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驴友指南：从士人到僧侣，古人如何游遍。。。

　　古人的旅行虽然没有今天旅行那么的交通便利，甚是是充满了艰辛，但在古代无论是无论是文人、侠士、僧侣、还是职业旅行家，他们都在用着自己的实际行动阐释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真谛。
　　一文人与侠士的旅行
　　古人最优的路线多是“入仕”做官，然而现实的残酷，名落孙山者多为常事。这时，一批普遍文化素养较高，且有经济实力的文人，便通过游历来彰显自己“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念。
　　士人出游，最早的记载可追溯至春秋。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有一篇就是《游侠列传》，记载着一群奔走天下，不计回报，只为寻找明君辅证的“游侠”。
　　在社会环境的趋势下，古代士人的旅游风气，由侠士们自觉发起，接着更多的如老子、庄子、孟子与孔子等诸家圣人，都有游学天下的经历。后来至战国末期苏秦、张仪等纵横百家游说四方的说客开始出现。
　　至魏晋南北朝时，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更是热衷于“且放白鹿青崖间”的隐逸神游。至唐时，这种游侠的精神也随着唐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发展开始产生了新的变化，稳定统一的政治局势为士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更多的便利。“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李白成为了诗仙大概也少不了他热爱旅行的功劳。至此到后来就有了《蜀道难》、《望庐山瀑布》等佳作的诞生。
　　到了宋代这种文人雅趣，因宋代经济的发达而变得富足。例如苏东坡虽是时代的佼佼者，但一生都是在贬官与外任的路上，仕途虽然坎坷但其一生却纵情于山水。任西湖通判时，曾将西湖称为“山色空蒙雨亦奇”，他出任密州知州时曾写“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句子。除了文采飞扬，他还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在黄州，一首著名的《猪肉颂》曰：“慢着火，少着水，柴头炉烟焰不起，火候足时它自美”的诗句。这就是东坡肉的由来
　　图描写的是钱塘江中游富春江的景色
　　从“仗剑”到“悠游”，古代文人的行旅之乐逐渐走上高峰，而宋代的传世名作《富春山居图》更是这个时代游士心声最好的体现。
　　二、僧人的旅行
　　《西游记》的故事，可谓中国文化史上最有名的一场“旅行”。虽然人所共知，真实的玄奘之旅与小说相差甚大。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僧侣之行形成了一种特色的旅行形式。
　　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原，在“传道”与“取经”两个方向的道路上，总能看见那些背起书卷行囊的僧人们。
　　在玄奘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正处于中华文明大交融的时代，而分裂与割据也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题。此时，佛教更为深化的传入，加之是道家玄学的兴盛，为饱受战乱之苦的人们带来了一些安慰。
　　鸠摩罗什、法显、真谛、竺法护等一大批僧人不远万里，来往于中原西域（狭义的西域多指今新疆）犍陀罗印度传递佛法，这批人也慢慢成为了中国较早的一批的僧侣游者。
　　这些僧侣游者中影响力最大的应属于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早年生活在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那时的龟兹盛行上座部佛教，即小乘佛教。在父母的影响下，鸠摩罗什从小就皈依佛门。7岁时，他就随父母在天竺各国学习佛法。至35岁时，鸠摩罗什一路跋山涉水，到达了后凉的都城姑臧，之后鸠摩罗什在姑臧待了近17年，在其中学习汉文，弘扬佛法，并成功翻译了《妙法莲华经》、《法华经》与《金刚经》等佛学经典，为西域的佛教向中原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最后他客死于长安。
　　鸠摩罗什像（笔者摄）
　　到了唐代，玄奘、义净和尚也分别从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天竺，学习佛法后返回国内传道。这一时期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的更加频繁。
　　历史上玄奘取经与《西游记》中的故事相差甚远，玄奘大部分路途都是穿越茫茫戈壁，他从今长安出发今天固原河西走廊罗布泊塔里木盆地帕米尔高原瓦罕走廊，最后抵达今印度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的那烂陀寺。玄奘除了将佛法传至印度外，还将中国的《道德经》传入印度。但印度至德里苏丹王朝统治时期，佛教已渐渐衰落，大多数的佛教经典多未保存，以致后来，印度史学家需要查阅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才能补全本国历史的缺憾。
　　玄奘西游照
　　稍晚的义净，从广州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痕迹，经今天的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缅甸最后至印度，除了带回了大量的佛经外，他的游记还详细记载了南海诸国僧人的生活、习俗等内容。
　　历史上这些“特殊”的行者，恐怕很难真正有雅兴游山玩水，尽享浪漫。但作为一个深明大义的群体，他们的远行多了几份行者的朴素。
　　三、古代的职业旅行家
　　说到职业旅行家，就不得不提徐霞客，徐霞客曾说：“张骞凿空，未睹昆仑；唐玄奘衔人主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布衣，孤筇双屦，穷河沙，上昆仑，历西域，题名绝国。”表达出了徐霞客对先人的崇敬，但和张骞等人相比，徐霞客的旅行更像是职业游者。
　　徐霞客22岁就开始云游四方，直至54岁离世，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旅行中渡过。
　　疲劳地跋涉一天，多露宿破庙或接头。但他却坚持着把所有的游记记录下来，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地理考察记录。例如，徐霞客通过对云贵川地区的详细考察，首次对岩溶地貌（即喀斯特地貌）的成因进行了详细记录，再如徐霞客纠正了人们误认为长江正源一直为岷江的说法。
　　徐霞客像（笔者摄）
　　就在同一时期，还有一位以游遍中国为志向的“背包客”王士性，他“无时不游，无地不游”。与徐霞客爱观察自然地理不同的是，王士性的记录多偏向于文化与经济地理，他曾写：“孙吴立国建康，六代繁华，虽古今无比，然建康一隅而止。赵宋至今仅六七百年，正当全盛之日，未知何日转而黔粤也。”他的记载敏锐的观察到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发展趋势。
　　王士性通过对浙江的行走，将浙江人民分为滨海之民、山地之民与湖泽之民。这样的划分具有典型的文化地理的风格。
　　文史君说
　　中国古代无论是文人与侠士、僧侣，还是像徐霞客那样的职业旅行家，每个人的旅行看似潇潇洒洒，但实则受困于山川险阻、疾病与粮食的忧虑。古人出行的客观阻力甚多。此外，农耕民族的特性让中国人更愿意固守乡土，探险与迁徙的主观意识也难以旺盛。
　　参考文献
　　1。徐霞客：《徐霞客游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
　　2。王士性；《广志绎》，中华书局，1998年。
　　3。阮怡；《论宋代行记中的官差旅行文化》，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