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风之变

　　乾隆皇帝晚年，对各省督抚的操守做过一个这样的判断：“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
　　清代吏治，在清初还比较清明，从乾隆中期开始就日渐废弛，到了乾隆晚期，腐败已经非常普遍，到了晚清则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清初在中国历史上属于吏治较为清明的一个时期，朝廷行政效率很高。顺治年间，出现过多次县令因完不成税收等任务而畏责自杀的现象。乾隆中期之后，官场风气大变。洪亮吉描述这种变化，大意是说他小时候有人当官，大家给他出的主意，都是如何治理地方，造福百姓。到了乾隆中后期，大家替他打算的，都是这个官位能弄多少钱，怎么弄。
　　乾隆皇帝晚年，也对各省督抚的操守做过一个这样的判断：“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也就是说，百分之七八十的省级官员都不能洁身自爱。
　　清廷渐腐
　　乾隆中后期，处理了涉贪的督抚一共二十九人。从相关案件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乾隆朝部分省级官员的生活水平之高和花钱之滥。
　　浙江巡抚王亶望“署内盖造屋，于上冻时用热水和泥，以致格外多费银二万余两。”闽浙总督伍拉纳家“积三镶如意至一百五十六柄”。浙江巡抚“福崧之母游玩西湖六七次，每次预备食用灯彩船只等项共用银二千五百余两”。这自然是正常收入所不能满足的。
　　乾隆之后，吏治败坏已经进入了不可控制的阶段。顺治年间有县令因完不成税收等任务自杀，然而到了嘉庆年间，各地官员将征收到手的赋税扣下挪用，不上交中央，已经形成一种风气。
　　道光咸丰之后，官场风气进一步败坏，特别朝廷大开捐纳卖官，更是大幅降低了官员的平均素质。官场中人对“居官牟利”原则已经恬不为怪，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中对官缺之肥瘦公开谈论：“州县莅任之时，不问地方之利病，先问缺分之肥瘠，凡前人所不敢存诸寤寐者，今则直言诸大庭广众之中而无怍容。”
　　连督抚级大员也是如此。比如刘彬士，道光六年署浙江巡抚后，“自言‘穷翰林出身，住京二十余年，负欠不少，今番须要还债。’因此人咸谓之饿虎出林，急不能待。”
　　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对晚清官场贪风的描摩随处可见。比如他说：“甘省法事无不纰缪，政以贿成。”“甘肃吏治，一言蔽之，有钱则好，无钱则不好。”甘肃按察使明绪为多收陋规礼银，除自己的三节两寿外，又添母寿二次，“所收各属，竟有二十余处，每次不下数千金，一年收入达数万两。”河南巡抚“收受各属陋规，每年不下六万金，两司亦然”。
　　节寿陋规，或由首县向所属各州县摊派，或由藩司发文署印代为催收，数额巨大，使属下各州县“苦累不堪”。直隶地方“贿赂公行，恬不为怪。”直隶总督桂良，“其胸中蕴蓄如草芥，其口中吐属如市井”，因是恭亲王奕诉的岳丈，“椒戚贵族，气势熏灼”，卖缺受贿，无所顾忌。
　　由其孙麟趾陪同到永定河巡查工地，一次即受贿三万余两，从河员到地方官都须送礼。一名官员私下向他诉苦说：“如卑职之候补苦员，亦敬送五百金，否则此官不能做矣”。甚至藩、桌二司，也“皆拜于桂良门墙，每人俱以数千金为赞，始得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