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手腕高超终结法国“红五月”运动

　　2005年3月20日，武汉叱咤风云的伟人戴高乐生平展”，吸引了2000多人参观。
　　“红五月”的狂欢，渐渐地化为记忆了。然而，红五月的余音并没有终结。在此后的40年，它的影响无处不在。那些身体的动作、标语的狂欢、思想的盛宴与青年的呐喊，渐渐汇流而成今天的世界。1968年是旧世界的葬礼，新世界的胎动日。
　　1968年5月29日，午后两点钟，在法国爱丽舍宫，被称为“冷血动物”、谦恭而冷漠的总统府秘书长贝尔纳特里科显得异常烦躁。他脸色苍白、精神萎顿；十几分钟后，他到底走进了蓬皮杜总理的办公室。他近乎癫狂地叫喊：“戴高乐失踪了！他没有去科隆贝。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
　　蓬皮杜也惊慌起来：“难道他流亡到了国外？”
　　这一天，戴高乐的众多亲信，福卡尔、沙邦戴尔马、罗歇弗雷以及国防部长梅斯梅尔，都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从5月13日开始，“别了，戴高乐”！“戴高乐去养老院”！这样的声音充斥了巴黎街头。十几天来，这个78岁的老人，这个被誉为拿破仑之后“最伟国人”的杰出政治家，这个领导了“自由法国”运动，缔造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不间断地引领法国走向独立、繁荣和复兴的伟大人物，陷入了深刻的迷茫、无比的悲伤和极度的心力交瘁。他的人民背叛了他；仅仅因为他对动乱“改革可以、乱来不行”的态度，仅仅因为他指责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等学生领袖“是在床上大小便”，千万法国人就一笔抹煞了他的不世功勋，而在塞纳河边高喊“把戴高乐送进档案馆”
　　他产生了强烈的引退冲动。5月25日，他告诉新任美国大使萨金特施赖弗，“大使先生，未来已不取决于我，而取决于上帝”；5月28日这一天，形势更加严峻：已被剥夺了居留权的德国青年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又潜回巴黎；在一个大型集会上，他摘下墨镜、脱掉假发，随即被森林般的手臂、“直冲云霄的欢呼声”淹没了。他热泪盈眶地发表演讲：“边境线，我才不在乎呢！我们要以暴力回答暴力，让戴高乐滚蛋！”
　　那天晚上，许多戴高乐分子失眠了。洛朗若弗兰描述说，“他们考虑的是，他们能活到第二天也就是掌权的最后一天吗？”而一觉醒来后，“戴高乐失踪”的消息，让爱丽舍宫和众多官邸一片混乱。
　　“最神秘的一天”
　　戴高乐失踪的这一天，后来被称为“法国历史上最神秘的一天”。那么，戴高乐究竟去哪里了呢？
　　戴高乐的确离开了法国。清晨七时，他召见自己的办公室主任格德拉舍瓦莱里；他告诉这位心腹，“我精疲力竭我去科隆贝休息一天”。近八时，他又告诉陆军参谋长拉隆德将军，他要去南锡视察部队。随即，九时许，他让特里科通知蓬皮杜，内阁会议将推迟到次日召开；而当他的女婿布瓦西厄将军步入爱丽舍宫时，两架云雀直升机已经加满了油，飞行员得到的通知，却是总统可能前往距离他家乡科隆贝50公里的圣迪济耶。
　　中午时分，飞机向东飞去，目标果然是圣迪济耶。然而，在这个小城短暂逗留后，将军突然命令，飞机再次起飞，前往德国温泉胜地巴登巴登。他要去看望他的心腹旧部、法国驻西德部队司令官雅克马絮五星上将。
　　午后两点三刻，马絮夫人接到一个电话，“我是海军中校弗洛伊克。五分钟后，我将与总统及戴高乐夫人一起到达。请设置跑道信标”。在突兀、惊讶和激动中，马絮夫妇慌忙让佣人们收拾官邸，并很快换上了军装和礼服。几分钟后，他们果然看到了那个传奇般的身影，马絮曾宣誓效忠的伟大人物。
　　戴高乐显得疲惫、脆弱、心事重重。几乎刚刚坐下来，他就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抱怨、哀叹和絮絮叨叨。他说，一切都完了，“在捣乱分子的煽动下，国家陷入了瘫痪”；他说，暴徒们随时可能冲进爱丽舍宫，杀死他们全家，“我们只能来您这儿寻找避难所”；他并且表示，他将召见法国驻德大使，以便让波恩着手他的“庇护”和流亡事务
