠《历代名医蒙求》，庄绰《本草蒙求》。
　　事物方面，如方逢辰《名物蒙求》，黎献《事类蒙求》。
　　记姓氏的，有王应麟《姓氏急就篇》。
　　有针对特定对象的，如徐伯益《训女蒙求》，赵彦絟《宗室蒙求》，僧灵操《释氏蒙求》，陈葆光《群仙蒙求》。
　　有专对一地学子的，如胡谦《庐陵蒙求》。
　　还有记杂事的，如《小说蒙求》。
　　这都是应不同人群的需要编写的，这些书在南宋的大量出现，必然使得接受基本知识的人群大幅度增加。
　　南宋在启蒙教育方面的成绩，除上举启蒙书增多之外，尚有4点特别之处。
　　其一，重视妇女的启蒙教育。专门传授妇女的启蒙书《训女蒙求》的出现及其流传，应该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说明南宋时已经有不少人认识到妇女掌握一定文化的重要性。妇女占人口的一半，她们有文化，对教育孩子、提高下一代的素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里举几个典型例子。
　　女子向来被排除在科举之外，但南宋时却出现一些特例。淳熙元年，女童林幼玉求试，中书后省挑试所诵经书四十三件，并通。四月辛酉，诏特封孺人。嘉定五年四月，女童子吴志端也应童子试，经过了国子监挑试，令中书复试时，有官员上奏：女子不应奔走于官府，可以赐金帛，不能参加复试。这两个例子说明，南宋时女童接受启蒙教育已不罕见。
　　有文化的妇女教育孩子，效果不一样。举一个成功的例子。淳熙八年礼部考试第一名俞烈（？1213），年幼时，其母张夫人亲自“教诵《蒙求》、《孝经》”。这位夫人既能教诵《蒙求》等书，意味着出嫁前曾接受过启蒙教育。
　　其二，重视残疾人的启蒙教育。在这方面，南宋有一个伟大的创举：孙高荣在镇江为盲人创办了一所义学，这应是中国最早的盲人学校，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盲人学校。知识的传授拓展到盲人，这值得在青史上大书一笔！这一记载，从未被人注意，兹将全文转录于下：
　　人言数学与理学异，吾谓不通于理，非深于数者。孙君占天数学也，而乃通于理，以己之瞽，念人之瞽，求膏腴，创义学，萃群儿之瞽者教焉，非通于理而能如是乎？推孙君之用心，不特可以救世之盲于目者，抑可以警世之盲于心者矣。
　　其三，重视对当代人所撰启蒙书的评价。如朱熹称赞胡寅《叙古千文》：
　　“其叙事立言，昭示法戒，实有《春秋》经世之志，至于发明大统，开示正涂，则又于卒章深致意焉，新学小童，朝夕讽之，而问其义，亦足以养正于蒙矣。”
　　因为有此评价，该书“既梓之衡阳，又梓之广之泮宫，自此流布天下，人人得讽咏，有功于人心多矣”。反之，胡寅之弟胡宏编的《叙古蒙求》，虽已刻印传世，朱熹认为并不理想，他不客气地批评道：“《叙古蒙求》亦太多，兼奥涩难读，恐非启蒙之具。”其后不久，即淘汰出局。周必大对叶才老的《和李翰蒙求》（或作《次韵蒙求》）给予充分肯定，称其书“精切博洽，非独远过李瀚，如王令亦当敬避下风”。此书，《永乐大典》中尚可见其佚文。及时作出评论，能起到优胜劣汰的作用，有利于提高启蒙书的水平。
　　其四，重视启蒙教师的质量。过去对此比较忽视，周则发表高见，说：“或谓童稚发蒙之师不必妙选。然先入者为之主，亦岂宜阔略？”他提醒人们注意选择优秀导师，认为这无疑会有利于提高教育的效果。根据以上的考察，不难得出结论：就整体国民素质而论，宋朝远远超越了唐朝，就两宋比较而言，南宋又胜于北宋。这样高的素质放诸当时世界上，也是无与伦比的。宋将华夏文化推向极致，意义非常重大，使得任何外界力量都无法摧毁它。
　　世界历史证明，任何民族建立的王朝都不可能永远存在，当它被其他民族打败时，其文化往往也被毁灭，但如果被征服者的文化远远高于征服者，情况则可能完全相反。南宋被蒙古征服，汉文化经受严峻考验。1274年南宋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两年后首都临安陷落，到1312年，科举考试停止三四十年，官学不存，为科举而学之路被堵，这一人群不再有新生力量，但是民间的书院尚在，它继续培养着较高素质的人才。蒙学教育重视程度有增无减，各种新的蒙学书不断推出，仅元初戴表元所见朋友间续编《蒙求》书者有上百家。这一切，显示出汉文化顽强的生命力。
　　华夏文化延续数千年而尚存，与宋代的贡献，特别是南宋在提高整体国民素质方面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疆域虽小，雄风犹存，南宋实在不可小觑。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