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士之辩（七）用大量事例论证的邹阳

　　据《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邹阳，齐国人，游于梁，与一些人交往，上书议政的能力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同为梁孝王的门客）。羊胜嫉恨邹阳的才能，便在梁孝王面前说邹阳的坏话。梁孝王大怒，下令捉拿邹阳，将欲杀之。邹阳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只是一游客，却因谗被擒，死到临头，便从狱中上书梁孝王：
　　我听说：“忠君就不会得不到回报，诚信就不会被怀疑”。臣总以为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然而这不过是虚有其词，实际生活中不是这样。过去，荆轲慕燕太子丹之义，尽管天上出现白虹贯日的征兆，而太子却贪生怕死；卫先生曾为秦策划长平之事，尽管天上有太白蚀昂的预兆，而秦昭王反而怀疑卫先生。此两人的忠心，天地可证，却不被两主认同，岂不哀哉！”
　　在列举了上面荆轲与卫先生两个事例后，邹阳论及自己，说：“今臣尽忠竭诚，尽其计议，希望您采纳，却左右不明，士卒对我审讯，我为世所疑。这好比荆柯、卫先生再起，而燕、秦不悟也。愿大王熟察之。”
　　“过去卞和献和氏璧，却被楚王砍去双脚；李斯竭忠，却被胡亥处以极刑（注：此处事例不当，战国在前，秦统一在后，司马迁记录有误）。箕子装疯，接舆避世，恐遭君王的打击。愿大王熟察卞和、李斯的忠心，再察楚王、胡亥的不辨忠奸，不要让我成为又一个箕子、接舆。我听说比干被纣王剖心，伍子胥被杀后吴王将其尸体装进皮革中，浮之江上，我原来并不相信是真的，现在才知道是真的。愿大王熟察，对我稍加怜悯。”
　　卞和、李斯、箕子、接舆、比干、伍子胥，连续六个例证，都是忠而被诬，忠而被杀或逃或受重刑，目的是要梁孝王“少加怜焉”。
　　邹阳又写道：俗话说，“有的人相处到老，如同新识；有的人偶然相遇，却一见如故。”这是为什么呢？相知还是不相知，不在于相处时间长短啊。所以，从前樊於期从秦国逃往燕国，把首级借给荆轲用来奉行燕丹的使命；王奢离开齐国前往魏国，在城上自刎用来退去齐军保全魏国。王奢、樊於期不是因为与齐、秦是新交，与燕、魏是老相识，他们离开齐国和秦国，为燕、魏二君去死，是因为行为和志向相合、对正义无限仰慕啊。
　　这里又举樊於期与王奢的例子，说明相处不在长短，而在志向与正义感。用此暗喻本人与梁孝王相处，完全可以获得信任。意在与梁王拉近距离。
　　“所以苏秦不被天下人信任，却对燕国像尾生一样的信实；白圭战败丢掉六国城池，却为魏国夺取了中山。这是为什么呢？实在是遇到知遇的原因啊。苏秦出任燕国的宰相，燕国有人在国君面前诽谤他，燕王手按宝剑发怒，还杀了一匹骏马给他吃；白圭在中山名声显扬，中山有人到魏文侯面前毁谤他，文侯却拿出夜光璧赠给他。这是为什么呢？两主二臣之间，剖心披胆，深信不疑，怎么能听到流言蜚语就变心呢！”
　　又举苏秦与白圭的例子，暗喻，我们之间应深信不疑，不要被流言蜚语所离间。
　　“所以女子不论美丑，进入宫廷就被妒嫉，士子不论贤还是不肖，入朝作官就被嫉妒。从前司马喜在宋国遭到割去膝盖骨的刑罚终于出任了中山国的宰相，范睢在魏国被折断肋骨，打掉牙齿，终于被秦国封为应侯。这两个人，都信守一定之规，摒去结党营私的勾当，处于孤独的地位，所以不能身免嫉妒小人的迫害。”
