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9年唐朝初定租、庸、调法

　　唐武德二年（619）二月，唐朝初定租、庸、调法，五年以后与均田制同时颁布执行。它以每一男丁授田百亩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实行“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的赋役办法，故简称租庸调制。唐初租庸调制直接从隋代的租调力役制度沿袭而来，并作了改进，对于遭受自然灾害的地方有减课办法，百姓的租调负担比前代稍有减轻，并在纳绢与服役之间有一定的变通性，客观上有利于农业生产和货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多少削弱了个体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依附关系，符合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要求，因此唐初出现了社会经济繁荣的景象。德宗建中元年（780），随着计丁授田的均田制的解体，“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也同时废驰了，代之以两税法。
　　唐朝在隋朝的基础上，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税体制，实行租庸调制。唐朝的租庸调制不再有年龄的限制。唐初施行两税制时，运作良好，人民生活安定，国家收入稳定。但自安史乱后，户籍失修，生产破坏，国家支出大增，旧有的租庸调制已不合时宜，不得不以两税制取代之。租庸调破坏的原因是因为均田制的破坏。租庸调制是要配合均田制的，其后均田制破坏，租庸调亦不可行。唐代人口不断增加，到后来政府已无足够土地实行均田制，领田者所得土地不足，但又要缴纳定额的租庸调，使农民负担不来，唯有逃亡，而造成租庸调制的破坏。另外，唐中叶后，土地兼并重。均田令虽然禁止买卖田地，但经府批准，田地仍可转让，使免课户如官僚，寺院等可以兼并土地。失去土地的课户仍要纳租庸调，故在无法负担的情况下不得不逃亡。大量课户的逃亡，使政府的征税对象减少，削减国家税收，由此可见租庸调的破坏是因均田制的破坏。又租庸调制本身存在不少漏洞，以致后来不得不破坏。首先，课户与免课户的分别，使免课户无须负担负役，并且享有占田占地，建立庄园的特权，而且原来针对免课户的户税和地税，也由课户一并承担。而租庸调中的定额税率，在人人领田一百亩的情况下是公平，但到后来人民领田许多不足百亩，而却要缴纳与领田百亩一样的税额，是绝对不公平的，故在不合时宜的情况下，租庸调不可行。
　　影响
　　引致租庸调制破坏的另一原因是户籍散失。租庸调是依照完整户籍来征收赋役的。但在开元时代，承平日久，官员疏于整理，丁口死亡，田亩转让等未记入户籍，国家于是失去征税根据。德宗时，情况更坏至不可挽救的地步，造成有田者不纳税，无田者仍要负担之情况，此举造成人民逃亡，而赋税却由逃亡户的邻保代交，称为摊逃，结果更造成恶性循环的逃亡潮，迫使朝廷不得不放弃租庸调而改行两税。最后，租庸调制中以男丁为征收对象，向其征收定额的赋役，即是说国家的收入取决于丁的多少，缺乏弹性。自安史乱后，国家支出甚大，国家无法再以租庸调制来维持经济，于是改行另一较弹性大的两税制，使税收可以田亩为征收对象，确保收入来源，故租庸调不得不破坏。
　　总结
　　总结来说，租庸调在唐初配合均田制的情况下，确是一个利民利国的制度，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此制本身的漏洞便涌现，再加上其它客观因素，租庸调制变得不合时宜，故唐不得不以两税制取而代之。隋和唐前期推行的租庸调制，有明显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农民生产时间较有保证，赋役负担相对减轻，使许多荒地开垦出来；政府的赋税收入又了保障，府兵制也得到巩固。这些都使国家富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