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六劫：你们光恨王道士，有什么用？

　　1。死劫
　　公元1006年，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在遥远的西域，一个名叫于阗〔tin〕的国家，被新兴的喀喇汗国给灭掉了。
　　说这件事不大，是因为被灭掉的于阗国，虽然在西域排得上号，但说到底还是一个小国。它的灭亡实在没法跟哪个古代王朝的灭亡相提并论。
　　说这件事不小，是因为于阗国信佛，而灭掉于阗国的喀喇汗国信伊斯兰。
　　想当年唐玄奘西天取经的时候，西域是万佛之国。而随着于阗在宗教战争中败北，西域在新霸主的统治下开始了伊斯兰化，原有的佛教则遭遇了毁灭性打击。
　　许多于阗的亡国者向东逃难，来到了与于阗毗邻、又有姻亲关系的归义军。他们带来伊斯兰教东进的消息，让归义军首府沙州的众多佛教僧众不寒而栗：这甚至比信佛的西夏人从东边攻过来还要可怕。
　　莫高窟第96窟：于阗国君李圣天
　　为了躲避这场可能到来的文化浩劫，沙州三界寺的僧众们决定，将珍贵的佛教典籍、经卷、绢画，连同许多于阗文化精品，一并封存。
　　封存的地点，选在了沙州以东的三危山。在这座沙漠与戈壁交界的荒山上，自十六国时期开始，万千佛教石窟便陆续被开凿出来。
　　三界寺的僧众选了其中一窟，在窟壁上又开凿了一个小洞，将数以万计的文化瑰宝放了进去，然后小心地修复窟壁，又画上壁画作掩饰。
　　所幸，喀喇汗国没有攻过来。这个新兴的伊斯兰政权在攻灭于阗之后没多久便陷入分裂，丧失了继续东进的实力。而东边信佛的西夏人，最终打了过来，取代了归义军成为这片土地的统治者。
　　归义军虽然不在了，但这片土地上的佛教文化到底是免除了灭顶之灾。
　　西夏统治时期，三危山上的石窟修建没有停止，新修的窟数量达100个之多。后来，人们称之为“莫高窟”。而随着战乱止息、丝绸之路恢复，沙州，这个在今天被称为“敦煌”的地方，得益于党项人的治理再一次车水马龙。
　　繁荣之下，有关那场文化浩劫的危机渐渐被人遗忘。那个藏了无数珍宝的小洞，竟也随着当事人的去世，成为历史的秘密，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中不为人知。
　　直到九百年后，一个道士让这一切重见天日。
　　2。生劫
　　这位道士姓王，真名叫什么，没有人知道。
　　1850年，王道士出生在湖北麻城。虽然年少时读过几年书，但随着咸丰年间的大旱，王道士的命运还是不可避免地走上了逃荒的求生之路。
　　后来，他辗转投到了肃州（酒泉）巡防军，当了兵。退伍后，他出了家，成了一名修仙的道士。大概在五十岁左右的时候，王道士来到了敦煌，搬进了莫高窟。
　　一个道士，是如何住进佛窟，成为佛窟的代管人的？这其中的原因，如王道士的真名一样无人知晓。但不管怎么说，“道士住佛窟”无论如何都是说不通的。
　　王道士心里也很明白这一点。于是安定下来不久后，他便着手开始改造佛窟，希望它至少在内容上，像一座道观。
　　就这样，王道士辛苦化缘，然后将化来的钱财奉献给自己的信仰。
　　他请人像先人那样，把洞窟的壁画涂抹，只不过不再画上佛教题材的壁画；他把窟里的佛像请走，换上道教的灵官；他把一些窟里的隔墙打通，以便往来。
　　作为一个生活在19世纪再普通不过的中国人，王道士的脑壳里当然不会有“文物”“文物保护”这样的概念。他只遵循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喜好，对眼前的环境进行改造，使之“合乎情理”。
　　一个道士主宰了佛窟的命运
　　在王道士和他的雇工的辛苦努力下，佛窟一天一天朝着道观的样子转变。忽然一日，在清理完一个洞窟前多年堆积的沙子之后，一个杨姓伙计发现这个窟甬道北壁的壁画后可能有洞。
　　当晚，王道士与杨伙计一起击破墙壁，发现内有一门，高不足容一人，泥块封塞。打破泥块后，发现是一个小洞，约丈余大，有白布包等无数，充塞其中，摆放得极为整齐。每一个白布包裹着经书十卷
　　昏暗的灯火下，王道士一脸茫然。
　　这一天，是1900年6月22日。而在前一天，远在北京的慈禧老佛爷，下诏对“彼等”列强“宣战”。
　　九百年前，三界寺的僧众们所藏的珍宝的藏经洞，就在这样的时机，被一个道士和一个伙计发现了。
　　3。乱劫
　　王道士到底是读过一点书的人。面对这海量的经卷，他粗略地翻看了一下，便觉得这些东西不一般。
