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奸臣一枚，然气节不亏

　　知道马士英那是儿时看王丹凤演的电影《桃花扇》才知道这个人，严格说来是知道这个名字，衬在后面是一堆的坏印象，好像有“阉党”，小人、奸臣，反正是个大坏蛋，至于做了些什么坏事，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等等，全然不知。且就这个印象一直持续了很多年。
　　马士英，贵阳人，字瑶草。万历时进士。崇祯朝任兵部右侍郎，总督庐州、凤阳等处军务。明亡后，联江北四镇，拥立福王监国，进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排斥史可法，援引阮大铖，独断专权，大敌当前，仍忙于内部斗争，致使扬州失陷，清军逼近南京，遂逃至浙江，往投鲁王、唐王均被拒，后为清军所捕获，在福建南平被杀。
　　什么叫以故，这两个字后面其实是大有文章，这以故的后面是南京失陷后，马士英打着太后的旗号，组织浙江、太湖的义军坚持抗清，同清军拼死相搏，誓死不降，战败被捕，遭凌迟处死，轰轰烈烈。
　　我此说绝无想替马士英翻案之意，马士英对南明弘光朝的覆灭是要负主要责任的，而他前期的所作所为，也很是小人，为世所不耻，《明史》是将他列入奸臣传的，这也并不冤枉他，但他在清兵南下，血雨腥风之时坚持抗清，比起那些跪迎清兵的东林党来说，在气节上怎么说也高出一筹了。
　　马士英误国，这是不争的事实，无法辩驳的。至于事实我在此就不罗列了，反正也是坏事多多。但有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弄清楚，首先，马士英并非阉党。世人往往因为“马阮”并称、并传，不能因为阮大铖是阉党，就认为马士英也是阉党，这是不对的。且不说那时阉党作为一个政治集团已经不存在了，即使阉党尚存，与其党中个别人交往，也不该算作阉党。诚然，推荐、重用阮大铖，给国家民族带来了灾难，但也不能说阮大铖的启用完全是由于马士英之故。
　　评价一个人要将其放在当时的形势下来看会更清楚些，在对马士英的一片声讨中，夏完淳父子的评价是最公允的，“史道邻（可法）清操有余而才变不足，瑶草守已狼藉。不脱豪迈之气；用兵将略非道邻所长，瑶草亦非令仆之才”。
　　马士英同东林党是对头，你说南我说北的互不待见，马立福王自是出于私心，但东林党想立潞王不是也是有自己的小算盘吗？其实，哪个王当皇帝的结果大致是一样的。不存在谁立得对，谁立得错一说。
　　他身体力行，多次渡过钱塘江参加进攻杭州的战役，内阁首辅亲自上战场，这个怕是前所未有之事，最后被叛徒出场，英勇就义，结局也算完美。可惜东林党人操纵了舆论，修《明史》就把他写成了一个大奸大恶之徒，一直影响到今天，这奸臣之名想是洗不掉的了。
　　清王多铎同弘光朝礼部主事黄端伯之间的一段对话很有意思，我想这是很能反映马士英的气节的。
　　在南京城破后，黄端伯听说赵之龙、钱谦益等人献门率众投降，在城门大书数字“大明礼部仪制司主事黄端伯不降”因而被抓捕。也有些神奇哈。
　　在审问中多铎拍案叱喝：“你认为弘光帝是何种人物，想为他一死？”
　　黄端伯朗言：“皇帝圣明！”
　　多铎问：“马士英，又怎样呢？”
　　黄端伯：“马士英，忠臣也！”
　　多铎又可气又可笑，问：“马士英乃大奸臣，何得为忠？”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些历史人物时，感觉到很是矛盾，在你恨他到咬牙切齿之时，但他在另一方面却又让我们肃然起敬，于是便功过难说了，坏人不一定是方方面面都坏，一无是处，这马士英便是这样一个人，至少在民族气节上，还是很令人敬佩的，其它的就另当别论了。
　　现代史家陈垣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说：“惟士英实为弘光朝最后奋战之一人，与阮大铖先附阉党，后复降清，究大有别”。余认为此论甚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