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大权在握，边疆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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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西南土司倾慕华夏文化，好儒知礼义，甚至兴办学校的记录。但与此同时，西南地区的同化却又是一个反复而艰难的过程。
　　NO。197
　　方唐镜文
　　边疆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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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一条人文主义狗画捕风者图地缘谷
　　土司制度是中国西南地区历史研究中无法跳过的一个话题，在2018年古装轻喜剧《夜天子》播出时也一度成为网络上的热点。
　　《夜天子》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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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说一般认为土司制度是从元代开始的，然而著名的播州杨氏的割据，从唐僖宗年间就开始了，显然远早于元代，这又是什么缘故呢？一切都要从土司的来龙去脉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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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羁縻到土司
　　我们所说的土司，一般是狭义的，指“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的土官，这种制度是元代确立，明朝完善的。但广义上，少数民族头目建立的被中央政府承认的割据机构，都可被称作土司。
　　也就是说，秦代之后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羁縻制度，和后来的土司制是一脉相承的。
　　羁縻制度指，朝廷根据少数民族势力大小，赐其首领为王、侯、邑长或将军、都督与刺史等封号，受封者之世袭受朝廷认可。如隋唐时期曾经出过著名的冼夫人和冯盎的岭南冯氏家族，就是著名的羁縻领袖家族，而黄易先生名作《大唐双龙传》中的岭南宋阀，正是以冯氏家族为原型。
　　岭南冯氏家族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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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羁縻制度存在一些问题。它在南方和北方执行时没有多少差异，也即同时实行于北方边境上的游牧、渔猎部族。另外羁縻制度对于边疆和邻邦实行时也缺乏差异，不利于边界的确定。
　　西南边陲，云贵高原少数民族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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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元代开始，土司制度勃兴起来。滇黔桂等西南边疆地区的部族首领们被任命为土官，经朝廷批准可世袭，可招募当地壮丁为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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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石柱土司秦良玉就是大明优秀土司的代表，
　　在当时是明军步兵中数一数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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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指出的是，其实宋朝在治理广西少数民族时，就已经有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制度，土司制度在宋朝就初步形成了。但宋朝能够控制的西南地区面积有限，元朝征服云南之后，土司制度才被元初的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推广到云南行省，把原统治全省的军事单位总管府、万户府、千户所改立为相应的路、州、县行政区域，主要由土官管理。很快，云南的经验又推广到湖广等地。
　　兰州鲁土司衙门旧址（元代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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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夷制夷
　　土司制度的建立，主要目的是为了“以夷制夷”，降低西南边疆的管理成本。这当然不是说羁縻治策时代便无法有效地利用部落互相牵制，并使其为国效力。唐朝初年，岭南冯氏首领冯盎屡次为唐王朝平定岭南叛乱就是很好的例子；另外，武德年间曾反唐的岭南蛮族首领，南州刺史庞孝泰后来也尽忠唐廷，高宗年间随苏定方平定百济，又参与对高句丽的蛇水之战，与13个儿子一同捐躯沙场。
　　蛇水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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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从元代普遍贯彻的土司制度，则是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管理制度的进一步体系化，完善化。元明清诸朝以南方蛮夷首领为国家官吏，并承诺世守其土、世辖其民，遂使土官土司长久获得占有资源和拥有权势的合法性。同时官府掌握收回其资源和权势的权力，迫使土官土司为之奔走效忠。
　　以土军代替官军镇守边疆，大幅度减少了国库的支出。清代廉州知府周硕勋曾说过：使用狼兵、瑶兵并不动用丝毫公帑，将其现有之田经理之，无事则耕，有事则调，“在公家无养兵之费，而地方有捍御之功”。
　　广西的狼兵，是一支有效的反骑兵、反步兵的山地劲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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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边疆政区的“内”、“外”分野
　　元朝在云南行省、湖广行省大量任命土官，却并无在安南、缅国和占城设置土官的记载。这似乎意味着土司制度使得国家边界明确化，邻邦和土邦被清晰地划分出来。
　　但到了明朝，缅甸阿瓦王朝又被设置为缅中宣慰司，后改为缅甸宣慰司，老挝澜沧王国也被设立为老挝宣慰司，泰国北部的兰纳王国则设置为八百宣慰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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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西南六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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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当代的角度来看，缅甸、老挝、兰纳只是明朝的邻邦，却被设为土司，这是不是地图开疆呢？非也，非也，这正体现出明代西南边疆政区的内外分野性质，以及明代对于西南方向的扩张欲望。
　　当时云南的西南边疆“内”“外”分野很明显，显示着明朝对西南边疆管理与控制的差异。外边政区介于安南、朝鲜这样的外邦与帝国实土之间，所谓“内置府，外设宣慰等司为藩蔽”。帝国对外边政区予以宽松的干预管理，通过调节使其发挥屏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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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南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明王朝在元朝基础上进一步去羁縻化，但“复虑夷情反侧，有司迁转不常，莫能得其要领”，“仍以土官世守之”，形成土官“与流官杂处”的土流并治态势。与之相对应的是明朝向西南的大规模移民，使得府、州、县政区不断向外扩展。
