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嫖娼打架之事陈独秀嫖娼打架事件

　　揭秘陈独秀嫖娼事件的真相
　　〔史海秘闻历史秘闻〕导读：陈独秀生前身后，总是是非不断。出于各种观点，有人总是对这位领袖频频攻击。近来则翻出一桩旧案，称陈独秀“以造假进北大以嫖娼出北大”，耸人听闻，混淆是非。今天我们就来揭开陈独秀嫖娼事件背后的真相。
　　陈独秀嫖娼事件
　　民国期间，北京“八大胡同”是烟花柳巷的代名词。“八大胡同”在西珠市口大街以北、铁树斜街以南，由西往东依次为：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老北京城的妓院由来已久，分若干等级。最早的妓院分布在内城，多是官妓。现东四南大街路东有几条胡同，曾是明朝官妓的所在地，如演乐胡同，是官妓乐队演习奏乐之所。据30年代末的一份统计资料，当时“八大胡同”入册登记准予营业的妓院达117家，妓女有750多人，这只是正式“挂牌”的，还不算“野妓”和“暗娼”。老北京的妓女分为“南班”与“北班”两种，一般来说，“南班”的妓女主要是江南一带的女子，档次高一些，不但有色，而且有才。这样的妓女陪的多是达官显贵，如京城名妓赛金花、小凤仙等。“北班”的妓女以黄河以北地区的女子为主，相貌好，但文化素养差一些。“八大胡同”的妓女以“南班”居多，故多为一、二等妓院。而其它地区的妓院，大多数是“北班”。当时在京城做官和经商的人多是南方人，因此，“八大胡同”成为这些达官贵人经常出入的地界。
　　陈独秀嫖娼的这桩陈年旧事，袁伟时教授曾作过详细考证，证明强加给陈独秀的道德判词，经不起推敲。
　　1921年7月31日，“一大”闭幕，陈独秀被选为中共首任中央局书记。曾经的北大文科学长，新文化运动主将，身份已经变成了革命者，陈独秀也因此一次次卷入政治漩涡，令其形象变得扑朔迷离。
　　陈独秀并不特别稀罕进北大，是蔡元培三顾茅庐把他请进北大，并委以重任，请他当文科学长。蔡先生不拘一格选材，历来众多史家赞誉有加。任命文科学长超出校长的权力范围，需要报请教育部批准。蔡校长求贤若渴，为达到目的，不惜造假，替陈独秀编造履历。而陈独秀本人，并不知情和参与造假。
　　至于陈独秀“以嫖娼出北大”，同样漏洞百出。唐宝林教授在最近出版的巨著《陈独秀全传》中，用三页的篇幅力言陈独秀嫖娼是谣言（见该书21822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北京版）。
　　但陈独秀逛“八大胡同”，应该是存在的，只是被人刻意忽略了文人交往的属性。胡适1935年在一封信中写道：“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北大理科学长）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90页，中华书局北京版）。
　　胡适的意思是：陈独秀嫖娼是事实，小报说陈独秀在这一合法的交易中，损伤对方的人身，越过了买卖的底线，纯属不可靠的谣言。并且，私行为与公行为要分开。公共人物的私行为也要受到监督，但要警惕借故兴风作浪的奸计。
　　作为《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当然是公共人物。在卖淫合法化的环境下，一般公共人物应该自我约束，但不必有特别的标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
　　蔡元培的态度与胡适完全一致。在蔡先生出任北大校长以前，北大学生热心光顾八大胡同是有名的。但他担任校长期间，在整顿学风的同时，没有因为嫖妓开除学生。1919年4月面对社会上对陈独秀等人的攻击浪潮，他明确表示：“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嫖、赌、取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蔡元培全集》第三卷576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民国初年，依然视为风流韵事和消遣行为。在嫖妓问题上大做文章，陈独秀已辞职等流言满天飞，冀图逼他出校。蔡元培举重若轻，迅速回应，把预定的改革提前实施：文理科统由教授会领导，教授会主任由文理科主要教授轮流担任，废除文科、理科学长，设立教务处。1919年3月19日他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致神州日报函》驳斥谣言：“陈学长并无辞职之事”、“文理合并不设学长，而设一教务长以统辖教务，曾由学长及教授主任会议定（陈学长亦在座），经评议会通过，定于暑假后实行”，现在仅是时间挪前而已。
　　陈独秀的文科学长帽子没有了，但他没有“以嫖娼出北大”。先聘请他为史学系教授，他没有答应，改为聘请他担任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编纂（据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96、106、10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这个处原来是中央政府的国史馆，1916年改为国史编纂处，1917年4月划归北京大学领导，由蔡元培兼任处长。换句话说，陈独秀北大人的身份没变。
　　1919年6月11日，他在游乐场派发传单《北京市民宣言》，被早已秘密监视他的当局趁机拘捕；直至9月16日在各方压力下被保释出狱。而国史编纂处正好在9月收归国务院领导，陈独秀此后真的要离开北大了，却不是因为嫖娼。
　　与时贤想象不同，这个时候的陈独秀的声誉没有因嫖妓事件受损，却因受政府迫害而进入巅峰状态。“一个最干净的健将”、“我们的光明”、“救济人类的福星”、“思想界的明星”等等赞誉，乃至溢美之词纷至沓来。
　　陈独秀嫖娼事件损害不了他的声誉，另一证明是孙文、陈炯明等人领导的广东政府筹办的西南大学，盛情邀请陈独秀为筹办员。更重要的是这几个月他的众多《随感录》和《本志（新青年）宣言》等文章，文思泉涌，思想光芒没有熄灭。
　　1920年1月29日，他离京南下；2月他潜回北京，旋即秘密离开，从11月出狱到2月，只要他在北京，当局必然如临大敌，严密监视，甚至企图搜捕。
　　陈独秀在北大的最后岁月留下的是知识分子被迫害、排挤的历史，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教育史的重要篇章，值得史家认真探讨。把它演化为吸引眼球的黄色新闻，既不严肃，很可能是阴谋。“陈独秀嫖娼”事件，更是当年政治敌对势力蓄意渲染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