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缠的巨龙：帝国三巨头权斗20年

　　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
　　1前奏
　　1380年，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的第13个年头。
　　左丞相胡惟庸被诛杀，朱元璋亲自给他定的罪名是：谋逆，私通蒙古和日本。
　　但朱元璋没说出来的“罪名”，是丞相这个职位，对他的皇权构成了钳制，让他这个皇帝当得不得劲儿。
　　杀完胡惟庸，朱元璋顺势废除了行政中枢机构中书省。中书省的长官左右丞相，自然也消失了。
　　朱元璋在《祖训》中明令，以后子孙做皇帝，不许立丞相，如有臣下胆敢奏请立丞相，立即凌迟，全家处死。
　　不仅如此，他还规定，宫中太监不得读书识字。因为，文盲无法干政。
　　在朱元璋的设想中，天下是朱家的天下，是皇帝一人的天下。历朝历代对皇权威胁最大的，无外乎大权臣和大太监。他想一举把这两种潜在的势力收拾掉，让子孙继位者一劳永逸。
　　然而，独裁的欲望是无穷的，独裁的精力却是有限的。
　　废除丞相后，朱元璋被朝廷内外的日常事务彻底淹没。连他这么打鸡血的一个人，都顶不顺了，只好设置四辅官来协助处理政事。他的后代更吃力。
　　朱棣在位时，正式出现了内阁。到仁、宣两朝，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入阁辅政，虽无丞相之名，但权力已经很重。
　　从明英宗到明武宗时期（14351521），宦官势力抬头，出现了好几个大权阉。权阉与权臣，始终处在权力天平的两端，此起彼伏。
　　至此，朱元璋的制度设计，完全“破功”。
　　不过，在皇帝、内阁、太监三种势力中，皇权终归是最后的赢家，也将是最后的输家。
　　2艰难的胜出
　　最爱君之前讲了嘉靖朝45年的内阁权斗，徐阶经过多年的隐忍，终于在1562年扳倒了严嵩，成为嘉靖时期最后一任内阁首辅。
　　徐阶继任首辅后，采取了一些柔性措施，标榜“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实际上，这是对夏言、严嵩以来内阁首辅专权独断的自我革命，把首辅摆在一个让皇帝和朝廷百官都放心的位子上。
　　他还主动召集内阁同事一起拟诏旨。
　　内阁的权力来源，其实是通过“票拟权”（替皇帝拟定诏旨），获得部分皇权的让渡。徐阶能主动与同僚共享“票拟权”，着实不容易，难怪当时人在他任首辅后，都称赞他为“名相”。
　　这很符合他的个性。
　　徐阶这个人，有江南人的特性，擅长以柔克刚，以柔取胜。他当初与严嵩共事多年，始终隐忍、迎合，朝廷言官骂他与虎谋皮，他都忍着。没有绝对的胜算，绝不出手。
　　嘉靖皇帝晚年向他请教，如何分清好人坏人？
　　徐阶毅然答道，大奸似忠，大诈似信。
　　徐阶
　　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徐阶推荐国子监祭酒高拱、吏部尚书郭朴进入内阁。
　　在徐阶看来，河南新郑人高拱（15131578）为政干练，又是储君朱载垕府上的讲官，入阁是迟早之事，何不做个顺水人情。
　　但事后复盘，高拱对徐阶的笼络并不领情。两人的交锋，反而因此提前了。
　　嘉靖去世时，内阁中仅徐阶一人在场，高拱、郭朴等人都不在场。草拟遗诏时，徐阶竟然绕开了其他内阁成员，而把自己素来看重的门生、翰林学士张居正拉进来秘密参与。
　　皇帝的遗诏发布时，皇帝本人已经升天了。遗诏的内容究竟代表皇帝最后的意志，还是草拟者的意志，也只有天知道了。
　　嘉靖的遗诏对自己统治数十年的弊政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废止了皇宫内一切道教活动，重新起用了一批被罢黜的官员。读过遗诏的人，都不会认为这是一辈子任性的嘉靖皇帝的临终醒悟，而可以百分百认定这是徐阶借嘉靖之口对多年的朝政进行了清算。