　　而外边政区则维持其羁縻统治，实质上有汉唐以来外邦和土司模糊难辨的性质。但这种模糊难辨，也意味着可以互相转化的。明王朝的外边政区设置，包含着逐步将缅甸、老挝等国转化为帝国实土的野心。
　　明朝田汝成的《炎徼纪闻》公然宣称：太伯端委以治吴，犹不革裸发文身之习。秦汉开百粤，而武帝以闽夷叛乱，徙其民於江淮间空其地，其时固荐奔狐兔之墟也，乃今声华文物与中州等矣焉知百世之后，涢僰之地不有声华文物如闽广之交者乎？又焉知八百车里、缅甸诸夷不有列郡县置官吏之日乎？
　　《炎徼纪闻》，一本以反映广西民族为主要
　　内容的南方民族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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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然，缅甸、老挝、兰纳最终未曾被中国所消化。但车里宣慰司，即当代的西双版纳，实质上也曾是的景陇金殿国，却终于转化为中国实土。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明王朝的西南经营战略是富有成效的，而就外边政区而言，外邦与土司也并非那样泾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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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景陇金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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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司的归化与蛮化
　　我们查阅有关西南土司的记载，常见西南土司倾慕华夏文化，好儒知礼义，甚至兴办学校的记录。但与此同时，西南地区的同化却又是一个反复而艰难的过程。
　　这是因为，西南土司家族一方面要做出归化的表象，来与中央王朝的统治阶层进行交流，寻求认可，维护甚至扩张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又需要维持蛮化的特质，尤其是领地中下层人民与中原的文化差异，避免因为同化而导致领地被中央王朝削除吞并。
　　典型如同云南丽江的纳西族木氏土司，一方面引进绘画艺人、广交中原名士。但另一方面，又对辖区的人民采取高压专制统治，为了保持统治集团姓氏的高贵，推行“官姓木，民姓禾”的制度，将百姓全部改姓为“禾”，并严厉垄断文化，不让中下层百姓有学习汉文化的机会。
　　土司对中央王朝，既有依赖其施展威权的一面，也有猜忌、对抗的一面。许多土司家族实际上祖先都是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其中典型就是著名的播州杨氏，但他们也都采取了文化封锁的治理政策，严防辖区人民被汉地文化同化，这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利益的需要。
　　比明朝亲王还大的海龙囤府邸，
　　恰恰说明了播州杨氏的地方权力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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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治理方面，土司也显示出显著的两面性。一方面土司家族害怕遭到朝廷的讨伐和废除，一般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往往注重通商及引进先进技术，开垦农田矿山，发展经济以增强实力，同时也推动了其地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土司的统治又体现出高压、专制的特质，对于人民流动及学习中原文化实施严格管控，来维护其统治，土司家族大多生活奢侈，予取予求，对下层的剥削往往较为残酷。
　　明代土司的监狱，在清朝继续沿用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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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土归流和土司制度的终结
　　正因为土司制度的两面性，因此任用土司来维护西南边疆，并借机进一步拓展，终究是权宜之计。中央王朝当然是以逐步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废除土司设置流官为目的。
　　一般将改土归流的功绩归于清王朝，但事实上明朝的改土归流规模还要大于清朝。只是明朝的土司往往实力强大，势力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因此削除这些土司往往伴随着长久而惨烈的战争。其典型就如明英宗时代麓川之役，成化至正德时代的大藤峡之役，万历时代的播州之役，天启崇祯时代的奢安之役等，随着这些惨烈的战争，以十万甚至百万计的户口成为帝国的编户齐民。
　　麓川之役，慌忙败逃的麓川王国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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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明朝的惨淡经营，当清王朝接手西南局势时，连州跨省的大土司已经几乎没有了，剩下的小型土司缺乏抵御中央政权的实力。因此从清雍正时代开始的全面改土归流，虽然也有战争，但大部分时候是较和平地进行。
　　但清王朝也没有彻底废除土司制度。由于投送力、管理能力的局限，清王朝中央认为“江（按：澜沧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云南南部的中小土司得以保留。而在川西藏区，许多藏族土司也并未被清王朝削除。
　　藏族土司雄伟的的碉堡兼住宅，
　　其实也一并表明了在此清朝孱弱的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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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民国及共和国前期，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活动，土司制度终于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改土归流减少了叛乱因素，加强了政府对边疆的统治，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民国时期的改土归流，
　　由较富生产经验的汉民垦殖团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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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
　　土司制度体现出中国古代封建统治的集权为主，领主封建辅之的特点，展现了对于边疆地区管理的灵活性。
　　帝国要对边疆地区强化控制力，乃至扩展边界，绝不是一蹴而就而过程。而土司制度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过渡，就发挥出其积极作用。但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土司制度渐渐成为维护国家集权统一、发展经济文化的阻碍时，中央政权就逐步废除土司，最终土司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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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论羁縻治策向土官土司制度的演变。方铁
　　论明朝西南边疆的军管羁縻政区。陆韧彭洪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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