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和商鞅之间的君臣之义，为何能让后人为之敬佩

　　每当谈起秦国的崛起之路，肯定绕不开秦孝公和商鞅这两个名字。秦国之所以能够改革成功，并把有效的成果一直延续下去，这跟秦孝公有很大关系。可以说，秦孝公和商鞅之间的君臣之交几乎是被当成典范，两人都没有夹杂一丝私情，能够坦诚相待，做到这般信任非常不易。商鞅变法的推行阻力重重，实行的过程需要作出很多改变和牺牲，秦孝公当时背负的压力要比商鞅更加沉重。
　　诸侯争斗，昔穆公称霸西戎，列国胆寒，时局动荡，秦晋之好至劳燕分飞。秦孝公年少即位，秦国羸弱，不复虎态，从诸侯到列国都把秦当作边陲小国。秦孝公沉雄勇略，不甘下等，决心毅力托起大秦命运，扭转乱世乾坤，痛定思痛，甘心屈天下之恣广纳经天纬地之才，以匡扶祖宗社稷，强秦基业，扬秦威名，拓秦疆土，令秦自此成为不世强国，诸侯战栗，天下俯首。
　　于是一简求贤令传遍中原：
　　昔我缪公自歧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徒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秦孝公有多大的雄心壮志，就有多么求贤若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时命理未有厚秦。秦若想称霸一方，还需自强，孝公识理明德，渴望能有生之年光复秦穆公之强盛。
　　远在魏国的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业法学，主攻以法治国。虽受公叔座赏识，却在其死后并未收到魏惠王重用，并被公叔座以“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魏惠王不以为然，不用也没杀。
　　商鞅满腹法家经纶，强兵固国之计无法施展，恰逢他乡秦国求贤令传遍中原，商鞅心动，偏执一心践行胸中法学之论，且秦孝公一心求强，必合我意！于是毅然决然携李悝之《法经》前往。
　　商鞅迫不及待的来到秦国，并去见了老朋友景监，老祖宗言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秦孝公虚怀若谷，格局天下，周围人竟也可以为国分忧，为君解难。景监侍奉秦孝公，见到商鞅的到来，分外欢喜，立刻安排了两人见面，希望二人一见如故，合作共赢。
　　第一次见面，商鞅直抒胸臆，以帝道治国侃侃而谈，以尧舜为例，讲求师法造化，顺势而为，不违天道，不逆人伦，顺应自然，则国之繁荣，他日必成。孝公自知于心中所想强秦之法偏移甚远，商鞅所言非虚，但孝公希望秦国有逆天改命，翻天覆地的面貌，如遵循商鞅所言之道，并不能达此目标，遂拒绝了商鞅。
　　商鞅仍不死心，同样通过景监，又一次取得与孝公见面的机会，这次商鞅换了一种治国之道，以西周王道礼制的治国方式，并以西周繁荣昌盛阶段为依据，大行倡言。而秦孝公一直扬言强盛之道，以秦穆公时期为推崇范例，百里奚之臣为典型求天下贤士。如此商鞅所言王道治国也算是对症下药，秦孝公态度虽然不似之前强硬，但同样的，或许是不想复制前人的成功，也或者秦孝公有着更大的野心，这样的治国之道同样不符合秦孝公纵横乱世的雄心。
　　不得不说，成功总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景监算是他的贵人了，商鞅居然还有机会通过他第三次见秦孝公。如果说前两次会面都是空谈治国，那么最后一次，商鞅也吸取了之前的经验，也大概明白了秦孝公的所求，这次直接带着企划书去面试的。
　　商鞅这次也没有过多废话，直戳痛点，结合当前几个强国魏楚齐等变法的利弊，给出了秦国自身需要改头换面的地方。直接甩出，自己的《治秦九论》：
　　其一《田论》，立定废井田、开阡陌、田得买卖之法令。
　　其二《赋税论》，抛弃贡物无定数的旧税制，使农按田亩、工按作坊、商按交易纳税之新法。如此则民富国亦富。
　　其三《农爵论》，农人力耕致富并多缴粮税者，可获国家爵位。此举将真正激发农人勤奋耕耘，为根本的聚粮之道。
　　其四《军功论》，凡战阵斩首者，以斩获首级数目赐爵。使国人皆以从军杀敌为荣耀，举国皆兵，士卒奋勇，伤残无忧，何患无战胜之功？
　　其五《郡县论》，将秦国旧世族的自治封地一律取缔，设郡县两级官府，直辖于国府之下，使全国治权一统，如臂使指。
　　其六《连坐论》，县下设里、村、甲三级小吏。民以十户为一甲，一人犯罪，十户连坐，使民众怯于私斗犯罪而勇于公战立功。
　　其七《度量衡论》，将秦国所行之长度、重量、容器一体统一，由国府制作标准校正，杜绝商贾与奸恶吏员对庶民的盘剥。
　　其八《官制论》，限定各级官府官吏定员与治权，杜绝政出私门。
　　其九《齐俗论》，强制取缔山野之民的愚蛮风习，譬如寒食、举家同眠、妻妾人殉等等。
　　这一次的会见虽然不能确定秦孝公是否彻底与商鞅达成共识，但无疑商鞅所言确实击中秦孝公内心所想。秦孝公想要的大刀阔斧，雄才伟略，商鞅给的开疆扩土，强国之策碰撞出了火花。两个偏执的人走到了一个频道，必然要发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商鞅也总算不坑景监了，至此，一段千古的君臣佳话拉开序幕。
