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史寻缘】“尉迟恭”尘封千年之久的错误

　　试问大唐芸芸能征善战、戎马一生的名将之中，谁的知名度最高？估计赠谥忠武的鄂国公尉迟敬德定能入围，不仅在于历史意义上的他因昭昭功勋与赫赫武功而彪炳史册，足让今人高山仰止；在于各种形形色色的文学影视作品精心塑造的文学形象；更在于长期以来深入人心的民间形象，即圣神化的两大门神之一，年年被“粉丝”崇敬地请上大门，出镜率可谓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被崇拜的程度丝毫不逊于堪称“忠义双绝”的武圣云长。
　　尉迟敬德，脱颖于行伍之间，崛起于乱世之际，一生戎马倥偬，征战于南北，驰骋在疆场，屡立战功，终成大唐卓越的军事大家，具体战功不在赘述，可从文武全才的英主大唐太宗皇帝李世民“吾执弓矢，公执槊相随，虽百万众若何，公之素心，郁如山岳”的评语中可见，亦可从所赠之谥“武”及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鄂国公的排名中可窥一二。同时，其在史之熠熠生辉的缘由，不仅仅是其勇冠三军的武力和彪炳史策的赫赫功勋，更在于其令人高山仰止的人格魅力和为人之道。他淳朴忠厚，甚念旧情，不管是为臣还是为夫，均堪称美谈。在作为次子秦王李世民为首的利益集团与以嫡长子身份规定的法定的储君的太子李建成和三弟齐王李元吉利益集团联盟夺之间非法夺嫡日渐白热化，在父皇的倾向化的支持下，在秦王利益集团不管是在理法上还是在实力上明显处于弱势的情况下，面对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多次威逼利诱，依然不动于衷，难怪秦王称赞其为“公之素心，郁如山岳”，当然对得起朝廷和大臣赠送自己的那个称作“忠”的谥号，难怪民间要尉迟敬德为将其神圣化为太宗皇帝的两大门神，一方面自然需要忠心耿耿，更需要勇冠三军的武力，二者缺一不可。其次，尉迟敬德对婚姻也做到忠贞不二，做到了信誓旦旦。据载，“朕欲以女妻卿，何如？”在面对皇帝主动联姻之时，他并未得意忘形，不想做覆水难收的朱买臣，更不想做攀龙附凤的陈世美，不想做终乱始弃的张生，不想做秋扇见弃的汉成帝，曰“臣妻虽鄙陋，相与共贱久矣。臣虽不学，闻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愿也”，此铮铮之语，与后汉能臣宋弘面对光武帝刘秀尚主联姻的要求时，所说的那句“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不相上下，堪称伯仲之间，丝毫不逊于不忘故剑的汉宣帝刘询，不亚于为妻画眉的张敞，不亚于举案齐眉得梁鸿孟光夫妇，或许能入围古代中国十大模范夫妻之列。在理法氛围甚浓和儒家价值观居于正统意识形态的社会里，忠孝观念绝对是道德制高点，也绝对是统治者为维护统治而推行教化的道德榜样，难怪要将其神圣化。
　　值得注意的是，笔者所写的历史人物的称谓是尉迟敬德，而非尉迟恭，其原因大致有二。
　　其一，是对历史英雄人物应有的瞻仰和尊重，这种尊重体现在中国古代称谓文化中固有的谦敬之意，换句话说，称谓的应用特定的规范和褒贬色彩。名，乃是家族中长辈对晚辈、自我向他人的谦卑之称，极具私密性；字则是具有外延性，故又称“表字”，是别人对自己的尊敬之称，诸如诸葛亮自称为“亮”，别人则称其“孔明”，“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的玄德之语和“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曹孟德之语如是。故直呼其名是严格要求和限制的，若不顾身份（关系密切或长幼齿序）而知深浅，其效果如孔子的“朽木不可雕也”之“朽木”、范增的“竖子不足与谋”之“竖子”别无二致，甚至与曹孟德称袁术的“冢中枯骨”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见，直呼其名是非常不合理法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某人人格的莫大侮辱和蔑视，古人当然在称谓上慎之又慎，尽量避免祸从口出的悲剧。笔者称谓历史人物使用表字，绝非是惧怕祸出口出，只是对历史人物心怀应有的尊重，也算是对历史应有的尊重，没有对历史沦落到数典忘祖的地步，庆之！幸之！
