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重刑治国下的十七类官员

　　导读：三国时期名动四方的国士何夔，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以贤制爵，则民慎德；以庸制禄，则民兴功。显忠直之赏，明公实之报，则贤与不肖，居然别矣！”其间详细论述了完善以赏、罚二柄为手段，以审核形名为核心，以坚守虚静为形式的“主道”的重要性，亦即宣示统治阶级惟有完善法治，才能对百姓为国建功、恪守德行提供环境保障。话是不错，但何夔本人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士”，说这话的目的很是可疑，怕不是为了争取什么民主，而是想方设法调动百姓的积极性，以便更好的为上位者服务，也让自己的“老板”坐江山坐得更稳。因此可以说，何夔这一句话，包含广袤。其中既有注重法治、再造乾坤之意，也有为民请命、保障民生之虑，更不乏劳役众生的帝王之术。
　　事实上，法治、民生与权谋（亦即帝王之术）三项课题，其上下急缓之别关乎国脉气运，兴衰荣辱，早已成为历朝历代统治阶级趋避不开，必须直面的一个难题。
　　关键词：帝王之术祸国害本法治精英校长代表大会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先圣韩非，就曾有言，只有‘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方能使‘智者尽其虑，而贤者敕其才’。这话的意思很明显，作为一名合格的为政者，先要把“完善法治”这一课题放在重中之重，这样才能为经济发展与科技腾飞奠定良好的政策环境，从而为保障民生打下坚实基础。百姓一旦安居乐业，政权自然稳固。上位者则更是功在千秋，其生前的荣华富贵与死后的功名大业，如沉松临风，均无可撼动。因此，古来英明果决的为政之人，无不把功夫下在吏治、反贪、发展经济、鼓励创新这一系列有利于完善法治的举措上，而很少用在愚民伤政的小聪明、小动作（亦即帝王之术）上。‘倒行逆施畏日晚’的纣王，并没有被他“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的小动作、小聪明所救，终不免鹿台自焚，灰飞烟灭。李世民的贞观盛世与朱元璋的洪武大治，多半生于二人“以法治国”的决心，而与二人的帝王之术无关。
　　帝王之术作为统治阶级奴役民众、统御下属的一门领导艺术，在乱世之中，的确有鼓舞士气、排斥异己、迷惑敌人的作用，因此可以作为“治戎”与“理民”之外的一剂“麻沸散”。譬如树木，欲使之发荣滋长、欣欣向荣，就要想尽办法让它开枝散叶，甚至是旁枝斜出也在所不惜。但这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树根必须是正的。树根不正，则无法屹立根植于大地之上。帝王之术作为旁逸斜出的树枝是可以的，有利于百官敬畏主上，恪守臣节，也可以在民间延伸帝王将相们的意志触角，使四方宵小不敢妄动。可是如果统治阶级把它作为树根，那可真就如南雷先生所言，是地地道道的“戮民之贼”了！想要不被“亲戚之所畔”，真是难于上青天。
　　的确，统治阶级一味执着于加强集权、巩固统治、奢靡享乐，而对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视若无物，社会哪有进步可言？百姓又哪有民权可讲？社会发展进入停滞，统治阶级一家独大，就很有可能如后唐时期康澄所言，出现六个“深可畏”：
　　贤人藏匿（贤能之人躲到深山老林之中，不愿入仕，跳梁小丑四方云起）
　　四民迁业（士、农、工、商擅离职守，改变行业，纷纷追逐蜗角虚名，蝇头小利，而不务实际）
　　上下相徇（领导与下属、百姓之间互相猜忌、互相观望、互相算计，各自奉行厚黑宝典）
　　廉耻道消（以耻为荣，以荣为耻。御用文人或为人师表者在行政教材上对英雄人物歌功颂德，私下里却教育亲近之人不可效仿，并再三嘱咐）
　　毁誉乱真（真说成假，假说成真。有功不赏，无罪受罚）
　　直言蔑闻（表面鼓励百姓说真话，表实情，然而百姓一旦开诚布公，想要推心置腹，居上位者常常又堵上耳朵，或者干脆不屑一听）历代政权之败亡，皆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