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张仪等人一番谈话便位极人臣，灯塔效应。。。

　　秦国丞相李斯在著名的《谏逐客书》：“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众，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在诸侯争雄的战国时代，虽然关东六国纷纷称秦国为“虎狼之国”，对其抹黑宣传更是不惜余力。但这些国家的优秀人才依然不愿留在本国效力，不惜千里迢迢地西行入秦正如《谏逐客书》中列举的商鞅、张仪、范雎等人，个个都有经天纬地之才，但这些人才没有一个是秦国原产的，都是从关东六国尤其是魏国出走的。
　　秦以外的其他国家守旧和宗族势力很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东方诸国虽然自诩文明国家，但同时也继承了周代传下来的浓厚宗法观念，使得非王族宗室或贵族出身的人基本没有上升空间。就算偶有一两个意图改革的君主，任用一些名士，也往往是阻力重重、中途夭折。如：齐宣王时期曾经在国都临淄建立“稷下学宫”，积累了76名才俊，统统赐列第和上大夫的官位，但也仅仅是装个门面，在国政军事方面没有任何实际权力。
　　南方的楚国，其祖先在周王室大会诸侯时虽然只配看守火堆，但国内的宗族守旧力量非常强大，其传统官职任用做法也是“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也”。因此，屈原那样的忠臣最终被昭睢等守旧老臣排斥打压，最终身投汨罗江；李斯那样可以辅佐秦王嬴政扫平六国、统一天下的人物，却只能在楚国当一个看守仓库的小吏。
　　秦国没有传统包袱，还能够落实封地政策
　　这么相比较之下，秦国可谓没什么文明可以继承，周平王东迁建立东周之前，秦部族尚未建国，长期在泾渭河谷地区与骁勇的戎狄部族浴血拼杀，因此也没有过多的传统包袱，全族上下宗法观念薄弱，反而给外面来的精英提供了足够的上升空间，让他们愿意作为客卿到秦国一试身手。如商鞅刚到秦国就能主持变法大计，除了初期遭到阻力外，其余时间几乎一帆风顺，使得改革措施推行到方方面面。
　　此外，嬴氏作为秦国的王族，一直都有“大出天下”的勃勃雄心，并在四方征伐过程中身先士卒、冲杀在前，既避免像晋国那样导致大权旁落，也使得王族手中掌握了大量可供分配的土地。在战国时期，秦国是唯一能将封地制度有计划落实的国家，如商鞅在秦国获封商地十五邑，号商君；张仪在秦国分得五座城邑，获得称号武信君；而范睢也获得了封地应城，因此被封为“应侯”。后来从赵国入秦的吕不韦更是成功，得到了河南十万户，被封文信侯。
　　相比而言，东方诸国就显得十分小气了，如最有权势的苏秦，虽然挂六国相印，受封许多财物车马，出行时威风凛凛，但最实惠的封地反而一直都没有受封赏，只有赵肃侯给了他一个可怜巴巴的武安君虚衔，在合纵破裂后，只能在齐、燕等国之间辗转，一直没有安稳的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