　　马絮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暗暗庆幸。”后来，马絮告诉洛朗若弗兰：“由于事情来得太突然，并没有德国记者在场”。随即，他不顾礼节，打断了自言自语的戴高乐：“您不能离开，将军。为了您和您的国家，您必须振作起来。您的前线在巴黎、在法国。为我们所热爱的伟大的战斗者戴高乐将军，他应该在前线战斗到底。”
　　随即，这个爱开玩笑的粗鲁人、热衷戎马生涯的“老傻瓜”仿佛下定了决心。他告诉戴高乐，“您并不缺少为您效忠的人军队将和您站在一起”！
　　换言之，独立于政治、作为国防力量的军队，打算像警察那样介入国内动乱了。倘若“红色达尼”们还不老实的话，军队将不费吹灰之力地镇压他们。然而，对这个历史性表态，戴高乐似乎毫无知觉。他坚持召见法国驻德使节。无可奈何之下，马絮只好出去打电话；在回到办公室之前，他告诉两名副官，“我无法说服他。他像骡子一样固执。”
　　戏剧性的一幕就这样发生了：又走进办公室时，戴高乐突然站起身来。他告诉马絮：“谢谢你，老伙计。我将回巴黎去。我将与法国同在。”
　　1968年7月5日，卡斯特罗愤怒地翻出玻利维亚军人OvandoCandia上将和部下喝酒庆祝切？格瓦拉被杀身亡的照片。
　　五月潮退
　　后来，马絮视此举为自己生平大手笔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拯救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而颇为失落、略显幽怨的乔治蓬皮杜也这么看。他后来写道：“我希望此行泯灭在历史长河之中。但的的确确，将军曾打算流亡德国；他在巴登巴登曾召见法国驻德大使，并指示他将此事通知德国政府。多亏了马絮将军胆略过人，并敢直言不讳。他向将军谈到了过去的历史，表达了军队的忠诚。他终于动摇了将军的引退决心。”
　　蓬皮杜并且谈到，戴高乐后来告诉他，“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虚弱。我居然要逃离战场。我将视此为奇耻大辱”。
　　然而，在更多的历史学家看来，此举不过是戴高乐以退为进、迫使军方表态的政治手腕之一。他的这个手腕如此娴熟，如此炉火纯青，不仅使用于战场，更曾频频应用于心术的角斗场政治舞台。
　　在二十多天的处处被动、“向一生中最严重的失败飞奔而去”之后，戴高乐渐渐看清了局势。群众运动已处在强弩之末，对于5月24日的火烧交易所、抢劫商店、砸玻璃窗和火烧警察局，大多数法国人已经心生反感。他们渐渐认为，“红色达尼”等人已经不再是更公正、更自由的象征了，他们是一群得寸进尺、无法无天的青年叛逆者。他们的种种行径，无非出于青春期的极度骚动，而不是国家与社会对他们有多不公平。
　　更何况，在停水断电、交通瘫痪、邮政破产、商店歇业十几天后，人们开始抱怨、发牢骚、喃喃咒骂。人们开始希望回到原本正常、平静的生活中去。群众运动就是这么一回事：这种周期性的爆发，不过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在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中，人们积压着鸡毛蒜皮、芝麻西瓜，并暗暗萌生着对新奇事物的渴望，对政府来一次“清算”的念头。当这种情绪积压到一定程度，偶然性的小事件都能演变为全社会的集体狂欢；而随着骚乱的行进，人们渐渐精疲力竭，群众运动也就走到了它的尾声。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看到了这一点，为此他号召“从革命走向革命”；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在“不断革命”失败、红卫兵狂潮渐退之后，他只能寄望文革“十年八年再来一次”。戴高乐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决心借势出手、迅速收拾残局。
　　然而，他伤透了心。在“红五月”风暴的二十多天里，他陷入了深刻的痛苦、无尽的反思以及洛朗若弗兰所说的“悲凉苦涩、精疲力竭与重度抑郁”之中。如果说，巴黎街头的“别了，戴高乐”、“十年了，受够了”还能让他理解的话，那么，在历史的深处，在巴黎的一处处官邸里，那些迫不及待的欲望，那些笑里藏刀的伎俩，那些落井下石的炎凉世态，则让他以一种近乎哲人的视角，重新回味自己的一生。
