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还是文人最自由

　　叶公超（19041981），名崇智，字公超，从政后以字行。广东番禺人。早年留学美国和英国，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后入政坛，曾在台湾任“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等职。
　　叶教授隔壁是一户美国人家。其家顽童时常翻墙过来骚扰，叶不胜其烦，出面制止。顽童不听，反以恶言相向，于是双方大声对骂，秽语尽出。美童家长闻声出视，叶公超正厉声大喝顽童：“Illcrownyouwithapotofshit！（我要把一桶粪浇在你的头上！）”
　　那位家长慢步走了过来，并无怒容，问道：“你这一句话是从哪里学来的？我有好久没听见过这样的话了。你使得我想起我的家乡。”
　　结局皆大欢喜，一句粪便浇头的脏话使得叶公超和邻居从此成了朋友。
　　梁实秋为我们记录了这桩轶事。老友此举，他毫不惊讶，因为“公超是在美国读完中学才进大学的，所以美国孩子们骂人的话他都学会了。他说，学一种语言，一定要把整套的骂人话学会，才算彻底”。
　　待到粉墨登场，那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叶公超出使美国，应邀发表演讲，“不看稿，出口成章，手挥目送，亦庄亦谐。有时声若洪钟，排山倒海；忽然把声音降低到如怨如慕，窃窃私语，全场听众屏息静听”。演讲完毕，三四百位听众起立鼓掌，历数分钟不息。在场的多位名教授都赞许他的英语是“王者英语”，声调和姿态简直可以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相媲美。
　　作为学者从政的典型，后人评价叶公超：在他从政后的举止言行里仍然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一个读书人、一个书生、一个知识分子，一生中都放不下他那知识分子的身段，丢不掉那股知识分子的傲气。
　　一九六一年，因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叶公超被蒋介石电召返台。随即被免去“驻美大使”职务。记者问其感想，他愤然道：“叶公超死了，以后别来找他！”一代外交家的谢幕辞，却丝毫无关外交辞令，纯然一派文人气。
　　赋闲之后的叶公超曾到台大和台师大兼任教授，开的课还是老本行“现代英美诗”。台下听者如云，他于是感慨：还是文人最自由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然而毕竟文人最天真。不久，有关方面便来干预，向校方施压。叶教授的课匆匆上了一个学期，便被迫收场。人问：“假如生命可以重新来过，你打算如何？”叶公超不假思索答：“我再也不做同样的事！”
　　外交家叶公超总是西装笔挺，风度翩翩，这是他“玩熟了”的一套规则。然而平日生活中，他给人的印象却是“处处藐视外国规矩”。他讽刺西装，说西装袖子上的纽扣现在用来装饰，其起源却是防止大家吃喝之后用袖子揩嘴巴。洋人打领带，更“妙不可言”，是为了便于让人牵着脖子走、且面对牵着他的人，表示由衷的臣服。
　　这是骨子里的文人气。他的同时代人不用“gentleman”来描述他，虽然他在“绅士”的故乡剑桥大学拿过学位，又长期悠游于最重礼仪的外交界。更贴切的形容是“名士”雅到与王室、首相相提并论者，乃名士；俗到与顽童骂架者，亦名士。
　　名士习惯于“见大人，则藐之”。当“驻美大使”，他对朋友说：“见了艾森豪威尔（美国总统），心理上把他看成是大兵，与肯尼迪（美国总统）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弁而已。”
　　从前的学生祝贺他荣膺“驻美大使”，他一笑，俯耳低声说：“别提了，是赔本儿生意！”
　　朱自清日记里提到叶公超，形容他“喜怒无常、狂狷耿介。和他相处，如同喝一杯醇酒，吃一碟辣椒”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那段文人自由的岁月里，朋友们总是习惯“深埋进叶教授家舒适的沙发（清华最舒适的沙发），呷着叶教授家著名的普洱茶，听任叶教授把他有趣的谈话不受节制地一直讲下去”，他的谈话“涉及太阳底下的一切，外加太阳之上的一些百科全书的全部范围”。
　　然而也有朋友尝过辣椒的滋味。一次叶公超与友人谈起某某英国诗人，叶取出其人诗集，翻出几首代表作，要友人读，说读过之后再讨论。友人倦极，抛卷而眠。叶公超竟大怒，顺手捡起一本大书投掷过去。友人虽未头破血出，却也大惊失色。
　　叶公超晚年幽居台湾，以书画排遣寂寞，“怒写竹，喜写兰”，只是，写竹多于写兰。（摘自《民国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