　　其二，大唐忠武鄂国公尉迟敬德，不是尉迟恭，乃是尉迟融，这或许会使人们的三观彻底颠倒，然事实远胜于雄辩，这是有考古成果来作证的，在此自然归功于考古工作者们对还原历史的努力。1971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礼泉出土了尉迟敬德夫妇墓志铭，即《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鄂国公尉迟君墓志铭》载有“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鄂国公尉迟君墓志铭并序公讳融显庆四年诏谥忠武公，陪葬昭陵”和《大唐故司徒并州都督上柱国鄂国公夫人苏氏墓志铭并序》载有“赠司徒并州都督鄂国公尉迟敬德故妻苏氏，贞婉驰芳，柔明擅美，可憎鄂国夫人”，可明确无误地证明大唐忠武鄂国公尉迟敬德，名讳融，而非尉迟恭。
　　然为何威风凛凛的门神尉迟敬德名恭的观念深入人心，一方面在于作为“二十四良史”之一正统的官方史书《新唐书》明确载有“尉迟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阳人。”由于古代社会，盛行圣贤崇拜文化，诸如精英治国思想，贤人学说渊博自然不会出错，更加之以此种观点乃是官方编订的正统史书，具有绝对的正确性，至少是政治正确，官方岂能失误？另一方面，则必然归功于小说影视以及经年累月在民间盛行的崇拜文化，使“尉迟恭”的大名和门神形象代代相传，渐次流行神州大地
　　然若我辈再深入一步探讨，缘何以官方以国家之力为后盾，由欧阳修、范缜、吕夏卿、宋祁等鸿学硕儒主持编纂的官方正统史书竟会出错？
　　笔者窃以为，造成这种“尉迟恭”现象的根源还是在于中国古代特有的称谓文化，即名字姓氏文化。在先秦时代，一个人，特别是有社会与身份的人，兼具姓氏名字。姓，则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主要用于别婚姻之用，遂有“同姓不婚”之俗。氏，产生于父系氏族社会，主要是同姓血缘氏族的再发展和延续，主要功用是分贵贱，区分社会身份和等级。在大体上，同姓未必同氏，同氏者必定同姓。总而言之，姓和氏当然都是贵族身份界定和标志，“百姓”一词，绝非是现在意义上平民百姓，而是贵族成员。名和字的历史文化意义和内涵在上文已经作出探讨，古不再赘述。需要补充的是，名字互为表里，且表字是解释名的，或与名同意，诸如，韩信字重言，诸葛亮字孔明，孙权字仲谋，黄盖字公覆，刘禅字公嗣等；或和名意左，如朱熹字元晦，晏殊字同叔等。
　　上文提及，古代直呼其名是对人们莫法人格羞辱，也是及其没走文化修养和不合理法的，故才有《新唐书》所载的“尉迟敬德名恭，以字行”的“以字行”，加之以尉迟敬德乃是大唐功勋赫赫的开国名将，封爵鄂国公，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班列第七，且敢在朝堂之上因排班座次殴打皇亲贵胄任城王李道宗到“几眇”，尚能全身，如此炙手可热的英雄，谁敢主动作死去直呼其名，以至于尉迟敬德的名讳渐次无人可知。或许是爵封开国公，时人有以爵位和官职来称呼以示敬重的习惯，然官职随任免升迁不甚固定，只得以爵位相称，“国公”慢慢演变为“公”有逐次讹传为“恭”。或许是宋代文人发挥儒家“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类推之法，认为既然名言互为表里，且字以释名，堂堂忠武鄂国公尉迟敬德自然不会甘为人后，不会违背先贤之法，故以“敬德”二字阐释“恭”之名讳，亦合情合理。或许二者兼而有之。
　　由此观之，国人虔诚崇拜的门神尉迟君的名讳，竟被误称达近一千四百年之久，着实令人感慨万分。历史是一团迷雾，在考古文物和各界学者向导作用下，剥开她神秘的面纱，既要做到“使民知其然，”，又要做到“使民知其所以然”。再次像历史人物致敬，向历史致敬，向学者致敬，向“向导”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