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震动大唐的谋杀案，如何改变了白居易的。。。

　　1：
　　唐代自安史之乱后，地方割据势力越来越根深蒂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与中央相对抗。不仅政令时常不出中央，连皇帝有时也不得不到外地避难。
　　唐宪宗李纯有心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藩镇势力。主张用武力平定地方割据势力的宰相武元衡，力推朝廷拿盘踞在淮蔡的节度使吴元济开刀。
　　此时，势力范围毗邻吴元济的淄青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感觉到有些不妙。尽管朝廷一直对他的拥兵自重采取绥靖政策，但此刻中央军用兵讨伐吴元济，难免让他有唇亡齿寒之忧。
　　李师道是当时占地最广，势力最大，态度也最为跋扈和狡黠的一个方镇。别的节度使需要邀宠固位，通过讨好中央来巩固个人势力，但李师道不用这一套。
　　他的地盘包括了十二个州，并占有今天山东沿海一带，得尽渔盐之利，有人口三百多万。这个独立王国自李师道的祖父、父亲、兄长，传到李师道已经历四世，堪称根基牢固。他们擅地自专，文武官员向来都是自己任命，也从不向朝廷上交贡赋。
　　说白了，不知中央为何物。
　　越是习惯土皇帝的日子，就越是害怕改变现状。李师道敏锐地感觉到朝廷中有一丝不同往日的氛围。
　　宰相武元衡是积极主战派，主张用兵讨平叛乱，不能姑息养奸。御史中丞裴度受命到前方视察，向皇帝汇报情况时，也主张对藩镇用兵。这两人深得唐宪宗的信任。
　　李师道感觉，应该做点什么来阻止中央强硬派的抬头。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三日凌晨，有刺客潜入京城，一举杀死了武元衡，击伤了裴度。刺客还现场留下纸条，上面写着：“毋急捕我，我先杀汝！”
　　谁敢抓我，我就灭谁。气焰十分嚣张。
　　这起罕见的恶性政治事件引起京城大骇，朝野震动。
　　而其幕后指使者正是李师道，是地方割据势力企图以卑劣的暗杀手段阻挠中央以武力削藩的决心。
　　事情发生后，朝臣们大为惊恐，纷纷给自己找保镖，保命要紧。至于“国辱臣死”这样重大的、政治不正确的事件，反倒不见有人敢站出来追查和讨伐。
　　2：
　　白居易，一名闲官，此时不合时宜地站了出来。结果，原先缄默的朝臣们也都站了出来，不是跟着他呼吁早日缉捕凶犯，而是呼喊着要拿白居易问罪。
　　这是怎么一回事？
　　最爱君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白居易。这一年，白居易43岁，人到盛年。他母亲四年前去世，所以他刚丁母忧服满后补官不久。
　　由于朝中没有人援引，他只是得了个闲官太子左赞善大夫，即所谓“宫官”，太子宫内的官，不管实际政治上的事。
　　在母丧之前，他曾任翰林学士、左拾遗，是皇帝的近臣。向皇帝提建议，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习惯。
　　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做过官，所以他也算出身官宦之家。但在唐代，除贵族和高品官外，官员并不能给后代很多庇荫，其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也会有很大的升降变化。在父亲去世后一段时间，白家的经济状况就一度陷入窘境，当时家于符离（今属安徽），因遭遇江淮水灾，白居易不得不往长兄白幼文任职的浮梁索米求救。
　　家贫多故，衣食维艰，前程如梦。可以说，白居易的青少年时期过得还是相当愁苦的。
　　他后来追认北齐五兵尚书白建为自己的近祖，实际上是瞎编的。目的是在注重门阀的时代，以此自高其种姓与门第。但他如此在意自己的出身，不惜附会世系，杜撰郡望，可能也与青少年时期作为寒族子弟的不愉快经历有关。
　　只有在科举路上顺风顺水的时候，白居易才会不无自得地强调，他完全没有背景，没有人脉，全靠实力取得成功。
　　多年后，他在给好基友元稹的书信中，回忆当年为考进士到底有多拼，白天和黑夜都在读书，废寝忘食，以至于内分泌失调，口舌生疮，皮肤无光泽，年纪轻轻就齿发衰白。
　　命运总会眷顾拼命的人。
　　唐代考进士很难，有句俗话叫“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29岁，白居易就考中了进士。这是相当了得的成就，以至于他一度自夸“十七人中最少年”，在同时考中进士的十七人里面，他最年轻。
