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是怎么死？袁世凯做了几天皇帝？

　　袁世凯是怎么死？
　　1915年12月12日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称帝后所建立的非法政权，年号洪宪，其存在仅有102天便旋即消亡。袁世凯被迫在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复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中华帝国灭亡。其接受帝制时间前后共计102天（此年为闰年）。但护国战争仍未停止，袁世凯本人也在同年6月6日病死。1912年3月，袁世凯因促成共和有功，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随后不久，被推举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统。1915年12月宣布恢复帝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1916年3月22日，内外交困，被迫宣布撤消帝制，恢复民国。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死于北京，时年57岁。同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安阳。
　　1911年11月，在赋闲三年后，袁世凯被清廷召回京城，主持武昌起义后的危局。1912年1月16日，上午11时45分，袁世凯上完朝，乘马车从东华门驶出，途经东安门来到三顺茶叶店门前时，遭到十余位革命党人的伏击，伏击使袁的六名护卫丧生，袁本人被扣在被炸翻的马车下，逃过一劫。但从此袁世凯就不太敢出门了。自从1912年上半年住进中南海，直至1916年6月去世，四年间，袁世凯只有四次走出过中南海的大门。
　　袁家是一大家族，袁世凯有一妻九妾。袁世凯的三女儿袁静雪印象中的父亲，长着一副五短身材，由于好武，所以无论是站着或坐着，总是挺直了腰，从来没有看到他架二郎腿的时候。袁世凯的河南乡音较重，在谈话的时候，他总是和人一面交谈，一面却不时地用手摸着他的胡子，并且时常“啥啊啥”的。语气斩钉截铁，从不絮絮叨叨。他有一个口头语是：“嗯，你懂不懂？”
　　袁世凯生活刻板而保守。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午饭后雷打不动要睡一个小时午觉。平时吃饭花样很少，他最爱的菜是清蒸鸭子，爱吃河南特色的绿豆糊糊。袁世凯专用的餐具都比常人的大和长，饭量也相当惊人。他吃东西的速度快，一大海碗的面条几口就能吃完。他只在每年过年时洗个澡，平时就用湿毛巾擦一擦身体完事。袁世凯还喜欢缠足的女人，除了朝鲜籍姨太太是天足之外，其余所有的妻妾都是小脚。
　　袁世凯的儿孙中，最有名的是民间四大公子之首的袁克文，袁克文非常有才华，袁克文的母亲金氏是朝鲜人，袁克文的儿子袁家骝后来成了享誉世界的著名物理学家。家里的女人，经袁世凯口头册封，一、二、三、五四位姨太太，封为妃，六、八、九三位姨太太封为嫔。姨太太之间居然列出三六九等，因此，她们一见到袁世凯，便为此事争吵。袁世凯给她们定了家规，新进门的姨太太要服从早进门的姨太太的管束，但后院“起火”仍是常事，家庭琐事让袁世凯烦恼不已。袁静雪回忆说：“1916年的元宵节，他正在吃元宵的时候，忽然六、八、九三个姨太太为了‘妃’、‘嫔’的名称和他面争，他长叹了一口气，说了一番话以后，便走向办公室去了。从这以后，他就吃不下东西去，觉得食量渐减，精神不振，慢慢地就恹恹成病。”
