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是好人还是坏人？魏忠贤的功与过简介介绍

　　
　　明熹宗即位后，魏忠贤开始平步青云，拉开了中国历史上最昏暗的宦官专权的序幕，一时厂卫之毒流满天下。直到明崇祯继位后，打击惩治阉党，治魏忠贤十大罪，命逮捕法办，他才自缢而亡。
　　魏忠贤简介
　　魏忠贤（1568年1627年12月11日），别称魏四，原名李进忠。由才人王氏复姓，出任秉笔太监后，改名忠贤，表字完吾。明朝末期宦官。北直隶肃宁（今河北沧州肃宁县）人。
　　魏忠贤，中国明朝末期宦官，原名李进忠，北直隶肃宁（今属河北滦南）人。出身于市井无赖，父母为街头杂耍艺人或小手工业者，好赌成性，曾卖掉自己的女儿作为赌债。认魏朝作为“干父”而改名换姓（据《明清宫廷秘史》）。后为赌债所逼遂自阉入宫做太监，在宫中结交太子宫太监王安，得其佑庇。后又结识皇长孙朱由校奶妈客氏，与之对食（太监宫女之间的婚配）。对皇长孙，则极尽谄媚事，引诱其宴游，甚得其欢心。泰昌元年（公元1621年），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年号天启。魏升为司礼秉笔太监。
　　明熹宗是个“木匠天才”，喜欢刀锯斧凿油漆的工作，“朝夕营造”，“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他曾亲自在庭院中造了一座小宫殿，形式仿乾清宫，高不过三四尺，却曲折微妙，巧夺天工。魏忠贤总是乘他做木工做得全神贯注之时，拿重要的奏章去请他批阅，熹宗随口说：“朕已悉矣！汝辈好自为之”。魏忠贤逐渐专擅朝政。
　　时东林党人士吏部尚书赵南星，在朝廷中排斥反对派，于是非东林派愤而结交魏忠贤。1624年，魏忠贤遭到杨涟的弹劾，但幸免于难，于是开始大规模迫害镇压东林党人士。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借熊廷弼事件，诬陷东林党的左光斗、杨涟、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等人有贪赃之罪，史称“六君子之狱”，大肆搜捕东林党人。天启六年，魏忠贤又杀害了高攀龙、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人，东林书院被全部拆毁，讲学亦告中止。而负责防守边疆的孙承宗、袁可立等正直大臣也因为接近东林相继遭罢官。至此，东林党被阉党势力彻底消灭，时东林“纍纍相接，骈首就诛”。
　　魏忠贤与皇帝乳母客氏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极受宠信，被封为“九千岁”，自己也在民间养了不少“义子”，如什么“五虎”、“五狗”、“十孩”、“四十孙”等。在其全盛时期，各地官吏阿谀奉承，纷纷为他设立生祠，连著名的辽东巡抚袁崇焕竟也积极参与其中。1627年崇祯帝朱由检登位以后，决定整治朝廷，扫除以魏忠贤和客氏为首的阉党。魏忠贤被迫辞官，发配凤阳府看守皇陵，在途中自知死罪，自缢而死。
　　李自成攻进北京前夕，崇祯帝想起魏功劳政绩，在太监曹化淳建议下，收葬魏忠贤遗骸于香山碧云寺。康熙四十年（1701年）被捣毁。
　　魏忠贤是好是坏
　　一般人提起魏忠贤，总是带着对整个太监阶层的歧视嫌恶，不加思索认定为一个变态反派。先不说历史上的太监本身也是优秀的中国人，且比一般人更坚忍，就是魏忠贤从心理上也算不上真正的太监。他的志趣、胸怀和政绩，不但像十常侍、刘谨、王振这些“同类”不可比，就是梁冀、朱温、严嵩这些同极别权臣也不能望其项背，他是残废版的李世民、朱元璋。
　　魏忠贤是自己举刀自阉的，并且是在已娶妻生女的二十二岁。古人早熟，这个年龄已算壮年，这意味着他已在明朝下层社会以正常人身份打滚多年，熟悉这个社会生活方式辉煌与没落的方方面面。据可靠史料记载，魏“身形长大、资质丰伟”，是什么让这样一个青年愤而自宫？除了秉性坚忍刚烈外，也许是黑暗的社会现实，使他有志不能伸，所以选择了这条古往今来英雄中最另类的一条路。可以肯定的是，魏22岁之前，已积累了指导日后大干一场的想法和策略，和同背景的朱元璋、李自成如出一辙。同时，自阉时他的常人心理也已基本成型，这是他超出同时代及前、后时代所有太监同类的原因所在。魏在自宫后似乎没有马上进宫，又过了十几年不人不鬼的生活后，才终于结缘踏入心目中实施理想、舒展抱负的秘密天堂一一大明皇宫。进宫后他广结人缘，努力工作，直到又差不多二十年后他五十二岁时，结交了皇长孙朱由校，命运之门忽然向他打开了。