　　朝廷百官对这些新政纷纷叫好，一时间，内阁首辅徐阶大得人心。
　　高拱、郭朴等内阁同僚则对徐阶越加怨恨，草拟遗诏这么大的事，你徐阶竟然绕开同僚，却拉来一个门生参与，这意思还不够明显吗？
　　1567年，隆庆元年，新皇帝朱载垕继位后，内阁一下子充实到六个人的规模：徐阶、李春芳、高拱、郭朴、陈以勤、张居正。
　　张居正在参与草拟遗诏后，很快就入阁。史家认为，这是因为张居正跟高拱一样，是朱载垕府邸的讲官，但更关键的是首辅徐阶的举荐。
　　六人中，徐阶与高拱互相不对付，两人的争斗开始了。
　　最早是言官、吏科给事中胡应嘉检举，高拱在嘉靖病重期间，竟然偷偷溜回家，有失职守。因为胡应嘉与徐阶是同乡，高拱认定，这起针对自己的举报，来自徐阶的指使。
　　高拱随后在另一起事件中，抓住胡应嘉的把柄，要求对胡应嘉革职处理。结果一公布，在京言官认为高拱是挟私报复，把他比作北宋权臣蔡京。
　　深陷舆论风暴中的高拱，迅速唆使言官弹劾徐阶，转移舆论焦点，罪名是徐阶纵容儿子横行乡里。
　　很快，言官之间进行了一轮轮的弹劾与反弹劾，朝廷乱成一锅粥。
　　晚明的言官，作为一个群体是很多重大政治事件的参与者，在高层权斗中，亦是不可或缺的政治打手。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这是以小官钳制大官的一个“机关”。因为言官一旦对某个官员发起弹劾，无论这个官员的职位多高，都必须第一时间提出辞职，至于是否慰留，决定权在皇帝手里。
　　在这场言官大混战中，高拱、郭朴、徐阶三个阁员先后去职。争斗的双方，两败俱伤。
　　此时的徐阶才意识到，新皇帝没有按照惯例对他的辞职表示挽留，而是顺水推舟批准了他的辞职申请。这表明，新皇帝并不需要他这个前朝首辅再来“倚老卖老”。
　　这一刻，徐阶明白无误地确认，自己的政治生命，彻底终结了。
　　离开京城前，徐阶向张居正作了最后的托付。
　　张居正后来在给徐阶的信中，说此次别离，“泪簌簌而不能止”；又说“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复何言”。
　　徐阶确实永远离开了政治中心，但高拱在两年后“卷土重来”。跟徐阶这一仗，赢得着实艰难。
　　1569年，年底，高拱出人意外地重返内阁。
　　据《明史》记载，张居正与司礼监太监李芳联手，策划了高拱的复职，目的是为了抑制新入阁的赵贞吉。
　　赵贞吉1550年曾被严嵩驱逐出京，此次虽是新入阁，但资格比谁都老，因而举止傲慢。张居正或许自认资历尚浅，无法与之抗衡，故再次引入强势的前同事、恩师徐阶的劲敌高拱，作为对抗赵贞吉的“利器”。
　　高拱回来后，内阁果然掀起新一轮争斗。
　　我们都知道，当年加多宝和王老吉打架，受伤的是和其正。历史也一样，高拱和赵贞吉杠上了，第一个退出内阁的却是中立派陈以勤，谁都得罪不起，只好得罪自己，走人算了。后来，好好先生李春芳，也一走了之。
　　仿佛当初高拱、徐阶权斗的重演，高拱、赵贞吉再次分别调动自己的言官资源，互相弹劾攻击对方。
　　赵贞吉落败，离京前愤恨不已，说高拱的蛮横，真是谁也比不了。
　　到1571年，年底，内阁已走掉四人，仅剩高拱和张居正二人了。
　　高拱感觉，自己的时代终于来了。他忘了一直蛰伏在身边的危险。
　　张居正
　　3两虎相争
　　当帝国行政中枢剩下二人相对时，张居正（15251582）敏感地体会到权力挤压后的窘迫感，而心高气傲的高拱，还在余味悠长地享受胜利的滋味。
　　史书对高拱的评价是，有才干，无肚量。
　　他重掌内阁后，犹记恨当年徐阶对自己的打压，特别是对徐阶不让自己参与嘉靖遗诏一事耿耿于怀。所以，在他当权期间，把徐阶的政策全部推翻，甚至宣布嘉靖遗诏是“议事之臣假托诏旨”，全然不顾张居正也是嘉靖遗诏的参与者。