　　袁世凯称帝有一种说法，是他想改变袁家男丁活不过60岁的宿命，算命先生说，长子袁克定有40年的皇帝命，遂让袁世凯有了称帝的冲动。冲动害死人，随着一个接一个亲信的“倒戈”，袁世凯终没有活过60岁，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了，终年58岁。
　　军阀的家规
　　不知是不是慈禧当国给军阀们留下了可怕的印象，多数军阀都不允许妻妾干预政事。尤其张作霖对“后院”的管理最为严苛，他的家规包括：严禁夫人们干政；各位夫人不分尊卑，一律平等；各位夫人不得聚众闹事，吃饭时自己管自己，不许私自做寿，不许虐待下人，晚间十点以后不许出门；各位夫人按月领工资；子女婚姻不得自主。三太太戴夫人非常漂亮，她弟弟在张作霖的警卫部门工作，仗着自己的特殊身份掏枪打路灯玩，结果被张作霖以整肃军纪为名枪毙，戴夫人后来出家当了尼姑。
　　如果说张作霖严格，那么山东军阀张宗昌对“后院”的管理则是太过松弛。张宗昌搞不清自己有多少姨太太，他经常在逛妓院时看中了谁，就把谁包养下来。姨太太们很少终身制，不高兴就走人，他一般都不拦着。后来娶的一位日本姨太太，不到20天就回日本了。
　　吴佩孚非常律己，他是军阀中很有气节的一位。他主张“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借外债。后来又加了一条“不纳妾”，变成“四不主义”。不过吴佩孚最终还是食言纳了妾，先后娶了妻妾四人，主要原因是想要儿子，但真是宿命，妻妾谁也没能生出儿子。吴佩孚后来过继了弟弟的儿子。吴佩孚是秀才出身，口才出众，仪表堂堂，又名噪一时。1923年一位德国美女对他一见倾心，于是给吴佩孚写了一大堆情书。吴佩孚在弄明白了怎么一回事后，大笔一挥，题了“老妻尚在”四字作答。吴大帅还是第一个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J180
　　寻史清末民初裙带中的军阀
　　联姻是政治人物笼络对手、部属的惯用手段。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袁世凯就是一位这方面的高手，他亲手导演了一起起政治婚姻，其中的主角既有他的部下、亲属，也有他的亲生儿女。仔细梳理袁的家族谱系，可以发现，袁几乎笼络了满清及其后大部分政要以及为数众多的贵族。
　　在钱财方面，袁世凯对待下属一向很大方，这还不够，为了加强北洋集团的紧密联系，他很喜欢采取联姻的方式。在北洋集团中，袁世凯最得力的助手是人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三人中，王士珍为人淡泊不问政事，故袁世凯主要依靠段祺瑞和冯国璋。1900年，段祺瑞原配病故，袁世凯便把自己的养女张佩蘅许给了段祺瑞。张佩蘅的祖父是前清江西巡抚张芾，父亲早亡，因袁世凯夫人于氏只有袁克定一个儿子，于是便将张佩蘅收为养女。张在袁府很受尊崇，上上下下都称她大小姐。把养女许配给段祺瑞时，袁世凯将打麻将赢来的府学胡同一套价值三十万大洋的房子转手送给段祺瑞，段不敢受，袁世凯说：“这是我送给干女儿的嫁妆。”但这套宅子后来给当了国务总理的段祺瑞惹了不少麻烦，袁世凯死后，当年房主拿着房契找来要房，段总理一家子只好搬家。段祺瑞娶了张佩蘅，也同时犯上了惧内的毛病，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张氏大骂丈夫没良心。段就听着，不吱声。
　　后来袁家和段家还曾再度联姻，段祺瑞和张佩蘅的女儿段式巽嫁给了袁世凯的侄孙袁家鼐。袁家鼐早故，段式巽一直随父亲生活，晚年曾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上世纪90年代初去世。