　　用女子、士子天然的相互嫉妒，用司马喜、范睢的遭遇，来说明忠臣往往处于孤立的位置，又被人嫉恨。也是自比。
　　“申徒狄所以投河自尽，徐衍抱着石头投海，是因为他们不被当世所容，信守正义不苟且迎合，不在朝廷里结党营私，来动摇国君的心志。所以百里奚在路上行乞，秦穆公把国政托付给他；宁戚在车下喂牛，齐桓公把国事交给他治理。这两个人，难道是在朝中借助官宦的保举、左右亲信的吹捧，才博得穆公、桓公重用他们吗？”
　　连用四个例子申徒狄、徐衍、百里奚、宁戚，邹阳意要梁王明白，小人干政的特点往往是结党营私，左右串通，相互吹捧，而君子对于政局，特立独行，但不被人理解，然而能成就大事业。
　　“感召在心，相合在行，亲密如同胶漆，像亲兄弟一样不能分开，难道还能被众多的谗言迷惑吗？所以，只听一面之词就容易产生邪恶，只任用个别小人就会酿成祸乱。”
　　英明的君王与忠臣之间应心心相印，是不可能受到挑拨的。
　　“从前鲁君只听信季孙的话，赶走了孔子；宋君只相信子罕的计策，囚禁了墨翟。像孔子、墨子的辩才，都不能自免谗言的伤害，因而鲁、宋两国出现了危机。这是为什么呢？众口一词，就是金石也会熔化，毁谤聚集多了，就是亲骨肉的关系也会销毁（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用孔子、墨子两位圣人名人被赶或囚禁的事例，说明只有愚蠢的君主才会受谗言的挑唆，其结果不堪设想的。此处还议论了谣言的力量，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意欲梁孝王不要听信对邹阳的谣言。
　　“所以秦穆公任用了戎人由余，而称霸中国，齐国任用了越人蒙，而使威王、宣王两代强盛。秦、齐两国，难道是拘泥于流俗，牵累于世风，束缚于阿谀偏执的谗言吗？他们能公正地听取意见，全面地观察事情，在当世一直保持好的名声。所以心意相合，就是胡人越人，也可以亲如兄弟，由余和越人蒙就是这样的；心意不能相合，就是至亲骨肉也赶走不留，朱、象、管、蔡就是这样的。”
　　用秦用由余、齐用越人蒙的正面事例，称赞两国国君能不听阿谀偏执的谗言，不拘泥于流俗。任用真正的人才，不要问这样的人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自己圈子里的人。用了他们就能改变面貌，称霸中国。邹阳既用反面事例，又用正面事例激辩，在比较中鉴别，使得是非标准越来越清晰。
　　“如今，国君如果能用齐、秦合宜的做法，摒弃宋、鲁偏听偏信的错误，那么，五霸的功业就不值得称颂，三王的功业是容易实现的。”
　　将上述正反四个事例综合起来向梁王说，要做英明的君主，五霸、三王都不在话下。
　　“晋文公亲近他的仇人，就能够在诸侯中称霸；齐桓公任用他原来的仇人，却能使天下纳入正轨。这是为什么呢？心地仁慈，对人恳切，用真诚感化人心，不是用虚浮的言词能代替的。”
　　用晋文公、齐桓公的事例，说明做人要实在，而不靠虚浮的言词。
　　“秦国任用商鞅推行变法，向东削弱了韩、魏，他的军队在天下称强，而终于把商鞅车裂而死；越国采纳大夫种的计谋，攻灭了强大的吴国，称霸中国，而最终文种遭到杀身之祸。因此，孙叔敖孙叔三次离开相位而不懊悔；于陵子仲推辞了三公的职位去替别人浇水灌园。如今国君果真能去掉倨傲的情绪，心里存有让别人效力的意念，披露心腹，以见真情，披肝沥胆，施以厚德，始终和别人共甘苦，爱戴士子，那么，就是桀养的狗也可以让它咬尧，而蹠的门客可以让他行刺许由；何况您依仗大国的权势，凭借圣王的才能呢？既然如此，那么荆轲甘冒灭七族的大祸，要离烧死妻子儿女，难道还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吗！
