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辽朝是中国实行“一国两制””的开山鼻祖

　　对现代中国人来说，“一国两制”早已耳熟能详。但是说起千年前辽朝就已实行“一国两制”，恐怕很多人并不知情。有人认为，辽朝对中国最大的贡献就是它推行的“一国两制”，它为后来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朝代，如元朝、清朝等，提供了一个最早的成熟的参照样板。说起辽朝的“一国两制”，有一个名为韩知古的汉人不能不提。他是辽朝最早受到朝廷重用的汉人之一，而他的家族也是辽朝势力最为显赫的汉人家族，他的孙子韩德让甚至一度把持了辽朝的实质大权。
　　让汉人管理汉人，是辽朝立国之初就有的一个创举。当时契丹境内汉人很多，一部分是因避唐末之乱逃去的，一部分是被契丹掳掠的。韩知古6岁时就被掳去北方，但“因祸得福”，后来作为陪嫁的奴臣，随述律平（淳钦皇后）一起进入辽朝皇宫，得到皇帝耶律阿保机的赏识，成了高级参谋。之后阿保机又委任他总知汉儿司事，负责管理境内的汉人和制定礼仪。不过，境内日渐增多的汉人以及汉文化的冲击，让阿保机有些始料不及。而客观存在的地理环境和“车马为家”的生活习俗，以及长城内外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差异，也让阿保机不可能完全复制汉人的生活方式。于是他接受另一位汉人谋士韩延徽的建议，在境内建立了许多州县城堡（又名“头下军州”），将汉人集中起来，保留他们原有的习俗。头下军州是辽朝特别设置的一种行政机构。
　　早在唐朝末年，日益强大的契丹族屡屡南下侵扰汉地，并以俘掠的汉人建置城寨，这些早期的城寨大都隶属于各级军事贵族，成为头下军州的早期雏形。《辽史地理志序》在解释头下军州的缘起时说：“以征伐俘户建州襟要之地，多因旧居名之，加以私奴，置投下州。”这里的“投下州”就是头下军州。可以说，头下军州管理模式的成功，为辽朝在征服的渤海国和燕云十六州实行“一国两制”奠定了基础。938年，后晋皇帝石敬瑭给他的“父皇帝”辽太宗耶律德光献上一份大礼登记燕云十六州田产和户口的“图籍”，从此辽朝按籍索赋，按图征税，正式成为该地的新主人。燕云十六州包括了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和山西北部的范围，它的最北面是以北太行山、长城与游牧的契丹人为界，汉人人口超过40万户，人口总数远远超过了辽朝腹地的10万多户契丹族，成为辽朝第一大民族。因此如何有效管理汉人，成为辽朝统治者面临的重大课题。
　　在这种背景下，“因俗而治”的政策出炉：燕云十六州启动汉人管理模式，契丹则延续部落式旧制，这就是《辽史百官志一》里所记载的“以国制（辽朝固有的制度）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朝自此正式开始了“一国两制”的管理模式。“官分南北”是“一国两制”的基本行政框架，“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也就是说，“北面官”统领契丹各族，“南面官”管理汉人事务。韩知古的儿子韩匡嗣，便是辽朝“一国两制”实行后最早任命的一批汉官之一，从上京留守到南京（今北京）留守，最后做到西南面招讨使。
　　辽朝灭亡100年后，契丹皇族后裔、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九世孙耶律楚材，已成为一个地道的儒者。当时蒙古贵族以征服者的姿态驾临中原，有人向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建议：“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幸亏耶律楚材极力劝阻，中原才免遭成为蒙古人马场的厄运耶律楚材老祖宗的治国理念在百年之后依旧产生着影响。辽朝的“一国两制”，也为后来中国的大一统奠定了某种制度基础，在元朝、清朝乃至今日中国的“一国两制”上，也能看到辽朝的影子，比如说元朝在西南地区实行的“土司制度”、清朝在蒙古推行的“盟旗制度”，都被视为辽朝“一国两制”治国思想的延续。
　　让习俗迥异的民族在社会进程中自然融合，辽朝较好地把握了分寸，从而延续了200多年的国运，“一国两制”的治国理念注定会在中国历史上写下光辉一页。而它留给世人的诸多惊叹，也以壁画的形式得以留存，成为值得后人挖掘、借鉴的珍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