　　民国成立后，段祺瑞留守北京掌管军务，而冯国璋则率部南下镇压“二次革命”。1913年底，冯国璋攻陷南京后被任命为江苏都督。袁世凯最担心手握重兵的冯国璋尾大不掉，便竭尽笼络之能事，恰好冯的原配去世，袁世凯遂将跟随了自己十几年的女家庭教师周道如介绍给冯国璋，并把周当做自家人，置办了一笔丰厚陪嫁。虽然袁世凯意在“和亲”，但婚后冯、周二人却恩爱和谐相濡以沫，几年后周道如因病去世，悲痛欲绝的冯国璋专门为爱妻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葬礼。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想称帝。为了获得副总统黎元洪的支持，他又采取“和亲”的方式，提出与黎家换亲，以黎之女黎绍芳嫁袁的九子袁克久，以袁之女嫁黎元洪长子黎绍基。黎元洪夫人对此极不情愿，勉强同意女儿的婚事，但却坚决不同意袁世凯女儿嫁进黎家。黎绍芳和袁克久订婚时年龄很小，长大后对自己的婚姻不满，念书也没精神，在南开大学预科读了一年就退学了。黎绍芳曾找父亲商量退婚，却遭黎元洪坚决拒绝。绍芳由此长期郁郁寡欢，家人让她去国外散散心，她也没心思，后来竟然发展成精神疾病。黎元洪与夫人去世后，黎绍芳和袁克久结婚，婚后仅一年多，袁克久就纳了妾，而黎绍芳则被送进了疯人院，直到解放后病故。
　　满清贵族一度也是袁世凯极力拉拢的对象。满汉通婚开禁之后，袁世凯得风气之先，立马与满清权贵订立了几桩姻亲：五子袁克权娶两江总督端方的独生女：十三子袁克相娶军机大臣那桐的孙女；七女袁复祯嫁给了陆军大臣荫昌之子荫铁阁。此外，原先订下的婚姻还有次女袁仲祯嫁端方侄子。袁世凯死后，袁仲祯坚决解除了这桩婚约，嫁给了晚清大臣薛福成的孙子薛观澜。据袁世凯三女袁静雪回忆，袁世凯甚至有将自己嫁给满清末帝溥仪的打算，但最后由于静雪的坚决反对而未成。
　　据袁的三女儿袁静雪回忆说，袁世凯常常一两句闲话间就决定了儿女的终身大事，这种轻率的做法往往具有复杂的政治动机。除了上述提到的政治联姻外，袁世凯为袁克定指定了湖南巡抚、大书法家吴大澂的女儿吴本娴；袁克文迎娶的是天津候补道刘尚文的女儿刘姌（梅真）；四子袁克端娶的是天津大盐商何仲瑾的女儿，十子袁克坚娶的是山西督军陆建章之女陆毓秀，十五子袁克和娶的是天津八大家之一张调宸的二女儿张允倩；他病逝时还在母腹中的第14个女儿袁祜祯，后来嫁的是曹锟的儿子曹士岳。
　　这种门当户对的指婚一直延续到袁世凯身后，影响到第三代人。袁克定的长子袁家融，留美回国后娶了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女儿；袁克定的二女袁家第嫁的是苏州三大文人之一费树蔚的公子费巩；袁克文的长子袁家嘏娶的是扬州才子方地山的女儿方初观；袁世凯生前还将侄孙袁家鼐与段祺瑞的三小姐段式巽联在一起。随着袁家的失势，也有过对方悔婚的情况，譬如袁世凯亲信徐世昌就没肯把女儿嫁进袁家。
　　不仅袁世凯与军阀和贵族广泛联姻，各大军阀间也纷纷如法炮制，培植自己的势力。1922年1月，直系曹锟为了拉拢奉系张作霖，将七岁的女儿曹士英许给张作霖八岁的儿子张学思。当时的订婚宴摆了上千桌，轰动一时。但直奉战争时，两位亲家反目成仇，互相大骂。1931年，17岁的张学思长大了不承认娃娃亲，这桩轰轰烈烈的婚姻也就告吹了。
　　军阀间之所以有这么多姻亲可以结成，主要还得益于他们各自都妻妾成群，生子扎堆。中华民国成立后，移风易俗，社会各界逐步推行“一夫一妻制度”。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现象：在知识界、文化界，以及政府的文职官员里面，比较顺利地推行了“一夫一妻制度”（当然有中间状况、有过渡阶段）；而在军阀界、“武化界”，则相当顽固地仍然坚持“妻妾制度”。例如袁世凯妻妾10房、曹锟妻妾4房、段祺瑞妻妾7房、张作霖妻妾6房。山东军阀张宗昌，更是妻妾无数，据可考的数目就达到24位。妻妾生下后代成为他们笼络政治资源的重要手段，也成为民国时期一道奇特的政治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