　　之后，魏忠贤参与策动宫廷政变扶持朱由校，组建“魏家党”，铲除异已，短时间内掌握了政权。这时也许二十二岁前的理想抱负又在他的脑海呈现吧，他以天才的组织能力和钢铁意志，着手进行了很多改革，把危机重重的大明帝国通过强力有效的组织控制重新稳定下来，把大批各阶层人士团结到周围，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指挥机制，创造了使人印象深刻的一流的行政效率。他也因此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各地官吏士民开始争先恐后递颂德表章，建造“生祠”，在那个没有宣传机制的年代，对他的个人祟拜的热度空前绝后。
　　许多人置疑这是”马屁机制”，我只想问三个“为什么”，一，为什么中国古代其他掌权者包括帝王没有这样的待遇？是没人拍马屁吗？还是本人不愿意？二，为什么单凭拍马屁的就马上提拔、不拍的就马上咔嚓这样一个简单逻辑，他一个太监，能把政治玩这么大这么稳？三，为什么袁祟焕这样清高自许且手握兵权的边疆悍吏，也对他这个“阉人”百般尊祟？有说时势所迫假谄媚以保命，那袁对祟侦难道不刁，以致见杀？有心读史的话，上面三个问题都是不难回答的，很明显，在那个风雨飘摇内忧外困的时代，恐慌中的普通吏民都把希望寄托在魏这个能强力凝聚人心的统治者身上，以致于连天子都忽略了，当是时也，这个曾因欠赌债愤而自阉的人，可说成了大明朝的绝对偶像与领袖。至于后来魏败后的下场，中国人历来墙倒众人推，不值讨论。
　　魏忠贤这个人，由于他和控制舆论的文官集团的矛盾，他的坏处被无限放大了。其实，魏忠贤在事关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上，还是很讲原则的。
　　1。皇太极猛攻锦州时，袁崇焕与监军纪用一起下令不许出战，任凭赵率教在锦州苦苦支撑，在锦州破在旦夕的时刻，满桂公然违抗袁崇焕的不抵抗命令，主动出击，冒死以救锦州。宁锦大捷后，魏忠贤论功行赏，升了血战有功的满桂、赵率教的官，而罢免了畏敌避战，不救锦州的袁崇焕。魏忠贤并没有因为这位一心热衷于议和的袁崇焕在宁远城给他修生祠而放过他在宁锦之战中的怕死避战之罪，也没有因为毛文龙上书力保和他作对的东林党人而处分毛帅，这也是为什么天启朝后期关外局势一直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原因。
　　2。天启朝最大的战争失利，是袁应泰丢掉辽阳。而袁应泰之所以被起用，是因为之前的督师熊延弼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弹劾，当时魏忠贤还未掌权。辽阳失陷后魏忠贤查办了许多当初弹劾熊延弼的文官，固然有打击文官集团的私心，但是这些文官书生误国，也实在该碎尸万段。而后魏忠贤立刻起用熊延弼为兵部尚书，之后王化贞失陷广宁，同在关外的熊延弼也受到株连，被传首九边。这里熊延弼是受到王化贞的拖累而被杀，虽然他是由魏忠贤主张上台的，但九堂会勘定案，实无免死之理，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3。魏忠贤接连起用的兵部尚书赵南星、孙承宗及兵部左侍郎袁可立等，都是直臣、能臣，而且是和自己作对的，但魏忠贤在边关大事上还是容忍了这些清流官员；只是到了天启晏驾前为了抢班夺权的根本利益，才临时起用了自己的私人崔呈秀，才匆忙让自己的心腹刘廷元替换掉屡与自己作梗而将要去南京赴任的兵部尚书袁可立，这些至少说明魏忠贤也是爱国的，甚至有说法称崇祯皇帝在亡国前又想到了这位已被自己赐死的魏忠贤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4。从经济方面来看，东林党反对向士绅纳税，反对向商人手工业者和矿主纳税，代表了大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矿业主的利益。但这实际上变相使帝国财政匮乏。而魏忠贤执政几年，坚定地延续了万历的矿监政策，极力向中上层征税，使帝国不至于被财政拖垮，崇祯上台重用东林党，撤销了这一政策和加征三饷反而从侧面肯定了这一政策的可行性。
