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内容及意义我们没认清真正的敌人

　　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深刻，不仅解放了思想，还启发了民众的民主主义。但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大多有一些偏激情绪，对东西方文化的看法，存在着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偏向，这种看法一直影响到后来。故后人怀疑新文化运动中我们没认清真正的敌人。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反对孔教的立场完全一致。民国初年，康有为及其弟子陈焕章致力于将孔教立为国教，并将此写进宪法。其意在建立孔教意识形态。此举为其它宗教派别所反对，也为坚持思想自由、反对定于一尊的新文化派所抗拒。但破除儒学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并不是自新文化运动始，清末维新运动即对八股取士的制度给予激烈抨击，对韩愈的“原道”学说提出激烈批评。1905年废除科举制，从制度上实际解构儒学的正统地位，确立新教育的发展方向。民国初年，蔡元培制定的新教育宗旨明确取消“尊孔”条款，《大学令》解除经科，新的民国教育制度排除了建立孔教意识形态的可能。陈焕章等人的努力无济于事，说明民国政治文化朝着民主、科学的方向发展已是不可更改的方向。
　　新文化运动对孔教的批评主要是展现在“礼教”、旧的家庭制度对人的个性束缚这一层面。新文化运动之表现为个性解放运动，一方面得力于破解束缚人性、个性的“礼教”、旧的家庭制度，一方面归功于西方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精神”的介绍。严格来说，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系统清理和研究工作，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尚没有全面展开。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在当时也只获得很小范围的认同。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有着没有间断的历史文化传统，儒学在这一历史文化传统中居主干地位。传统历史文化的资源核心部分实在是儒学，对于这一点新文化运动限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在破的一方面下力较多，而对承继一方面所做的工作相对较少。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定位，在新文化阵营存在分歧。陈独秀受法国文化影响极大，《新青年》的外文名称就是用的法文。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中提出对青年的六大要求：（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提出向西方学习“民主”与“科学”。他强调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启蒙运动。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彰显的就是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精神。“近代文明”的三大事件：“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都是法国人率先发动。陈独秀从法国大革命走向“以俄为师”的共产革命，其中的内在逻辑即在于他的革命思想。
　　胡适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中国人文传统的再生。他向《新青年》同人建议，“我们这个文化运动既然被称为‘文艺复兴运动’，它就应撇开政治，有意识地为新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我们应致力于（研究和解决）我们所认为最基本的的有关中国知识、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问题”。带着这一目的，胡适提出新思潮的意义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将新文化运动定位为启蒙运动，或是文艺复兴运动，这两种取向在当时并不明显，两种主张的学人并肩作战。只是随着时间的推延和历史的演进，双方的差异才逐渐显现。由此分际，陈独秀与胡适后来才分道扬镳。
　　新文化运动的意义
　　1。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前，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时，都没有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经过新文化运动，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2。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这就为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也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
　　3。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新文化运动启发了民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对五四爱国运动起了宣传动员作用。
　　4。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和推进革命的思想武器。这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成果。
　　5。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能够使语言和文字更紧密地统一起来，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从而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繁荣。
　　新文化运动，没认清真正的敌人？
　　这一百年来，传统文化经历了评价上的大起大落，新文化运动也是如此。
　　改革以后，我们一度认为中国的专制、愚昧都和传统有关，所以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有人又把它叫做新启蒙运动，当时打的旗号就是要继承五四的传统，认为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做得还不够。
　　到了90年代，主要由于政治原因，出现了所谓的保守主义复归这样一种思潮。这股思潮刮得越来越厉害，以至于不仅是官方，包括民间思想界，现在对传统文化的评价又很高了。相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却越来越厉害。去年，《东方历史评论》召集了一次纪念五四的会，这个会的主题非常有意思，叫做“夭折的宪政，倒退的五四”。关于倒退的五四，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一种是五四是好的，我们现在从五四的立场向后倒退了，应该克服这种倒退；另一种意思是，五四本身就是倒退。当时就有人问到底指的是哪种意思？当时发言的几位都说五四运动本身就不是好事情。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宪政派，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宪政的受挫，感到惋惜。其中多数人将宪政夭折的原因，归到了新文化运动上。
　　但是，今天我们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否定，还是一个简单的肯定。新文化运动真正令人反思的，是在不该彻底否定的方面否定得太过了，但在应该彻底否定的地方，却又没有否定掉，或者说没有注意。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最大的障碍其实不在儒表，而是在法里。新文化运动中很多人反传统文化很极端，但对秦制往往又缺乏一种批判精神，即使是鲁迅这样一个“极端的西化派”，骂儒家骂得很厉害，也说过很多秦始皇的好话。像这样的一种现象，我觉得我们在今天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的时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