　　张居正只能默默忍着。他当下的处境和心境，颇像严嵩当政时，徐阶的处境和心境。
　　早年的张居正，曾在严嵩与徐阶的权斗中，看不惯恩师徐阶的隐忍退让、无所作为，愤而写信骂徐阶是固位希宠的和事佬。随后，他告病假，回江陵老家，借以表达对朝政的不满。
　　三年后，张居正重返京城，似乎变了一个人。
　　他已经意识到，和徐阶的政治智慧比起来，自己三年前的冲动，简直就是个没头没脑的愣头青。
　　为了做成大事，首先必须舍弃名声，不怕人言。
　　宋儒朱熹说过，“真正大英雄者，却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作将出来，若是气血豪忿，却一点使不着也”。张居正有权力欲，但他更想在得到权位后，做救世大英雄。
　　此时，他必须忍受来自高拱的气压，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很低。
　　尽管他与高拱是渊源颇深的故交。
　　两人有着几乎相同的政治履历，曾一起在国子监共事多年，后又一起担任裕王府讲官。高拱年长张居正12岁，一直算是张居正的顶头上司。他们曾一起爬山，约定他日入阁拜相，必当同心戮力，扶危济乱。
　　对高拱，张居正的感情十分复杂。他相当钦佩高拱的能力，所以在高拱去职后，仍然愿意策划其复职。即便后来，他们之间的裂痕清晰可见，但对高拱的政策，张居正也能以大局为重，予以支持。
　　在高拱的主导下，出现了史称“隆庆新政”的改革局面。张居正在万历初年掌权后推行的改革，大多数均以高拱的政策为蓝本。
　　权力是一切斗争的本质，也是不能说出来的本质。更何况，内阁权斗始终在皇权的俯视下进行，谁暴露出对权力的觊觎，谁就会死得很难看。
　　所以，内阁权斗都是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人事纠纷或政见分歧中进行着。
　　高拱与张居正的特别之处在于，二人政见一致，理念相同，均是“忠于谋国”的政治家。除此，二人能够摆上台面的分歧，或许就只有对待前首辅徐阶的态度了。
　　徐阶返乡后，高拱意欲发动清算。后借着海瑞整顿江南富户兼并土地之机，让徐阶的两个儿子充了军。而徐阶本人，在张居正等人的多方回护下，终于免受追责。
　　对此，高拱对张居正颇起疑心。一次，他直接逼问张居正，说外界传言你收了徐阶的儿子三万两银子，到底有无这回事儿？张居正指天赌咒后，高拱才说，这是一个误会。
　　此后，张居正迫于高拱的压力，不敢与徐阶公开来往。
　　1572年，隆庆皇帝朱载垕突然病逝。临终前，急召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以及入阁不久的高仪入宫，要三人尽心辅佐年仅十岁的皇太子朱翊钧。
　　三大臣互相期许，愿同心辅佐幼主，共度难关。
　　这里的同心，不仅是告慰先帝的嘱托，也是文官集团对抗宦官集团的惯例。
　　因为，在新皇帝朱翊钧即位的半个月内，司礼监的人事发生了重大变动。原先一直受到高拱压制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突然被宣布升任掌印太监，成为宫中太监的一把手。
　　明朝以往的历史，内阁与太监之间始终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对抗关系。内阁强，则太监弱；太监强，则内阁弱。
　　眼见司礼监的人事超出自己的控制，高拱很自然就把个人的不满上升为整个内阁的意志。他愤怒地指出，内侍的人事变动，是有人欺负新皇帝年纪小、不懂事，乱来。他把自己与冯保的斗争，当作内阁与司礼监的斗争，声称要为内阁扩权而努力。
　　高拱
　　内阁三人中，高仪明哲保身，不表态；张居正则在接到高拱的通报后，表态支持高拱。
　　高拱信心满满，发动言官集体攻击冯保。最重要的一条指控是，每次新皇帝视朝时，冯保都站在旁边，文武百官到底是拜皇帝呢，还是拜一个阉人？
