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明英宗结局，土木堡之变为何未酿成悲剧？

　　土木堡之变为何未酿成悲剧
　　土木堡之变结局：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轻信宦官王振之言，亲自迎战瓦剌，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兵败被俘，史称“土木堡之变”。
　　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六传至英宗朱祁镇，继位时年仅九岁。明英宗是一个冥顽不化的少年皇帝，始终受太监王振操纵，终因宦官秉政，酿成一场大祸。
　　是时，朝廷无主，军队溃败，城防空虚，贵族官僚陷入惊慌失措之中，人民遭受战乱之苦。如何使明朝不亡，成为举国上下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在这生死存亡之际，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转危为安，避免了一场山河破碎的灭顶之灾。分析其遇变乱而未酿成象北宋末年那样的家破国亡的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
　　立长君以绝敌望
　　八月，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代皇帝总管政事。九月，文武大臣请求皇太后说：“皇太子幼小，难负重任，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定大计，以安宗社。”九月初六日，郕王接受太后谕旨，即皇帝之位，并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改明年年号为“景泰”。这一措施表明“明朝丧君有君”，决心共赴国难。
　　于侍郎砥柱中流
　　于谦，当时任兵部侍郎，毅然以国家安危为己任，“土木堡之变”后的政局多赖其维持。当郕王监国时，侍讲徐珵等主张迁都，于谦厉声驳斥说：“谁主张逃跑就应斩首。京城是国家根本，如果朝廷一撤，大势去了。大家还记得南宋的教训吗？”使明政府坚定了据守北京御敌的决心。于谦一面加紧调兵遣将，加强京城和附近关口的防御兵力；一面敢于主持正义，惩治马顺等王振余党。吏部尚书王直对于谦无限感慨地说：“国家危难，正需要您这样的人才，最近遇上这么多麻烦，虽有一百个王直，也是无能为力啊！”
　　这年十月，瓦剌军队逼近北京城下，扎营于西直门外。于谦面对强敌，毫不畏缩，主张主动出兵，他亲自带一支军队出城，并命令关闭全部城门，以示有进无退的决心。他号令严明，身先士卒，军心大振，经五天激战，瓦剌仓惶撤退，北京保卫战取得了胜利。
　　持正义军民奋战
　　土木堡之役，虽说是由于瓦剌使臣谎报使团人数，企图冒领赏品和求婚被拒绝而引起的，但明政府削减赏金和马价，拒绝也先（瓦剌首领）为子求婚，只是也先发动战争的借口，所以瓦剌方面是非正义的；而明朝军民抵抗瓦剌进犯，保卫京城，是正义之举，因而得到了全国军民的支持。如西直门激战时，居民都爬上屋顶，争投砖石击敌，喊声震天。一些文臣武将也表现出非凡气慨。如应天巡抚周忱献计运通州粮，及时制止了“焚粮以绝寇资”的消极措施，保证了京城军民的粮饷。大同总兵郭登以少胜多，功绩卓著。当时大同军队多战死，郭登初进大同接受关防时，土卒能战者只剩下数百人。他与士卒同甘苦，亲为士兵裹伤敷药，并慷慨地说：“吾誓与此城共存亡，不令诸君独死也。”这样，将士同心杀敌，仅以八百骑打败了数千瓦剌军。
　　所幸宦官不为患
　　宦官兴安起了积极作用。宦官无代不为患，尤以明朝为最。明自成祖朱棣开始重用宦官，宦官势倾朝野。明英宗时的王振就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可以事事不通过英宗，出语即为圣旨。明朝有个怪现象，有作为的士大夫，往往有宦官相助才能显示自己的才华。譬如于谦，如没有宦官兴安的大力鼎助，想为国立功是很难的。
　　景泰年间，受景帝宠信的只有兴安一个，而兴安对于谦十分敬重，屡次在于谦受到奸臣诽谤时挺身而出，加以保护。明史《宦官传》言：“安有廉操，且知于谦贤，力护之。或言帝任谦太过，安曰‘为国分忧，如于公者宁有二人’？”景泰帝朱祁钰所用之宦官，幸而不是祸国之流，这对于景泰年间的政治起着很积极的作用。
　　明景帝不涉阴险
　　明景帝执政八年，总起来看，不负祖业，不涉阴险，信任忠臣良将，力战自强，功绩是不可抹杀的。他持大政，始终信任于谦等人。激励众将奋勇杀敌，这是无可指责的。但也引起了他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他越杀敌，敌人就越想送回英宗，因为瓦剌看到了景帝不好对付。
　　景帝即位后，虽说有点贪位薄兄，略有失德，但在民众看来，那是皇帝的家事，况景帝对英宗无残害行为，比起明成祖处置建文帝来真是仁暴悬殊。再若将景帝与南宋高宗赵构做一比较，更形成鲜明对照。赵构不仅偏安江南一隅，苟且偷生；而且为了不迎回徽、钦二帝，天天说迎驾，天天言求和，当把金人打急了时，杀猛将迟滞战事，输送金银财物讨金人欢喜，故意在金人面前显露：一旦把二帝送回，南宋朝廷就不一定再那么驯顺了。这种冒屈己迎驾之名行恋位忘亲之实的诡计是景帝做不出的，所以景帝比之宋高宗，其功罪不可道里相计。英宗被掳而明朝仍然全盛，景帝不行诡计实在是明朝的造化。
　　取信于民根基牢
　　关于“土木堡之变”后明未灭亡的原因，除了上述五点外，笔者还想谈一下明朝前期怎样对待民众的问题。明太祖朱元璋这个出身下层的开国皇帝，接受了元朝灭亡的教训，对人民实行宽舒政策，竭力取信于民。对于民生问题，虽至暗君主、至凶阉宦，也不敢漠然视之。明朝前期官僚士大夫虽屡受摧折，但却没有丧失国家元气。英宗初年，太皇太后专以安抚百姓为要务，每遇旱涝虫蝗，都减免租赋，因此，虽遇灾却不为大害。即使到了王振专权时，尽管一反正统初政，但唯有免租赈荒，一直不敢有所更改，此事例史书记载颇详。因而英宗被掳而国家根基未动摇，人民无离叛之心。瓦剌的入侵反而为铲除王振宦官恶势力助了一臂之力，其后来的发展也对明朝政局无大的损失，充分说明了民为邦本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