　　5月13日，几位部长好不容易说服了他，使他接受了折中的、而非一味强硬的方案。他试图在疏导社会与维护政府威严之间寻求平衡。然而，短短几分钟之后，刚刚结束了柬埔寨之行的蓬皮杜，迫不及待地在奥尔利机场发表讲话。他抛出了无条件答应学生们所有要求的方案。对此，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认为，国家为此遭受了四重屈辱：对始终克制的警察；对还算开明的政府；对秉持司法精神的法庭；对始终强调国家威仪的戴高乐总统。
　　对此，戴高乐意味深长地告诉蓬皮杜：“如果你赢了，更好。法国将和你一起赢。如果你输了，那么你活该。”
　　蓬皮杜输了。当天晚上，至少三十万学生、市民走上街头；“别了，戴高乐”的呼喊，就是从那个夜晚开始的。那么，蓬皮杜为什么这么做呢？为什么在公开表态之前，甚至没有给他打一个电话呢？戴高乐对此也一清二楚。
　　蓬皮杜已经当了六年总理了。他坐不住了。他开始盼望这个78岁的老人或者引退，或者垮台。他已经准备好治理国家的蓝图了；他甚至扶植出了自己的派系，其中包括年轻的国务秘书、后来的法国总统希拉克。甚至，他还多少盼望戴高乐大出其丑、声名扫地？这么一来，他就不会笼罩在这个老人的赫赫声望、几乎与法兰西一样动人的名字之下。
　　那么，蓬皮杜有没有想到呢？这么做，受伤的是整个法国。不是吗？密特朗的左派联盟趁机要夺权；而在“红色达尼”的大喊大叫之中，一向含蓄的前议长孟戴斯弗兰斯也蠢蠢欲动。法国分裂成了四大政治派别。而倘若不是这样，学潮或许不会演进为骚乱，法国或许不会瘫痪
　　他洞察一切，如同月光俯览大地。他等来了5月24日的动乱之夜，等来了人心的复归。但他还需要一个手笔，不仅是让军队表示效忠、为他的最后决战增添一个决定性砝码，并安慰自己破碎的心；他还需要以自己的失踪，让发泄过脾气、处在一片迷茫之中、恍若无头苍蝇的法国人民，想起他的种种好处，知道法国不能没有他
　　这就是戴高乐最被众说纷纭的手笔。这就是法国历史上“最神秘的一天”。
　　戴高乐夫妇
　　旧世界的瓦解
　　5月30日下午四点半，想起戴高乐种种好处、不再是无头苍蝇的六千万法国人，静静地坐在收音机边上，聆听自己曾经背叛的父亲讲话。在这个短短的、仅有四分半钟、但字字千钧的演讲里，戴高乐宣称，“我是不会引退的”。
　　戴高乐宣称，他不准备更换总理，因为他稳健的作风、出色的才干，“值得所有人尊敬”；但他将解散国民议会，让法国人民以全民投票的方式，决定自己的未来。
　　他宣称，有一个邪恶的组织、试图建立集权统治的政党，正以恫吓、毒化宣传和暴力行动，试图搞垮法兰西共和国。但，“共和国决不屈服”！戴高乐说，如果他们继续捣乱，他就不再客气了，“我将依照宪法采取其它做法”。他没有明说将怎么做，但六千万法国人无不心知肚明：军队将开进巴黎；捣乱分子将被逮捕、监禁而后审判。
　　他以“共和国万岁”、“法兰西万岁”的口号，结束了他的演讲。他的语音刚刚落下，欢呼声和《马赛曲》响彻了波旁宫。人们身体颤抖，呐喊、哭泣、拥抱、冲上街头“戴高乐不孤立”！“我有七个孩子，反对无政府主义”！“前进，戴高乐！戴高乐，前进！”几千万法国人这样呼喊着。
　　在这样的声音中，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知道，属于他的五月过去了，“节日过完了”。
　　“科恩本迪滚回柏林去！”这是当夜巴黎盛大中的口号之一。6月11日，包括“3月22日运动”在内，11个在红五月中大出风头的左派团体被取缔，科恩本迪也被驱逐出境；6月12日，警察闯进巴黎大学，将占领者通通赶了出去；这样的老戏四天后又在被占领的奥戴翁大剧院重演。几乎没有遭遇抵抗地，雷诺工厂区、弗兰工业区、邮政局、铁路公司不久后都恢复了开工。
　　“红五月”的狂欢，渐渐地化为记忆了。在整个红五月风暴中，共有五名死者。除一名警察死于袭击、一名青年死在警察的枪口下之外，其余三人都死于意外事故。斯人已逝，市井太平。他们渐渐地被淡忘了。
　　然而，红五月的余音并没有终结。在此后的四十年，它的影响无处不在。那些身体的动作、标语的狂欢、思想的盛宴与青年的呐喊，渐渐汇流而成今天的世界。1968年是旧世界的葬礼，新世界的胎动日。
　　6月23日，法国全民投票。戴高乐的独立共和党赢得了485个议员席位中的358个。自从法兰西第二帝国诞生以来，从来没有哪个多数党赢得过这样的胜利。随即，外交部长穆里斯德姆维尔被任命为总理，戴高乐和蓬皮杜开了一个大玩笑：他曾经说过，他不会撤换总理。这让心怀惴惴的蓬皮杜一度以为总统真的老糊涂了。
