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帝王爱写诗：乾隆皇帝作品最多却无一句流传

　　一
　　帝王好写诗，堪称中国一绝，帝王写的诗不怎么样，也是中国一绝。
　　在中国，凡帝王，无论识字的，不识字的，无论会写字的，不会写字的，穿上龙袍，坐上龙椅，找到九五之尊的感觉之后，都想在诗词或者在艺文上，表现一下自己。我至今百思不解，为什么中国帝王大都好这一口，附庸风雅，而外国帝王一般没有这种嗜好，很少犯文学幼稚病。莎士比亚生逢两代君主，伊丽莎白和詹姆士，这两位都是戏剧的行家，但他们从不亲自操刀，只是让莎士比亚写，他们光坐在包厢里欣赏就行了。而回到我们中国的唐朝，那可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不但有一流的，超一流的诗人，而且，诗人之多，如过江之鲫，根本用不着太宗、高宗、玄宗、则天娘娘等来凑热闹的。不行，这几位日理万机的帝王，偏要加入这场诗歌竞赛中来，与李白、杜甫为伍，这不纯粹是添乱吗？
　　二
　　帝王好写诗的毛病，由来久矣！可能与封建王朝对帝王的预期有关，凡为天子，御临天下，立万世基业，必以文治武功彪炳史册，才能称作明主。中国有将近三百个皇帝，成气候的少，不成气候的多，所有昏君、庸君、暴君坐在龙床上的时候，都觉得自己高明得不行，而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写诗。帝王写诗，少有数十句、数百字以上者，那太麻烦，通常或绝或律，五言七言，四句八句，省功省力。而且，上句没有写完，下句早有人拟好呈上来；而且，只要写出来，侍读学士，经筵讲师，无不哄然叫绝；而且，谁也不敢当着陛下的面，说长道短，总是好，好得不得了，这也是中国帝王好写诗的一个动因。
　　唐后的黄巢，当过几天皇帝，龙椅尚未坐热，又逃出洛阳。可他刚进这座都城时，那首《菊花》诗，因为拍了电影，还蹿红了一阵。“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受此启发，宋代的赵匡胤，黄袍未加身前，就写过“欲出未出光辣达，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臾走向天上来，赶却流星赶却月”的诗，题目只一个字，颇怪异，曰《日》，虽然拗口，可谁敢改皇帝的诗？明代的朱元璋，大字不识几个，也学黄巢咏菊：“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黄巢和朱元璋，都是杀人如麻的帝王，诗虽大白话，近乎顺口溜，可透出来一股杀气。这三位帝王的出身，一贩盐，一行伍，一辎流，别看文化程度相对的低下，写诗的积极性却绝对的高涨。若当不上帝王，也许写诗的欲望未必强烈，而坐上龙床，那就偏要做到两手都抓，两手都硬，治国我在行，写诗我也在行。硬撑着也要憋出几首诗来，这就是在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帝王，暴得天下后的必然行为。看朱元璋做皇帝后，写过的一首《咏燕子矶》的诗：“燕子矶兮一秤砣，长虹作竿又如何？天边弯月是钓钩，称我江山有几多。”那不可一世的口气，听得出来的潜台词是：你们不是说我不行吗？我偏行给你们看。别忘了，我是皇帝，不行也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