　　秦孝公决定事不宜迟，立刻进行变革，但是还是担心变法遇到的阻碍，于是一场大型辩论会应运而生，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而商鞅一席话不仅力战众臣，还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
　　卫换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般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
　　当然，秦孝公作为商鞅的支持者，商鞅没有不胜的道理，这个形式也是秦孝公借辩论会表达自己对于变法的支持，当然商鞅也并没有让他失望，于是一场浩浩荡荡的变法图强从秦国开始。
　　秦孝公先用《垦草令》作为变法的试水，重农抑商，提高农业地位，并削弱了贵族以及当权者的一些特权，使得全国投入农业生产中，还改革了税租制度等等。
　　之后便趁热打铁，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全权进行变法事宜。商鞅徙木立信，从生产力着手，调动生产积极性，奖励耕织，在军队方面实行，明令军法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二十等爵制，这一项极大的提高军队战斗力，然而也动摇了既得利益的旧贵族集团的蛋糕。
　　不仅如此，甚至民众中同样反对变法的不在少数，恰巧此时太子触犯新法，商鞅便决定杀一儆百。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不能用刑，便对太子傅公子虔行刑，并对太子师公孙贾处以黥刑
　　，这件事后，就没人敢对变法非议了，不过这件事也给商鞅的死埋下了伏笔。
　　公元350年，秦孝公开始着手迁都咸阳的事情，同时商鞅也进行第二次变法：
　　开阡陌封疆，废井田，制辕田，允许土地私有及买卖、推行县制、初为赋、统一度量衡、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禁游宦之民、执行分户令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同居一室等改革方略。
　　秦孝公举祖宗基业与商鞅做赌注，商鞅也不负所托，经过变法，把秦国从一个列国夹缝中的弱国变成诸侯敬畏的强秦。
　　“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如今的秦国，就连周天子都需要同诸侯一样恭贺庆祝，秦国之外，再无强国。秦孝公也是心胸宽广之人，当年求贤令中提到的应允，此时一一兑现。封商鞅为大良造，因战功封於、商十五邑，号商君。此时的商鞅俨然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不世之臣，当然他也担得起。秦国富强之路，商鞅居功至伟，秦孝公对商鞅无条件的信任是变法的仰仗。当然，变法十几年来，商鞅得罪的人全然不在少数，这些人被新法和商鞅压制的翻不过身，他们都在等一个机会。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即位，也就是秦惠王。此前的旧贵族们趁机发起反攻，加上如今的秦惠王周围同样聚集着自己曾经犯过的政敌，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欲反”，商鞅没有了秦孝公力保，自然无力辩驳这欲加之罪。只得逃往边关，却在留舍时因为没有凭证，在新法中是不被允许的。
　　商鞅想逃往魏国，却因为曾经生擒公子印被拒绝入境，走投无路的商鞅回到自己封地。然而此刻经过变法的秦国军队战斗力不同往日，商鞅不敌身亡，死后还被“车裂”示众，全家被诛。但新法并未停止，就这样这一对千古君臣佳话告一段落。
　　对于商君之死，秦惠王无论是私怨还是国仇，都是其为站稳秦王脚跟的必走之路。秦孝公和商鞅已经给秦国的富强之路指明了道路，商鞅年事已高，他的死为秦国做出最后的贡献就是稳定旧贵族集团和夯实秦惠王接下来的统治。这位权倾朝野的秦国恩臣只有秦孝公才能相知相许，在秦惠王的权利系统架构中，他根本无处立足，因此成为了最后的牺牲品。
　　在秦孝公与商鞅的这段故事中，两个偏执的人实现了同样的抱负，商鞅虽死，但并没有失败，最后的完胜者是秦国。秦孝公不惜与旧贵公族相悖支持变法改革，商鞅同样不惧权贵世族，执意做一对践行强国梦的先驱。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两个野心家各司其职，完成了一项浩大的实验艺术品，也是一次教科书式的君臣治国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