　　用商鞅、文种、孙叔敖孙叔、于陵子仲四个事例来说明国君不可以居高自傲，而要披露心腹，同甘共苦，以心换心，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此处，也是用秦、越来比梁。
　　“我听说把月明珠或夜光璧，在黑夜的路上抛向行人，人们没有不惊异地按剑斜着眼睛看他。为什么呢？是因为宝物无端地被抛到面前。如今那些平民百姓和穷居陋巷的士人，处在贫贱的环境下，即使有尧、舜的治国之道，持有伊尹、管仲那样的辩才，怀有龙逢、比干那样的心志，打算尽忠于当世的国君，而平素没有被推荐的根底，即使是用尽心思，献出自己的忠信，辅佐国君治国安邦，那么，国君仍然会像对待投掷宝物的人那样按剑斜视你。”
　　用月明珠或夜光璧来比喻优秀的人才得不到重用，而这样的人才总是在平民百姓和穷居陋巷中，没有什么根底。
　　司马迁通过邹阳说出这样的话，表明司马迁的人才观已经超越历史，具有未来意识。
　　“如今，国君沉湎于阿谀谗媚的言词之中，牵制于姬妾近侍的包围之下，使卓异超群的士人，混同于骏马和老牛同槽。这就是鲍焦为什么对世道忿懑不平，对富贵毫不留恋的原因啊。我听说庄重严整上朝的人，不会贪图利禄而玷污道义；追求名誉的人，不会放纵私欲败坏自己的品行。因此，县名叫作“胜母”而曾子就不进去；城邑的名字叫“朝歌”而墨子就回车离去。如今，让抱负远大的人，被威重的权势所震慑，被高位大势所压抑，那么有志之士就会老死在岩穴之中了，怎么肯竭尽忠诚信义追随大王呢！”
　　这里邹阳告诫梁孝王不要沉湎于阿谀谗媚的言词之中，牵制于姬妾近侍的包围之下，也不要摆出权重的架势，用鲍焦、曾子与墨子作比，要让有志之士得到重用。
　　这封信进献给梁孝王，孝王派人从牢狱中把邹阳放出来，终于成为梁孝王的贵宾。
　　邹阳将三十多个事例安排布局在一封信中，然而又不是机械地堆积，每一个事例都服从中心，自然地引入，层次逐渐推进，先是讲忠而被诬，忠而被杀或逃或受重刑，接着讲君臣间应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不被流言所离间，小人与君子各有什么特点，再用齐、秦的正面事例说明人才的重要，作为国君做人要实在，不可靠虚假的言词、居高自傲，最后用比喻告诫梁孝王，不要沉湎于阿谀谗媚的言词之中，牵制于姬妾近侍的包围之下，不要摆高位大势，而要让有志之志得到重用。
　　邹阳如果自己不被关押，不面临死亡，不会对历史事件体会得这么深刻，而由于自己在重演着历史的故事，众多历史故事也就由他串联成一篇完整的文章，完整的辩词。通篇没有说自己具体的案情，但借人以说己，是明君当然要被感动了。
　　一根红线贯通其中：亲君子近能人，远小人去奸人。而君子往往特立独行，小人往往结党营私。
　　作为史官司马迁专为鲁仲连和邹阳写列传，并不是因为两个人在历史上的权势和地位，而是因为这两个人的故事具有的历史意义，从他们身上所展现的是中国人的脊梁，几千年的历史不还是纠缠在类似的事件展开的么？战与和，忠与奸。司马迁力主什么从这样的大是大非的较量中已看得清清楚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