　　5。没有证据表明魏忠贤在执政时有过侵害百姓，肆意杀民的行为，和刘瑾、严嵩等人相比贪得实在不多，就算相比权势也没有多大，况且执政时间也不过区区三年多，要说为祸甚烈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6。魏忠贤还向国家捐款，用自己的私产资助辽东战事兵器马匹等物品。辽东巡抚袁崇焕疏称：“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业已铭刻金石，无容职赘。至其身任边事，誓图恢复，枭灭逆虏，任用刘应乾、陶文、纪用等，而关内外御敌之伏甲、军器、马匹、悬帘等项俱以家资置办，日逐觧来，又助军需。臣方一意巡缉严警，诸营将吏不敢贪懦营私，不敢馈遗隐串，改虚为实，化贾为真；易怯而勇，以有今日。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通侯之世赏宜也！”
　　《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卷十二》
　　7。两浙受灾，魏忠贤主张，免除为皇家输送物品的专营户向内库交纳的孝敬费用。征用物品入库，须交纳小费，以便验收合格，这是明朝管库太监创制的恶例。废除这个恶例，魏公公也算多了一件德政。
　　甲字库是保管染料、布匹、中草药的部门，里面存放的物料，都是由江南一带“岁供”上来的，内廷各监（二十四衙门）要是有用到的，就可奏准领取。
　　这地方看似平常，其实是金字塔下层一个很不错的阶梯。因为只要管物，就有贪污、勒索的机会，皇帝也不可能在这地方安置一个千里眼实时监控。有了贪污的可能，就有了结交上层的资本金，路从此就活了。
　　皇家内库的猫腻，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大太监得了好处，他不会说的。皇帝高高在上，也想了很多办法禁止内库贪污的弊病，但他想不到，宦官为了贪污能聪明到什么程度。《明史》上说：“内府诸库监收者，横索无厌。”这就是说，内库保管员的好处，不光是能够直接从库里拿，还可以额外索取。宫里的物品，一般是指定专业商户来提供的，这叫“解户”。解户运送供物来入库，管库宦官可以在质量上卡你，说不合格就不合格，你得另外再去置备，折腾死你。这小小的权力，这么着就能变钱交了钱，就让你顺顺当当入库
　　这甲字库，是个索贿的好地方，在明代这是出了名的。史载：“甲字、供用等库，各处官解进纳一应钱粮，被各库各门内官、内使等人指以铺垫为名，需索面茶果、门单种种使用，致解户身家倾毙。”这里提到的所谓“铺垫”，就是勒索的方法之一。
　　明代设立内库，仓库保管员由宦官担任，是一大发明。而这些仓耗子，同时也发明了形形色色的来钱之道。比较主要的两种，就是“铺垫”和“增耗”。
　　铺垫，始于嘉靖年间，是指内库在接收商人所交的物料时，要求带有相应的包装、垫衬等物。这只不过是个名义，实质是伸手向商人额外要钱。这数目，可不是个小数，商人往往承受不起。宦官就把他们锁住拷打，或者捆起来在烈日下暴晒，直到答应行贿为止。有的商人实在交不起，被逼破产，上吊投河的都有。
　　增耗，这个法子是跟地方官学来的，即收东西的时候，要求比原定数量多出一部分，作为抵顶损耗之用。若多收百分之几，倒也不奇怪，但是明代内库的增耗大得惊人，白粮一石，公然加到一点八石才被收下，各项物料有被迫纳贿四百两银才得以入库的。正德朝时，纳米一百石，要加增耗银六十至九十两；到万历年间，加耗更高达十倍，江南白粮解户，鲜有不破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