　　那一夜，不知道王道士有没有失眠。他俨然将这些宝贝视作自己的“私产”：
　　有了这些宝贝，用它们去打点一下达官显贵，整修道观的功德钱不就容易到手了吗？
　　王道士马上开始行动起来。他粗略翻看经卷，将其中“写得不错”的几卷拿出来，送给附近的官绅和过往的士大夫。
　　后来，王道士干脆搞了一大箱经卷，亲自送到酒泉给道台廷栋看。廷栋随手翻了下，竟觉得里面的书法写得不如自己好，不把经卷当回事。
　　王道士大失所望。
　　1902年，王道士的湖北老乡汪宗翰出任敦煌县长。王道士一见老乡来了，便特意挑了一些上佳的经卷、绢画送去。
　　次年，著名的金石学家叶昌炽就任甘肃学台。陆续有一些官员便把王道士送给自己的经卷、绢画等，转送给叶昌炽“打点关系”。汪宗翰便送了《水月观音像》《大般涅槃经》。
　　叶昌炽（18491917），中国人离保护敦煌经卷最近的一次
　　叶昌炽是行家，当即判定这些敦煌经卷的学术价值。汪宗翰主张将藏经洞内的珍宝运到省城兰州妥善保管，但因为种种原因，直到1904年，上面才回话说“原地封存”，仍交王道士保管。
　　稀世珍宝的命运，就这样被确信无疑地交到了王道士的手上。
　　王道士当然没有对这些珍宝“原地封存”。
　　他继续拿这些经卷送人，换取功德钱，换取改修道观的支持。
　　在1907年之前，不知有多少敦煌经卷，作为王道士的礼品，被送给来往客商和达官显贵。而官府对此，竟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完全没有关心，更不会有实地的考察和保护。
　　直到有一天，“洋人”来了。
　　4。盗劫
　　1907年3月，一个英国探险家带着他的小队，在一个名叫蒋孝琬的中国向导带领下，来到了敦煌。在路上，他已经听闻敦煌这里出了经卷。此次赶来就是为了一探究竟。
　　然而很不巧，他来的时候，这些经卷的“主人”王道士，外出化缘了。
　　不过他并不着急，在敦煌停留了两个月，安心地等王道士化缘归来。
　　他的名字，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
　　斯坦因（18621943），犹太人，原籍匈牙利
　　5月，王道士终于回来了。出于对“洋人”的忌惮，王道士怀疑斯坦因一行不怀好意：
　　“是不是要来抢我的经卷？”
　　但在中国向导蒋孝琬的说明下，王道士卸下了心里的包袱，从开始的防备、抵触，到渐渐接受。他拿了几卷经书给斯坦因看，就像往常送给达官显贵换取功德钱那样。
　　斯坦因看后，惊呆了。
　　他不会讲汉语，而被他称为“师爷”的中国向导蒋孝琬，只会讲家乡湖南方言，也不会讲英语。所幸俩人都懂一点维语。于是斯坦因便用维语向蒋师爷说明原委，蒋师爷听明白后，再用湖南方言跟王道士周旋。
　　在蒋师爷的口中，斯坦因成为像唐玄奘一样的取经者，不远万里来到敦煌，就为了一睹“真经”真容。这让王道士听了大为感慨。
　　蒋师爷还说，愿意付出一笔钱，来作为取经的费用。这正中王道士下怀。
　　于是在蒋师爷的鼎力相助下，东方道士与西方玄奘一来二往，很快就谈妥了：
　　斯坦因以四块马蹄银，合200两银子的价格，交换了1050个装汉文经卷的包裹，每一个包裹平均有12本经卷。此外，还有80个装藏文经卷的包裹，以及梵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等用各种文字作成的绢画、丝织品、文书等：
　　数不胜数！
　　王道士对这笔交易很满意，毕竟能一下子入手200两银子，这种“好运”不是什么时候都能交到的。
　　斯坦因对这笔交易也很满意，虽然身上的钱财几乎散尽，但在这位探险家、考古学家、东方学者眼里，他以200两银子换来的东西，在未来任何一个时期都将是无价之宝。
　　对蒋师爷的大力协助，斯坦因非常感激。作为对他的感谢，斯坦因以两块金表相赠。
　　“蒋师爷”蒋孝琬，斯坦因摄
　　蒋师爷对促成这笔交易也感到十分骄傲。临终前，蒋孝琬对儿子口述遗嘱，他说道：
　　“我受雇于大英国政府凡17年，虽不敢说有功，但也算兢兢业业，克尽职守”
　　他要求自己的儿子，务必将自己的死讯转告斯坦因，以求“大英国政府予以怜悯，拨出补助金”，以此还清债务并还葬乡里。
　　他还叮嘱自己的儿子要好好保管那两块金表：
　　“那是纪念物，纪念的是我做出的有价值的贡献。”
　　5。殇劫
　　与斯坦因一样，对中国西部这片古老土地充满好奇的各国探险家，接踵而至。
