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德平：华洋相遇，晚清时期天主教与香港乡村教育

　　汀角村，位于新界大埔区，座落八仙岭山脚，地处船湾海北岸。村内建有一座关帝古庙，估计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庙内立有一块石碑，立于“乾隆五十年孟冬月吉旦”，即1785年重修古庙之时。
　　中国人向重视教育
　　石碑刻记了当年助修古庙，百多位善信的名讳。这百多位善信分别来自27个姓氏，而他们大多是从事航运相关的工作。在碑文最后位置，更特别刻写了一句：“碑内无名，子孙永远不得在此读书”。（原文详见于《香港碑铭汇编》所录〈重修本庙题助碑〉）据说，当日古庙之旁就是一所村塾，而助修古庙的捐款部分用作营运该校之用，但是由于年代久远，今日已没法看到该校的遗址了。不过，从捐助信众的数目可见昔日客家人对教育的重视。
　　事实上，中国人向来重视教育。一族之长往往出钱出力，支持族中子弟读书，期望他们能“学而优则仕”，光耀家门。据《新安县志》记载，早在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致仕官员邓符（字符协，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进士，曾任广东阳春县令）在锦田村（当时属于东莞县）桂角山下建立“力瀛书院”，距今近千年之久。及至清代，新界学塾已有约50所，主要分布在锦田（邓）、屏山（邓）、厦村（邓）、上水（廖）、大埔（邓）、粉岭（邓）、沙头角等地，而这些村落也正是香港早期移民“新界五大家族”的聚居地。
　　天主教回应乡民的教育需求
　　随着英国人登上香港岛，新界的士绅看到了昔日科举教育的尽头，认识到西方“科学”的先进，于是他们渐渐对西式教育产生需求。而那时候有能力而且愿意提供西式教育的，首推天主教传教士。
　　香港教区主教师多敏神父（18611924）写给教区的信，就他坦言了对教会办学兴教的看法。（载于夏其龙神父：〈香港客家村落中的天主教〉）其中有三个重点：
　　（1）学校创造了一个让传教士与与非教徒建立良好关系的机会。
　　（2）教会让已成为教徒的儿童有机会接受学习，不致成为文盲。而且，也杜绝了已成为教徒的儿童要到外教学校学习的情况。
　　（3）天主教徒占村内人数的少数，因此，教会学校成为了教徒之间相处与交往的地方。这样一来，已入教儿童的信仰将更形坚固。
　　天主教兴办教育固然是出于传教考虑，但同时也是在回应乡民的诉求。村民明白以自身之经济能力，是不可能把子女送到科举场屋。他们只期望子女能读书识字，不至于沦为文盲，故此与传统科举教育截然不同的教会学校，自然成为了他们其中一个选择。而且，教会学校教授的知识都是十分生活化。它们会延请中国垫师教授中文，而传教士则负责外语等科目。这种中西兼容的新式教育正好回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叶德平）
　　原载香港《文汇报》，原标题为《天主教与香港乡村教育》。
　　作者：叶德平博士，香港资深教育工作者，知名文化学者，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学士、硕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为香港高等教育评议会常委，香港中文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高级讲师，中文、历史课程学术统筹，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