　　“黯淡的苦行”开始了。此后一年多，蓬皮杜度过了一生中最心灰意冷的岁月。但出乎自己的想象，他的这段岁月如此短暂。1969年4月，就改革参议院问题，戴高乐决心再次以退为进，他说法案不能通过的话，他将辞去总统职务。然而，这一次法国人没有买账，该案以百分之五之差被否决。
　　4月28日，中午12点11分，戴高乐在自己的别墅宣布正式引退。此后一个多月，谁来执掌法国成为六千万人的主要话题。人们纷纷想起一年前蓬皮杜的宽大，他“必须与时代走在一起”的声音；特别是刚满21岁的那些青年，几乎无一例外地把票投给了他。他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第三任总统了。
　　他真的和时代走在一起。进入70年代后，青年的性问题渐渐淡出主流视野了，它变得太寻常、太值得理解了；摇滚乐、爵士乐以及摇摆舞，渐渐成为正常的娱乐，没有人还认为这是叛逆的象征。与此同时，西装多少有些没落了，一群群青年走出校园、成为新的中产阶级后，他们更喜欢休闲装、夹克衫。长途旅行、野外运动、倾听和自己不同的观点渐渐成为新的时代风尚。
　　世界从前现代迈入了后现代。如果说，一百多年前，丹东、罗伯斯庇尔们以清新的歌唱，使理性精神、科学主义、社会进化论成为19世纪的主流声音的话，那么，达尼埃尔科恩本迪们同样清新的歌唱，却终结了这个声音。他们开启了感性主义、“人生即意义”、生活即目的的大门。他们的那些质疑：机器统治着人，观念管辖着心灵，家庭、政权、宗教这些人为产物侵占着人本身所有这些对“异化”的质疑、批判与反思，使世界多少地回归了它的应有面貌。
　　一个多元、斑斓、世俗化的法国出现了。被改变的，不仅是法国。
　　1968年，哈尔滨市国庆花车，“全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彩车上扮演成世界各国革命战士的演员在毛主席雕像下作斗志昂扬状。
　　不仅是法国
　　1991年，苏联解体后，那个意识形态对抗的世界彻底完结了。在这个背景下，“红五月”的遗产进一步风行世界：在思想领域，科学主义渐渐为人摒弃，它渐渐回到了自己应有的工具性地位；宗教开始没落；现象学、存在主义、“生活即目的”的思考，进一步成为学界的主流，乃至儒学开始复兴。学者们不再赞叹科学的力量，而转而回归更长远的传统：道德、心灵与美；
　　在社会政治领域，福利国家虽然日渐脚步臃肿，但渐渐成为大趋势；人民更加关心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哪种主义更神圣；投票也不再是“天赋人权”，而渐渐沦为一种游戏。人们往往更看重候选人的仪表、谈吐、风度，而不是别的。一句话，政治也渐渐地世俗化了。
　　在生活方式方面，更如此。苏联解体次年，那个戴高乐的同代人、最后一个曾指挥庞大军队参与二战的政治家，邓小平开始引领一个古老而广袤的国家加入全球化的潮流。不过几年时间，大信息网、大娱乐网、和巴黎与纽约几乎毫无区别的生活方式就渐渐地铺张开来了。中国青年也成为社会的主体；孩子们的父母，那些曾经是红卫兵、同样拥有过自己的“红五月”的中年人，对他们的染发、蹦迪、离开父母、多性伙伴，渐渐地采取不干涉态度。在全世界范围，他们先后摆脱了以父辈为效仿的生活模式。
　　即使如此，1968年的未开发遗产，依然丰硕。如果说，1968年的诸多要素已经普遍地进入人们的生活的话，那么，必须看到，它依然是资本的产物。在1968年的反叛之后，资本不仅没有没落，它反而更加强大；官僚机器以及世俗政权也没有没落，只不过越来越隐蔽，越来越熟悉在幕后的操纵。以伊拉克战争为例，这场伤亡惨重的战争，尽管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借口，但它的维护和平的面纱更显精美。它始终没有遭遇类似年代那样的抵制。统治阶级开始学会以水煮青蛙的方式，让人们忘却抵抗。
　　更重要的是，1968年的核心命题：人对于人为的那些产物，无论机器、家庭还是政权，究竟该持什么态度？对资本与政权的禁锢，究竟该如何反抗？人如何回到“生活即目的”的非异化状态呢？所有这一切，都是1968年给后世青年的另一些遗产：经验、教训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