　　紧随斯坦因脚步的是法国人伯希和。
　　伯希和（18781945），在藏经洞
　　与斯坦因不同，伯希和不仅通晓汉语，而且对汉学也有深入的研究。在20世纪早期的国际汉学界，说伯希和是领军人物一点都不过分。
　　然而即使是学术上的领军人物，却也难逃利益的诱惑。面对这敦煌经卷无价之宝，伯希和跟斯坦因一样，通过哄骗王道士，赚得体满钵满。
　　借着会说汉语的优势，伯希和几乎没遇到王道士什么抵抗就轻松地获准进入藏经洞王道士的私人领地进行经卷的阅读和选取。
　　凭借着高深的学术功底，伯希和虽然来得晚，但所选经卷的价值件件不输斯坦因。
　　为这些经卷，伯希和出了500两银子。王道士脸上乐开了花。
　　1909年，已将大部分所购敦煌经卷运回国的伯希和，前往北京购书，不想京城一片“敦煌得宝之风声藉藉传播”。通过伯希和随身携带的《沙州图经》残卷，中国“懂行的人”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敦煌出了这么多宝贝！
　　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端方“闻之扼腕”，当即向伯希和表示愿意购回一部分。伯希和拒绝。端方只得恳请伯希和“他日以精印本寄与”，并说：
　　“此中国考据学上一生死问题也！”
　　在端方，以及学者罗振玉等人的呼吁下，清政府开始抢救残余的敦煌经卷。
　　1910年，清政府下令，出钱将所余敦煌经卷悉数购买，运到北京收藏。学部特批资金6000两。
　　按照这样的设想，王道士铁定要发财了，剩余的敦煌经卷也可以得到妥善的保存。然而这终究只能是个设想：
　　6000两银子到了敦煌，大部分被拿去修孔庙和城墙，到王道士手上的，居然只有区区300两“香火费”。
　　王道士感到被羞辱。
　　王道士（18501931）
　　心有不甘的王道士，把相当一部分“书法严整”的经卷偷偷藏了起来，余下那些他不喜欢的，则上交给清政府。
　　而在经卷运送到北京的途中，沿途官员竟然层层抽水，几乎每到一处都要少一部分，到北京的时候零零散散，残破不堪。
　　多年之后，当中国学者看到伯希和整理的敦煌经卷时，也不得不惭愧感叹：留存文物遭劫更甚，反不如法国保管之善。
　　陈垣编写《敦煌劫余录》，陈寅恪作序，慨然道：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对此，王道士心里自然无感。他只对经卷上的书法有感觉。而那些被他留下的经卷，后来又陆续卖给了俄国人、日本人。
　　就这样，在后来的商业流转中，敦煌经卷散佚到多个文化大国的博物馆。偏偏中国自留的那些，是最令人可怜的一部分。
　　6。人劫
　　1935年，时年36岁的中国学者向达，远赴英国影印及研究英伦博物馆所藏敦煌写经。这部分敦煌经卷，正是当年斯坦因从王道士处购买，存放在大英博物馆的珍品。
　　然而向达此行非常不顺利。
　　英国的汉学研究在当时十分落后：虽然斯坦因千里迢迢把敦煌经卷搞回去，但在英国国内竟无人能对此展开深入研究，包括斯坦因本人，也无法因之做出什么像样的学术成果。
　　但如今面对中国学者的到来，拿不出什么学术成果的英国人，只能拿出他们的傲慢：
　　包括之前到英国的浦江清、张荫麟等中国学者，都如向达一样，在英国人的阻挠下无法自由地对经卷展开研究。
　　不得已，大家只能把经卷抄下来，再带回国内。
　　向达先生（19001966）
　　1938年，向达带着抄录的几百万字的敦煌资料，回到中国。
　　在战火滔天中，“敦煌学”回来了。
　　1931年，王道士去世，他的弟子在莫高窟外给他立了一座道士塔。时至今日，前往莫高窟参观的游客，还可以看到这座塔。
　　回想这敦煌经卷的命运，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盗购是野蛮的，然而王道士的愚昧，又何尝不是一种野蛮？
　　廷栋、汪宗翰、叶昌炽等人的漠视、不作为，又何尝不是一种愚昧？
　　敦煌经卷，躲过了中世纪宗教战争的侵袭，躲过了时光的侵蚀，却在近现代曙光来临的20世纪初遭此劫难。
　　谁该为这野蛮埋单？谁又该为那愚昧埋单？
　　1966年，风暴之中，向达死了。而劫后余生的莫高窟和那些残留的敦煌经卷，竟被保护了下来，没有遭到破坏。
　　一同保护下来的，还有那座屹立在莫高窟外道士塔，空对风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