　　风暴来临前，张居正以视察隆庆皇帝的陵寝为由，离开了京城。回到京城后，他仍以生病为由，在家“养病”，不参与轰轰烈烈的“倒冯运动”。
　　事件到了了断之时，新皇帝召集百官集合。
　　随之皇帝升驾，众人抬眼望去，小皇帝的身边，依然站着冯保。那一刻，高拱浑身颤栗，他知道，自己输了。
　　冯保当众宣读了皇帝的诏书，厉声呵斥高拱“揽权擅政，威福自专”。高拱当场被褫夺一切官职，被勒令即日离京，遣返回籍。
　　《明史》记载，高拱“伏地不能起”，张居正“掖之出”。
　　随后，张居正与高仪联名，为高拱求情。
　　而精明的高拱迅速反应过来，他的落败，最终是败在这个搀扶着他，并假装为他求情的人手里。
　　张居正自始至终都对高拱的离去，表现出无限的惋惜和同情，但他在背后联手冯保搞垮高拱的阴谋，却未能逃过高拱的眼睛。只是他俩在世时，谁也没有点破这层纸。后来，抵达权力巅峰的张居正，曾顺道到高拱的老家看望过他，两人感慨时光，动情处还互相擦了眼泪。
　　然而，在政治家眼里，情绪的调动与展示，不过是手腕罢了。
　　张居正早已修炼成为一个典型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为了达到一个高尚的目的，不惜使用一切卑鄙的手段。
　　高拱去职后，张居正再度联合冯保，想通过制造一起雇凶谋刺皇帝的冤案，致其于死地。后来没成功，贫病中的高拱捡回一条命。
　　作为一名老政治家，高拱也是老狐狸。在失势的日子里，他深深懂得配合政治表演的必要性。而实际上，他至死未曾原谅张居正。
　　临终前，高拱留了一手，回忆自己参与的政事写成《病榻遗言》，其中对张居正的人品、阴谋多有指摘。这部回忆录在张居正死后，适时地出版了，成了万历皇帝决心清算张居正的导火索。
　　到1582年去世为止，张居正在万历朝的最初十年，迎来个人权力的巅峰。他担任内阁首辅的十年间，创造了明朝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而他这个首辅，也是明朝历史上权势最大的一任首辅。
　　说到这里，历史上的权臣，无论忠奸善恶，通通没有好下场。张居正的结局，在他死前，已经写好了。
　　万历皇帝朱翊钧
　　4尾声
　　张居正死后，已经成年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发动了针对张居正的总清算。
　　高拱此时已死去四五年，但他的回忆录，不早不晚，恰在此时出版了，成为皇帝下定决心剥夺张氏家族权势的一剂催化剂。
　　谁也不曾想到，高拱以这种形式，完成了他的复仇。
　　如同高拱当年被定下的罪名一样，张居正最大的罪名，归结起来也就一条：威权震主。
　　也只有这一条，才能戳到皇权的核心与痛处。
　　尽管张居正得意之时不忘小心谨慎，但他终未能在生前坚持去位、还政万历，以致酿成身后的恶果。权力的迷人处，也正是它的凶险处。
　　悲剧的是，正如黄仁宇所说，“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
　　张居正当国十年的家底，只够万历皇帝及其继任者糟蹋半个世纪。
　　到崇祯十三年（1640），明亡前四年，张居正家族获得全面平反。江河日下，国破家亡，崇祯皇帝无限感慨：“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
　　从徐阶到高拱，再到张居正，尽管权斗无情，但他们都有一条底线：做官是为了做事。而到了崇祯朝，17年间出现50位阁臣，皇帝多疑的本性未变，内阁辅国的性质却全变了：做官就是为了做官，仅此而已。
　　首辅周延儒的使命，就是在国乱如麻的时候，忽悠崇祯，我们又打胜仗了。
　　当内阁充斥着周延儒一样的人物时，整个明朝早已一败涂地，尽是输家。
　　雪崩时，没有哪片雪花是无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