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无不言的北宋直谏之臣

　　陈瓘，字莹中，号了翁。北宋南剑州沙县（今属福建省）人，宋神宗元丰进士。史书说他：“性闲雅，与物无竞。见人之短，未尝面讦，但微示意，儆之而已。”陈瓘秉性淡定，不喜与人争名夺利，见到别人有缺点，从不当面直斥，让人难堪，而是巧妙婉转地点示，让人家自己觉悟而暗中改正，力图保全别人的脸面。但在朝廷上，陈瓘则是秉公直言，不畏权势，不顾私情友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位响当当的直谏之臣。
　　宋哲宗时，起用章惇为相，在其进京路上，当时任通判的陈瓘同众多官员一起夹道欢迎。章惇早就听说陈瓘的人品才干，便热情邀请他坐上自己的专车，虚心征询，当前要务。陈瓘问他：“天子待公为政，敢问何先？”章惇表示，必欲除去司马光的党羽及其行政措施。陈瓘毫不客气地说：“公误矣。果尔，将失天下望。”章惇说，司马光毁弃王安石新法，另搞一套，乱政误国，是大奸臣。陈瓘说，随意指斥前任大臣为奸邪，不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施政方针，仅凭个人好恶意气用事，政策反复改动，则误国更甚。“为今之计，惟消朋党，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惹得章惇十分不快。
　　章惇、蔡卞当政，将司马光等人列为奸党，并欲将司马光著作《资治通鉴》毁版，抹去他的一切痕迹。时任太学博士的陈瓘，问主张毁书者，《资治通鉴》的序文难道不是宋神宗御笔亲制吗？神宗褒奖的大作，你们却要毁弃，这是继承先帝的遗志吗？由于他的巧妙问难，毁版计划被迫中途缀止。
　　宋徽宗初立，陈瓘为左正言，担任谏官。他忠于职守，相继弹劾安惇、蔡卞、邢恕、章惇、蔡京、蹇序辰等，使这些人一度丢官外放。后来的历史证明，陈瓘纠弹的这几个人，个人品质都有问题，按照儒家伦理划分，均属“小人”得志范畴。
　　这年十月，陈瓘在朝廷担任权给事中。职务前加上权字，相当于现在的“代理”。当时的宰相曾布很想拉拢陈瓘，派人传语说，准备去掉“权”字，把他扶正。陈瓘对家人说：我同丞相政见不一，他这样做，是“以官爵相饵”。倘若领受他的推荐提拔，今后遇到大事，发生针锋相对，则于公议私恩都有愧疚。我要把自己的政见集中写在一封意见书上，与丞相开诚布公地讨论，合则留，不合则去。第二天，曾布数次派人前来陈府，邀请晤面，表明器重之意。陈瓘到曾宅后，拿出意见书，二人立刻争辩起来。后来，曾布生气，出语越来越严厉，甚至脏话也冒了出来。陈瓘则不卑不亢，和颜悦色，据理力争。见曾布失态，他慢吞吞地说，刚才我们讨论的是国事，是非终有公论，最后将由历史来证明。相公何必因此发怒，有失宰相礼贤下士之礼呢？弄得曾布十分尴尬，连声道歉。几天后，陈瓘出任台州知州，离开朝廷。
　　不久，蔡京兄弟上台，挤走曾布，记恨过去陈瓘弹劾他们，趁机报复，把陈瓘等人贬谪到荒远地区。
　　宋徽宗政和元年，陈瓘贬在湖南郴州，其子陈正汇在杭州起诉蔡京，说他阴谋动摇皇太子的地位。蔡党大惊，立刻逮捕陈氏父子，逼陈瓘承认父子俩无中生有，造谣诬陷宰相。在公堂上，陈瓘侃侃而谈：吾儿听说蔡京不利于国，起来揭发，那时我远在湖南，详情如何得知？我若附会你们的指控，不顾父子之恩，说他谣言惑众，则于情不忍；如果怀着舐犊之情，大包大揽，把责任都扛在自己肩上，也与事实不符，我又义所不为！蔡京奸邪误国，几年前我已再三声明，不是到今日才开始表明态度。结果，陈正汇因诬告罪而流放海岛。
　　陈瓘与蔡京，可谓正邪不两立，因而招致蔡党的打击最为严酷。他接连被贬远方，在台州时，蔡党抓住他写《尊尧集》一事，欲起文字狱，陷之死地。蔡党知州把他押来，欲动大刑，陈瓘昂然启问：这是皇上的意思么？《尊尧集》岂是诽谤朝廷？我把神宗皇帝尊为尧，当今皇上自然为舜，你们难道敢反对？为虎作伥，所得几何？今后如何面对天地良心和世间公议？知州面露惭色，只得作罢。
　　此后，朝政越来越糟，陈瓘又迁移了几处贬所，他知道国事已不可为，索性弃笔捐书，不再写文章。在北宋灭亡前三年，他对家人说：我这些年为国为民，披肝沥胆，唇敝舌焦，历经各种苦难，唯一惧怕的只有一个“死”字。现在，死对我也无所谓了。没过多久，他怀着满腔忧愤辞世，享年六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