　　此后，他的考霸地位不可撼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三登科第”，顺利得到官职秘书省校书郎。经历多年的困顿漂泊后，终于在京都定居下来。
　　3：
　　宰相武元衡被刺后，白居易不顾自己东宫官的身份，第一个站出来上书言事，亟请捕贼雪耻。
　　后来，他解释自己为什么要站出来，说：国辱臣死，这样前所未有的事，就算职位再卑微，也不当默默，而应倍感痛愤。
　　其实，早在六年前，白居易就对包藏祸心的李师道有过看不过眼的事。当时，李师道奏请用私人钱财收赎太宗朝名臣魏徵的旧宅，以此为自己树立形象，捞取政治资本。唐宪宗未能识破李师道的用心，宣称“甚合朕心”，并让时为翰林学士的白居易撰写《与师道诏》。
　　白居易则借写诏书的机会，表达了他的意见。他说，魏徵是先朝忠臣，其宅第是唐太宗特赐，李师道是什么人，竟有资格收赎魏徵旧宅？他建议，收赎魏徵旧宅这件事，不能让李师道参与，而要中央以官钱收赎，归还魏徵后人，以表彰忠臣。
　　史书记载，白居易的意见最终被采纳。这才避免了世代叛逆的李师道，出钱为忠臣魏徵的后裔济穷这么讽刺的事情发生。
　　然而，这次面对李师道指使的刺杀宰相案，朝臣们的所作所为却远远出乎白居易的意料：他们对于刺杀案“默默”，对于白居易的仗义多事却相当“痛愤”。
　　他们安在白居易身上的第一个罪名是，宫官不当先谏官言事。就是说，谏官没讲话，他却先讲，不应该。
　　这基本是一条莫须有的罪名。白居易后来申辩说，“朝廷有非常之事，即日独进封章，谓之忠，谓之愤，亦无愧矣！谓之妄，谓之狂，又敢逃乎？”
　　意思是，我自认所作所为出于忠愤，你们说我狂妄，那也无所谓，但要以此给我加罪名，确实就过火了。
　　然后，平素憎恶白居易的人，拿他四年前刚去世的母亲做文章，给了他另一条罪名：伤名教。
　　这些权贵诬陷“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
　　名教，即是以忠孝为核心的封建礼教。这种恶毒的毁谤，正在于构陷白居易犯了有悖人伦的“不孝”的大罪。
　　白居易的母亲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确实是堕井而死。不过，白居易对母亲十分孝顺。他当年高中进士后，未参加完长安城的一系列庆祝仪式，就赶着回家，为了将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母亲。
　　权贵的中伤，使得白居易有口难辩，悲愤莫名。
　　最终，白居易遭到贬官。先是叫他去做长江以南边远地区的刺史，接着，一个叫王涯的中书舍人落井下石，说白居易的罪太大，不宜作一州之长，于是追回前诏，改作了江州司马。
　　4：
　　这次遭贬谪的经历，几乎完全改变了白居易的人生走向。
　　在谪迁中，他常常以“忠而被谤”的屈原、“明时见弃”的贾谊自况，可见其承受的冤抑与忧愤是何等深重。
　　那么，朝中权贵为什么要集体为难白居易呢？
　　这得从他从政后犀利的政治态度说起。
　　经由科举进入仕途的白居易，起初是幸运的。他以卓越的文学才能蜚声朝野，很快就被擢居皇帝近职，能够以左拾遗和翰林学士的双重身份参与朝政。
　　唐宪宗一开始对他很赏识和信任。他提出的一些刷新政治的举措，也得到了采纳。
　　他干预时政的手段，除了谏章、廷议之外，还有大量的政治讽谕诗。
　　或许，正是这些讽谕诗，使得白居易四面树敌。他后来在给元稹的信里说：“闻《秦中吟》者，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
　　这些讽谕诗太犀利了，几乎把权贵朝臣都得罪光了。
　　人家写诗，多的是风花雪月，而白居易却写成了匕首投枪。终于，他也为自己的不为身谋、不识忌讳、勇于言事，赌上了政治前途。那些曾被他指名道姓公开抨击，或曾以某种类型的恶德出现在他诗中的政敌们，逮住机会，联合起来，让白居易有多远滚多远。
　　官场险恶，人过四十的白居易才算第一次深深地领教到。而且，更让他绝望的是，明知官场险恶无理，没有背景的人永远无能为力。
　　他的思想，在经历此次贬谪后，急遽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他在诗中，写尽了这种无奈而现实的转变：“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带有浓厚的明哲保身的色彩，跟他先前犀利的讽谕诗相比，感觉像是两个人写的。
　　于是，积极干预现实的讽谕诗逐渐写得少了，释愤抒怀、怡情适性的感伤诗，特别是闲适诗日渐成为白居易诗歌创作的主流。
