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海龟”与“土鳖”待遇差别有多大？

　　1917年夏，留学美国七年的胡适回到中国，任教于北京大学，曾与章太炎同在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演讲。他那天特意用英文朗诵了荷马的诗句：“Youshallseethedifferencenowthatwearebackagain。”这句话在其早年日记里也曾多次出现，胡适自己将之翻译成：“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这可谓近代以来留欧美学生群体的宣言，弥漫着底定天下、廓清寰宇而舍我其谁的豪迈。晚清以后，中华帝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秩序都发生严重的危机，如何超克这一史无前例的危机，中国大多数读书人已经不再像古人那样回到三代之治和儒家经典求索治乱之道，而是“向西方寻求真理”。西方的面孔与内涵也有一个变异的过程，从容闳等最早的留美幼童到甲午海战之后的周氏兄弟表征的留日狂潮，再到民初以后的胡适为代表的留学欧美热潮，一波接一波，后浪吞前浪，将留学生群体与民族的救亡图存捆绑在一起，留学生群体被赋予了学术、教育与文化之外的多重历史使命。或许正因为此，留学生的待遇、资源与权势也就远远超过国内新式学堂的毕业生，更无论旧学出身的读书人。
　　史家罗志田先生曾在为美国学者史黛西比勒的《中国留美学生史》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大约从二十年代起，英美留学生逐渐取得一些思想学术的优势。于是有所谓‘镀金’的英美留学生和‘镀银’的日本留学生，两者在很多方面的待遇开始出现差异，且日渐明显。”北京大学法科毕业、曾经担任国民政府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日报》总主笔的陶希圣，1924年前后，离开任教的安徽省法政专门学校，因为朋友之介绍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充分地体会到了所谓“海归”与“土鳖”的待遇之差别。1955年，年近古稀的陶希圣面对即将留学欧美的青年学子演讲，不无感慨地叙述了自己当年在编译所遭受的“歧视性待遇”：
　　有一显明的象征可以说明每一人的待遇。我是国内大学毕业而有教书经历的，月薪八十元，坐的是三尺长尺半宽的小桌子，加一硬板凳。桌上的墨水是工友用开水壶式的大壶向一个小瓷盂注入的。
　　若是日本明治大学一类学校毕业回国的人，月薪是一百二十元，桌子长到三尺半，宽到二尺，也是硬板凳。如果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者，月薪可到一百五十元，桌子长到四尺，宽到二尺半，藤椅子。桌上有水晶红蓝墨水瓶，另加一个木架子，内分五槅，可以分类存稿。
　　若是欧美一般大学毕业回国的留学生，月薪可至二百元，桌椅同于日本帝国大学的留学生。如果是英国牛津、剑桥，美国耶鲁、哈佛，而回国后有大学教授经历，那就是各部主任，月薪二百五十元，在待遇上顶了天。桌子上有拉上拉下的盖，除自己坐藤椅外，还有一个便凳子，预备来接洽工作的人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