　　是的，人家赏识你，是希望你的歌唱得跟夜莺一样动听，不是希望你来充当饶舌的啄木鸟。
　　当白居易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此后，尽管他重新得到起用，三任刺史，两度回朝担任要职。但是，他平淡处之，绝不恋栈，甚至辞去刑部侍郎这个炙手可热的位置，主动提出分司东都，即到洛阳做一个没有实权的养老官。
　　学术界通常把元和十年的江州之贬，作为白居易从前期的积极用世“兼济天下”转向后期的知足自保“独善其身”的分界线。这是极有道理的。
　　5：
　　最爱君读白居易的传记，时常替他感到惋惜。一个奋进有为的中青年干部，怎么就慢慢变成了一个闲适无为的老干部？
　　在唐代诗人排行榜前三甲中，白居易是最有从政条件和能力的一个。正如许多学者所论，李白有巨大的政治抱负和文学才华，但不谙封建体制之规则，且志傲性绝，无法适应统治集团的运行规则；杜甫同样具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且有奉儒守官的家世背景，但性情敦厚，“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白居易的政治理想和识器，跟李杜很接近，而政治能力高出李杜一大截。
　　按照正常的路径设计，白居易应当属于政治，属于朝廷，完全有条件以匡时济世为终身职志。
　　但是，江州之贬后，他逐步修正自己的人生轨道，在政治上几乎自暴自弃，不像早年那么勇于任事，敢于直言，自觉地与朝政保持心理距离和空间距离，实施一种自保全身的策略。后人评价，说他“晚年优游分司，有林泉声伎之奉，尝自叙其乐，谓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基本上，就是一个有钱有闲、镇日作乐的老干部形象了。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57岁的白居易写了一首名叫《中隐》的诗，里面有句子：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诗中所申述的，是坦诚得近乎露骨的贵族阶层的生存哲学。这种生存哲学，为官而不太作为，圆融而近于圆滑。
　　初读这首诗，最爱君对晚年白居易还是挺不屑的。你有本事直接学陶渊明辞官归隐，不然就学屈原抗争到底，搞这种中庸的路线，深得传统文化的毒害，跟当年那个犀利的中青年干部已经形同陌生人了。如果晚年白居易遇上青年白居易，他会不会一点儿也认不出来了？
　　但是，随着对白居易身处时代的政治环境的进一步了解，最爱君对白居易的人生选择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他曾经努力过，试图改变命运，改变社会，改变政治，但他失败了。他曾经踌躇满志，发起新乐府运动，希望改变一切不合理的现状，但他失败了。他在失败中认识到，那个年代，固化板结的政治局面，包括党争倾轧、宦官专权、藩镇割据，这些都不是他一个白居易能够改变的。
　　白居易的失败与退化，实际上不应当认为是他的错误，而是时代的错误。
　　一个人当然要奋进拼搏，但能否有所大作为，还要考虑历史的进程。当时的历史进程，显然不适合白居易这样的人有大作为。
　　他晚年炫耀家妓，沉溺声色，被认为“忆妓多于忆民”，也不应被简单鞭挞为“好色无良文人”。毕竟，那个年代，文人狎妓，是风流而不是下流，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批判古人的世界。更何况，他的纵情声色，也是出于逃避政治的需要。
　　一个人在从政的道路上，可以有所选择。可以选择作好官，可以选择作坏官。可以选择不畏权势、洁身自好，可以选择卑身屈节、同流合污。白居易始终没有选择后者，无疑是一个正直的文人士大夫。在当时的官场上，像他这样超脱不站队的选择，同样需要莫大的勇气。
　　白居易死于会昌六年（846年），享年75岁。死前一年，他对自己晚年风情不减、尽日游嬉有过反思，说“事事皆过分，时时自问身”。
　　那个时候，老诗人应该会想起，他刚步入仕途，在京城租下宰相关播住过的宅子。宅子的东南角有一丛竹子，是当年关播手植，经过白居易重新修剪打理，形成了一片清幽的环境。随后，他写了一段文情并茂的文字《养竹记》：
　　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树为庭实焉。
　　竹子，也是初入仕途的白居易的一种自况。
　　终其一生，尽管他有过后悔，有过失败，有过转折，有过颓废，但他可以说，无论身处顺境逆境，都做到了中立不倚，节概凛然，就像竹子的品质一样。
　　这，或许才是白居易最可贵的地方。